十六个村庄的白夜
决定是在头天上午党委会上做出的。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小时里形成的意见，竟然在第二天把十六个村的两万八千口人，推进了喧嚣无眠的长夜。
作为乡党委书记，我主持了当天的会议。从我坐的地方望出去，可以看到数十米长的甬路尽头，如果没有那堵影壁遮挡，就能看到309国道，但我没有心思注意外面的事情。我的心思全在即将开始的会议上。
那是一次党政联席会，在三间平房里召开。由于地面返潮，屋里常年充斥着一股霉味。老鼠从破败的金纸吊顶上爬过，弄出窸窣的响动。议题敏感而诱人。大家情绪高涨，各抒己见，赶走了满屋的清冷。
结果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形势变化了。从我和乡长就任的那天起，不到一年时间，对九个村的两委做了调整充实。一切顺利平稳，生机勃显。丰盈的秋天已过。农民卖掉余粮，手里有了钱，像土地一样闲下来。征收超生子女费的时机成熟了。
全县“清理四术”(“四术”即四种手术：上环、流产、引产、结扎)集中活动拉上了帷幕。那些做了输卵管结扎的妇女，得到了乡上和村里送来的红糖和鸡蛋。个别村还有现金补助。她们的生育使命告一段落，躺在家中，守着身边的孩子，等待刀口愈合和身体复原。她们盘算着，与其躲不过罚款，不如来得早些，那样，可以安心过一个平静的春节了。
这就是我们决定征收超生子女费的背景和理由。
以前全是零打碎敲，对超生对象构不成威慑，导致征收困难。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罚款标准成为趴在纸上的数字，难以实际兑现。强制性规定有演变成讨价还价的可能。法规是不应该被打折扣的。改变势在必行。乡村干部的观念需要改变。他们需要强心剂，需要在疾风骤雨般的行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但除了割肉(结扎)疼，就是拿钱疼。对大多数超生对象而言，这次既要割肉，又要拿钱。毕竟不同于早年了。那时可以在两者之间选择。时过境迁，执行政策的力度加大了，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同时面对手术和罚款，要接受或日忍受。
正如前面交代的，征收罚款的事不到一个小时就定下来了。天时、地利具备，还需人和。人和不可能，除非有一次蜕皮式的磨炼。请客吃饭达不到目的，切断村干部的后路成了关键。需要一个缺口，或者支点。届时，所有村干部，特别是十六个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将无法后退，他们只能向前，只能身不由己登台表演。
前提是必须要一座房屋的屋顶落地。撂倒它，撂倒它！信心和力量在房屋落地时，才会迅速升起。
我们的目光落在一个小村上。
村里的一个年轻木匠，生了两个女孩，他的妻子被证明在夏天怀上计划外第三胎，一家人从此悄无声息地从邻居和村人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们家的大门整天关着，以后又整天锁着。这说明他们开始是深居简出，后来躲出去了。我不怀疑村干部的知情和放任。这种情况常有。毕竟要在一个村里住一辈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情有可原。这一次，我倒非常希望村干部能将行动的消息透露给他们。如果她同意引产的话，房屋就能保留下来，否则，只能表示遗憾。
在召开党委会之前，我委派两位同事往木匠家去了一趟。院门依然紧锁，锁头已经锈死了。透过门缝，他们看到院内芜乱的久无人居的景象。他们猜想主人至少半年没有回来了。他们见到了村支书，交代了乡里的打算。支书默认了。为防中途生变，我让他们两人晚饭后再一次去了村里，一是看看木匠回来没有，或许一切犹可挽回。二是再见村支书一面，让他调动各种关系，找到木匠，设法做通他的思想工作，把房子留下来。盖一座房子谈何容易！三是若无改变，行动将如期进行，明天百余名乡村干部参加拆房现场会。箭在弦上，势在必发。届时，我们将不再希望他回来，而是希望他不回来。
我了解村支书的性格。一个有着多年治村经验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行动的后果，但服从乡党委决定是职责要求，是起码常识。他没有金盆洗手的打算，所以，与上级党委保持一致尤其重要。木匠的行为令他气恼。他做过他的工作，对方却不买他的账，让他丢了脸面。他不是不清楚，撂倒一座房屋会种下怨恨，但更清楚，此举对他的未来管理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照此推断，一座房屋的命运其实在很早就注定了。我们选择了这位村支书，他也选择了我们。我们的目光在同一座房屋上聚焦并交汇。
P1-3
2009年，《美文》杂志以“我的沉重的纪念碑”为总题，刊发了我的反映农村计划生育阶段进程的系列之作。这一年，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敏锐地感到时间的宝贵和逝去的迅疾。当我写作时，它回退到1990年代，当写作暂停时，它又恢复了一往无前的流淌。我的人生和生活呈现了前进与后退的往复幻变。
明眼的读者看得清楚，这个系列中的叙述者“我”并不决然等同于现实的我，他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有时候部分是，有时候全然不是。“我”实际上是他和他们的代言者。不是要故弄玄虚，而是题材使然。内容总是先决地行使着它对形式的支配权。
我在1990年代的乡镇工作了六年，应该说对当时乡村工作、生活的主流是熟悉的，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是无可回避的重要内容，抑或主要内容。它在我的文字中得到反映是必然的，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然而，欲丰满厚重地支撑起这一题材，我的经历和经验尚显单薄、狭隘和不足。好在那个时候，全国几乎所有乡村无一例外进行着相同的工作。从宏观上打量，结局似乎千篇一律，从小的方面审视，从每一个个体情况观察，却又千差万别。不必远搜，身边同事和朋友就能提供许多新鲜的前所未闻的素材。因此，分享他人的故事和体验，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我”以不同身份，从不同视角讲述自己的闻见，尽可能使叙述客观、平和、准确。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个最佳选择。
这次写作始终伴随着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它不像以往的写作，带给我放松和愉悦，相反却带来紧张、疲惫、困顿、窘迫、尴尬、压抑、忧虑、愧疚等种种复杂体验。那些原本隐没沉寂于时间深处的事件，形象模糊死灭的人物，在形成文字的当儿全都纷纷显影，重获新生，报以遥远而迫近的回应。重述历史，需要与最初经历时一样的呕心沥血和煞费苦心。我感慨万端，思虑难眠，为他人，为自己，为当年。那时的我不仅纯粹、坦率、认真，而且无私无畏，激昂慷慨，大义凛然。
首篇《十六个村庄的白夜》刊出之后，我最先得到的不是讲述的快感和收获的喜悦，而是朋友、同事传达的忧虑。他们为我捏了一把汗。刊出篇目持续增加，更多的人开始为我担心。他们认为我闯入了禁区，涉足了以往少有人涉足的领域。许多当事人被激烈的声威浩荡的计划生育运动裹挟而噤若寒蝉，有的不具备言说的能力和条件，保持了沉默。他们普遍表现为回避、隐忍或麻木。他们没错。回忆和言说只能触痛灵魂，带来耻辱和二次伤害，从另一种意义上讲，选择沉默和遗忘等于选择疗伤和自救。他们需要。我心存隐·陇，但叙述和写作的欲望始终不灭。我在思忖，所谓禁区是否真的有？它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人的心理幻觉？我相信他们的担忧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出于对一项基本国策反观审视时的小心谨慎，出于对过往经历的心有余悸，而非当下现实的触动和映照。
“我的沉重的纪念碑”系列，反映了计划生育政策下人尤其是广大育龄群众在彼时彼地的生存状态。“我”道出了真实。一个讲了真话的人，不必忧心忡忡，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历史需要真相。时代需要真话。随着写作的推进，我的信心和胆量与日俱增。题材经受阳光、获得生命并日渐强大，反过来赋予作者自信和勇气。《十六个村庄的白夜》后来入选“2009河北散文排行榜”，《我梦见我有一千间新房》入选“2009中国散文排行榜”，《偏锋》入选《散文选刊》“2009华文优秀散文排行榜”，《穿越十三年的刀光》入选“2010中国散文排行榜”。编辑、选家、评论家及有关方面给予这组文字以关注、肯定和荣誉。编辑培植了它，而后是读者的接受。我发现，只有突破心理禁区，才会感到写作的道路如此宽广。
现在，我想说出在这个系列中没有说出的话：在中国实行了四十多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是历史和现实的抉择。这一抉择同样是无奈、必须和必然的。它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对世界做出了巨大而悲壮的贡献。不可否认，为了实现控制人口的目标，数以千万计的家庭做出奉献和牺牲。对那些家庭和个人而言，其奉献和牺牲同样是巨大和悲壮的，是惨痛和沉重的。那些损失和伤痛终生不灭，无法修复和弥补。这个遍及全国乡村角落的巨大群体(存在于城镇的群体在此不论)，是在生育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生育欲望与国家政策激烈矛盾冲突中存在的生命悖论，表现为自身深刻的悲剧性。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忘记这些人，忘记这些牺牲，忘记他们支付的青春、感情、伦理、道德、生命等经济的、精神的、物质的、身体的和社会舆论的代价。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几乎每一个家庭，影响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现在和将来一个时期，仍将继续发生着深刻影响。有关此进程，以及此进程中发生的一切，不应该只是政策制定部门没有感情色彩的条规文本，不应该只是主管部门、统计部门、人口调查部门、卫生部门、公安部门等干巴巴的数据列表。它们不能取代人的挣扎、付出和牺牲，不能取代人性剧烈反应的事实。没有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多么不符合历史事实，多么不近情理，因而又是多么不公正。说出真实，成为亲历者的应有担当和无可逃避的责任。我相信，一切今天的存在，都能从历史中找到原因，换句话说，历史早已为今天的现实确立了方向，埋设了路标，铺就了道路。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惊人的进步，某些答案早已写就。美好，痛苦，曲折，甚至折腾，犹如一粒粒坚硬石子，无可选择地筑进了历史不断延伸的路基中。
2009年12月，这个系列在《美文》上走完了部分历程。2010年上半年，我继续了这个题材的写作。《百花洲》2010年第5期和2011年第4期分别刊发了其中的三篇，《天涯》2011年第5期刊发了其中的一篇。现在，我决定把后续的四篇和早些时候写就的一篇，悉数收入这个集子。它们展现的是同一内容，承续了统一风格。它们遵循共同的原则：真实存在，客观叙述。个体经历。我有意将对于政策的认知、评论和那些故事分开。虽然它们有着内在联系，却决然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更不是一回事，因而不能把它们等同看待。 现在，作为一本书的写作，它已经结束了，然而，就此一领域的写作而言，只是一个开始。我深信写出的只是极其有限的故事，是这类故事中的沧海一粟。不会有人怀疑，它的存在多到举不胜举，数不胜数。而每一个故事，无不通向家庭和个人，无不隐含着人生的离合悲欢，生命的跌宕起伏。有些可以为外人道，有些则无法对外言说。三十年积累下的同一题材的故事不止是一座冰山，把它比作一座喜马拉雅山都不为过。
《以右臂的代价》由桑麻著，讲述一个基层计生干部，对于1990年代农村基层生育状况的观察和描述。《以右臂的代价》通过对二十个生育故事的叙述，以特有的近距离视点，不同的言说切入角度，详尽细致的笔触，写实与想象结合的风格，描画了一幅乡村生育的画卷。 研究当代乡村生育观念的现状和变化，具有第一手资料价值和和类于田野调查的认知意义。
《以右臂的代价》是第三届冰心散文奖得主最新作品！
贾平凹主编《美文》杂志·桑麻专栏“我的沉重的纪念碑”首次结集出版！
讲述一个基层计生工作者眼中的计划生育进程
俨然是当今乡村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的生动记录。酷烈、坚硬的现实感本身即令人震撼且沉思。——著名作家陈忠实倾力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