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文人可以写文章，经国治天下；武将

可以去打仗，建立不朽功勋；贩夫走卒挣钱养家，把日子过得不那么辛

苦，自然也是一种；刺客们则只能采取极端的方式，刺杀或劫持，这是他

们的事业，也是他们的宿命。立山的《九刺客》中将为您介绍先秦刺客们的生平事迹、理想与幻灭。

立山在《九刺客》中通过实地走访和查证资料，还原了要离、曹沫、朱亥、荆轲等先秦时代九位刺客的悲壮人生。

刺客在《九刺客》作者笔下不再简单地被定义为凭蛮力复仇的小人物，而是具有了爱恨情仇交织的复杂人格。作者通过追寻他们的足迹、想象他们的内心，探讨了他们在那个大时代中的理想与幻灭。

开篇：“小人物”与大时代

曹沫：劫持者的身份谜团

专诸：刺客之道的开创者

要离：一个刺客的罪与罚

组麂：杀与不杀的两难抉择

豫让：当复仇成为一种仪式

聂政：刺客“变形记”

朱亥：配角的精彩人生

荆轲：个体与国家的纠缠

高渐离：刺客之道的极致与终结

把曹沫列入《史记·刺客列传》是不是一个误会?

2010年秋天，当我路远迢迢赶赴东阿古城遗址时，这个疑问始终在心头萦绕，挥之不去。东阿古城，春秋时称为柯，是齐国西鄙的一座城邑。两千六百多年前，鲁国人曹沫来过这里，并且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劫持了春秋五霸的第一霸主齐桓公姜小白。

但劫持终究不是刺杀，曹沫达到了目的之后，就放了姜小白，后者毫发未伤。严格来说，曹沫充其量只是一个劫持者，算不得刺客。既如此，司马迁又为何把曹沫归入刺客之列呢?徘徊遗址之侧，眺望远村烟树，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曾经繁华的城僻处于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如今只剩一道两百多米长的城垣，隐没在茂密的树林和玉米田中，当地人称之为“古城岭子”。说是城垣，其实不过长长一道土墙，经年风雨，又加之当地人不断取土烧砖，许多地方都现出坍塌的痕迹。1998年阳谷县政府所立的“东阿古城”石碑也已倒伏地上多时，落木萧萧，颇有凄凉之感。

曹沫来到柯邑，是在公元前681年，身份是鲁国的将军。他此番跟随鲁庄公姬同来到齐国的这个地方，是为了与齐桓公姜小白会盟。

作为一种盟誓活动，会盟起源非常早，据说在遥远的夏代就已经出现。《左传》记载，治水的大禹曾在涂山召集万国相会，大约就是早期的会盟。此后，会盟逐渐成为一种国际外交礼仪，在春秋时期尤为盛行，至战国时期，随着成文法的逐步颁行，才渐趋消失。会盟的目的大约很多，比如小国寻求联合御敌、大国仗势胁迫小国听从自己的号令等等。

柯邑之盟，基本可以算作后者。那时，实力日渐强劲的齐国正在通往霸主的路上一路狂奔，几年之内，三败鲁国，鲁国为求自保，向齐国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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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与大时代

小时候看古装剧，最觉激动的画面，是月黑风高之夜，蒙面人飞檐走壁，悄悄入了某座府第，然后忽然有人大喊一声：“有刺客!”

据说少年们最容易被某些反面的角色所吸引，做游戏时争着去扮演，比如小偷、海盗、妖怪等等。我小学时一心要学武术，以致说服家人，差点儿退学跟着一个武术班子去四方卖艺，恐怕也是受了这蒙面刺客的影响。

后来读《史记·刺客列传》，才知道刺客原来并不需蒙面，也不必专等夜晚才发起行动，他们甘冒生命危险而前往行刺，也并非为了某些实际的收获，比如钱财、官职，抑或美女。刺客们追求的是另一种东西，具体是什么，我一时想不明白，但司马迁似乎说了，是“义”。

我读中学的时代，常常从书本杂志或者老师口中得知，“哥们儿义气害处大”，所举事例自然也都是极反面的，打架斗殴以至伤人夺命等等。这导致我很长时间内，一看到“义”字就产生罪恶感。这句话现在似乎很少有人说了，不知道是不是教育终于提升了孩子们的素质，他们已经不再讲义气了。

但《史记·刺客列传》依旧是我最喜欢的篇章之一，每次阅读，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那些面目模糊的刺客们根本不曾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过，他们属于另外的世界。那的确是另外的世界了，中国的先秦时代，春秋战国，遥远得就像梦境，隔膜得令人难受。这感觉积累的日子长了，忽然有了冲动：到刺客们行走过的土地上去走一走，看看古迹，听听传说，即便看不到也听不到，也可以想象一下。

寻找哪些刺客的踪迹呢?起初的目标，是司马迁笔下的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后来又增加了几个：要离、组麂、朱亥和高渐离。这四人中，高渐离本已出现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但不具备独立性；其余三人，其记载分别见于《吴越春秋》、《左传》和《史记·信陵君列传》，把他们列入名单，是因为其生平事迹与曹沫等五人十分相似，当然，这也是相对公认的看法。

正是在这一路走读的过程中，我对先秦刺客的看法逐渐清晰起来。

他们有很多不同点，比如长相、性格，比如最终的结局：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还有人视成功为失败……正是这些不同点使每一位刺客个性鲜明，洋溢着独特的魅力。

他们更有诸多共同之处。比如，他们大多出身寒微，做刺客之前一直挣扎于底层；比如，他们都有着必死无生的勇气，面对强大的对手，一往无前；又比如，他们都视名誉为生命，甚至高于生命，信守誓约，绝不背信。司马迁无疑怀着崇敬之情写下了他们的事迹，并给予了极高贵的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著名的武梁祠汉画像中，描绘了九位刺客中的六位，分别是曹沫、 专诸、要离、豫让、聂政和荆轲，他们与一众烈女和忠臣出现在同一组 图像中。学者巫鸿先生认为，这些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列入同一装饰区 域，是因为他们都联系着一个中心主题，那就是‘忠君’的观念。画像 中的大臣是辅佐国君的谋士；勇敢的刺客想方设法杀死敌国的君王来效 忠自己的主人……”

对于其中的一些刺客来说，“忠君”是毫无疑问的，比如曹沫、专诸、 豫让、要离；但对聂政来说，其行为显然与“忠君”无关，高渐离也是如 此。我以为。如果去掉“君”字，只用“忠”来形容他们，更为合适。这一点，可以援引许倬云先生在《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中的话来加以说明：“他(孔子)一生致力于重整失去的伦理秩序，却不是恢复封建，而是将其中原来封建结构的理想成分，扩大为人间应有的普世伦理。于是对于主君的‘忠’，转化为处事待人的诚敬……”

刺客们的“忠”，即是诚敬，再加上一个“义”字，似乎就可以解释他们的行为。

但在“忠”和“义”之外，我认为先秦刺客们的行为尚有另一层动机：他们是藉此追寻人生的意义，在被赏识、被认可的满足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文人可以写文章，经国治天下；武将可以去打仗，建立不朽功勋；贩夫走卒挣钱养家，把日子过得不那么辛苦，自然也是一种；刺客们则只能采取极端的方式，刺杀或劫持，这是他们的事业，也是他们的宿命。

在中国这个想象出来的“礼仪之邦”，先秦的刺客们终究难逃异端的指责，现代的知识分子们更有充足的理由将其划人“恐怖”的行列。但是正如张承志先生在礼赞先秦刺客之后所说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

当然，这些言论同样难逃“异端”的指责。

先秦刺客们在汉代获得了广泛的纪念和赞颂，此后则历经浮沉，褒贬不一。幸好，梳理这一过程不是我的目标。在这本书里，我所有的努力，只为还原这些小人物们的一生，通过追寻他们的足迹、想象他们的内心，探讨他们在那个大时代中的理想与幻灭。

作为沧海之一粟，他们毫无选择地被裹挟人时代的巨流，但最终，他们实现了自己，完成了自我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