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拆解民族记忆架构、挑战以色列禁忌、引发国际社会激辩的历史著作！

《虚构的犹太民族》——“年度最勇敢的著作”之一！

本书拆解了萦绕在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历史上的神话和禁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关于以色列形成的叙事。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在一种新编纂的历史下发生，而其背景是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发展。

在现代，为了筹划一个同质的集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要的是提供一个漫长的叙事，它要使人联想到目前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长辈和祖先之间在时空中存在着关联……是记忆的代言者们的努力工作发明了它。

犹太人是两千年前被迫流亡的那个民族的后裔吗？《圣经》如何、为什么会变成记录民族起源的的历史书籍？《虚构的犹太民族》拆解了萦绕在犹太民族和以色列历史上的神话和禁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关于以色列形成的叙事。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认为，大多数犹太人的故土遍布中东和东欧，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在一种新编纂的历史下发生，而其背景是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发展。《虚构的犹太民族》作者施罗默·桑德颇具胆量地运用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澄清了古老的神话。他特立独行的工作，为了解中东现状和解决争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英文版序言

绪论：记忆的重负

 迁移中的身份

 建构的记忆

第一章 制造民族：主权和平等

 专业词汇：“人民”和族群

 民族：界限和定义

 从意识形态到认同

 从族群神话到公民意象

 作为民族“君主”的知识分子

第二章 神话与历史混合的史学：起初，上帝创造人民

 犹太历史的早期形成历程

 作为神话与历史混合史学的《旧约圣经》

 种族和民族

 历史学家们的争论

 来自东方的原型民族主义者的观点

 一位在西方的族群主义者的表演

 在耶路撒冷修史的最初诸阶段

 政治与考古学

 世俗事务反对神话与历史混合的史学

 作为隐喻的《圣经》

第三章 虚构的流亡：改宗和皈依

 公元70年被放逐的“民族”

 无驱逐的流亡——模糊状态下的历史

 违反意志，从祖地迁出的民族

 “万族都要流归于它”

 哈斯蒙王朝成员将犹太教强加给他们的邻人

 罗马阴影下的犹太化

 拉比的犹太教如何看待改宗

 朱迪亚犹太人的可悲命运

 记住和忘却“国土的民族”

第四章 沉默的王国：探求不再为人知的（犹太人的）时代

 阿拉伯福地：改宗的希米亚王国

 腓尼基人和柏柏尔人：神秘的卡希珊女王

 犹太人的卡根们？ 在东方兴起的一个奇异帝国

 卡扎尔人与犹太教：一个长久的爱情事件？

 现代研究探索了卡扎尔人的过去

 费解之事：东欧犹太人的起源

第五章 差异性：以色列的认同政治

 犹太复国主义与遗传性

 科学的玩偶和种族主义者的驼子

 建立一个族群国家

 “犹太人的和民主的”——一个逆喻

 全球化时代的族群统治

后记：没有国土的民族，没有民族的土地？

致谢

译名对照表

在现代社会兴起之前的18世纪的欧洲，大多数农业社会都发展出影响到他们周边环境的遍及全国的上层文化，且在精英中引发了各种集体认同。不过，与众多历史学家不断地胡乱宣传的形象相反，那些君主国、公国和大帝国从没有试图将所有“人民”纳入到他们行政性的上层文化之中。他们既不需要这类参与，也没有必要的技术、制度或传播体系来推动它。前现代世界的绝对多数——农民们，都是文盲，他们在没有阻碍的情形下复制着他们地方性和没文字的文化。那些居住在主要城市或附近的人们，他们的方言与行政中心的语言更为相似。这些臣民代表着那时被称为“人民”的东西，但那些在边缘地区耕耘田地的人们则远离政治中心，他们的方言与行政中心之间的关联就相当微弱。

只要人类社会被君权神授的原则而非人民的意志所统治，统治者就不需要其臣民的敬爱。他们主要关切的是确保他们拥有足够的权力使人民恐惧。为了保障政府的连续和稳定，君主必须确保国家行政部门的忠诚，而农民只是被要求转让剩余农产品，有时要为君主国或贵族阶层提供士兵而已。税收当然要通过强制力，或至少要通过不断的、含蓄的威胁，而非通过劝服或致力于共识来征收。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种权力的存在也给宝贵的食品生产者一种身体上的安全，这恰是权威的存在所给予他们的一种额外价值。

占据着收税和征兵位置的那些国家机器，其存在主要是由于上层——贵族阶层和政治上有权力的阶层——的整体利益。这些机器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不仅是一个君主的加冕，而且是王朝君主制——已经通过某些意识形态的方法而得以实现。盛行于政府中心的宗教崇拜通过非世俗的合法律化，强化了上层等级的忠诚。这不等于说多神的或后来的一神的宗教是作为政府的直接职能而形成(它们兴起的环境更为复杂)，因为在其他方面它们都是非必需的，但它们几乎总是——尽管并非一成不变地——服务于再造权力。

围绕着统治权力之信仰的强化和统一，缔造了一个微弱但重要的社会阶层。它在行政机器内部成长起来，有时与行政机器融合，后来则与之竞争。这个阶层包括祭司、宫廷的经文抄写员和先知——和后来的牧师、主教和乌理玛(ulema)。它依附于政治中心，但却通过其特权关系和与神的对话中获得最重要的象征资本。在早期农业社会，这个阶层组织宗教的权力和方法因时因地而变化，但因为它的最主要力量源于信仰，因此，它不断探求扩大其追随者的人口基础。像行政性的国家机器一样，它不具有创造一个广泛的、同质性的大众文化的途径，但它确实发展出了勃勃雄心，要努力获得人数上不断增长的信众，它成功地达致这个目标。

农业社会中围绕着国家权力而创造一个统治性集团的战略和宗教机构所采用的复杂技术，都不同于18世纪末随着民族国家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的认同政治。不过，正如前面所阐明的，惰于发明新术语、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利益——它与上述那种术语上的不严谨相当——它们一起完全模糊了过去与现在、古代农业世界和我们仍生活其中的新的商业和工业世界的深刻差异。

在关于前现代的历史学和其他方面的著作中，“人民”这个术语被应用于不同群体。它们可能是强有力的部落、小王国或公国的民众、大小不同的宗教团体，或不属于政治和文化精英(在上古的希伯来语中，这些人被称为“土地上的民众”)的低等层次的民众。从古代晚期的“高卢人民”到现代开端的日耳曼人区域中“撒克逊人民”，从《圣经》被写就之时的“以色列人民”到中世纪欧洲的“上帝的人民”(the Peuple de Dieu)，从讲一种特殊方言的农民团体到反叛的城市大众——“人民”这个术语总是无条理地依附于诸多人类群体，而这些群体之身份形象则是难以表述和完全不稳定的。在15世纪的西欧，随着城市的兴起和更高级的交通与传播形式的出现，更为严格的边界开始出现在广泛的语言群体之间，“人民”这个术语也开始主要用于这些群体。

随着民族主义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兴起，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支配一切的认同囊括了现时代的所有文化，并一直不断地使用“人民”这个术语，特别强调它试图建构的民族性的古老和连续。因为民族建构的基本原则总是包含着一些从更早的历史阶段残存下来的语言或宗教等文化成分，于是，聪明的操纵者设法把它们变成了可以熟练安装固定民族史的圈套。人民成为了一座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架设于由现代性所引起的深刻的精神分裂之上的桥梁，一座所有新兴民族国家的职业历史学家可以舒适地招摇过市的桥梁。

要结束对“人民”这一术语的分析，还有必要补充一些解释。在19世纪，民族文化往往将软性的“人民”同硬性的和有争议的“种族”联结在一起，许多人把这两个词看作是互为交叉、支撑和补充的。“人民”的同质性的集体起源——当然总是较高级的和独特的，尽管实际上并不纯粹——成为了一种防范表现为碎化但却是顽强存在的各种亚认同风险的保障。而各种亚认同不断云集在日益统一的现代性之下。想像的起源作为一种有效的过滤器，也有助于阻止与不友善的相邻民族的不受欢迎的混合。

残忍的20世纪上半叶导致了绝对地否定了种族概念。为了保障与遥远过去之间的密切联系，形形色色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利用了更为值得尊重的族群概念。在古希腊语中，族群是“人民”的意思，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是作为“种族”和“人民”二者之间的一个有效的替代词或是口头语。但它的一般和“科学”的用法只是开始于1950年代，其后广泛地传播开来。

P4-6

本书最初是用希伯来语写成。实际上，我的母语是意第绪语（Yiddish），但希伯来语始终是我欣赏的，也许还是我梦寐以求的语言。没错，它也是我写作的语言。我选择在以色列出版此书，因为我最初预期的读者是以色列人，是那些视自己为犹太人和那些被界定为阿拉伯人的人们。我的理由十分简单：我生活在特拉维夫（Tel Aviv），我在那里教授历史。

2008年初，当本书初次面世之时，人们对它的反响有点儿奇怪。电子媒体极为好奇。我受邀参加了许多电视和广播节目。新闻记者也关注我的研究，而且多半以赞许的方式加以关注。与此相对，“被官方认可”的历史学家团体的代表们，则将满腔学究式的怒火倾泻到本书上面，一些易激动的博客作者甚至把我描绘为人民的敌人。也许正是这种比照促使读者让我得到了所渴求的事物——本书连续十九周停留在畅销书排行榜上。

欲理解上述事态的发展情况，你必须现实地看待以色列这个国家，抛弃任何赞同或反对的偏见。我生活在一个相当奇怪的社会之中。正如本书结束的那章所展现的——令许多书评者恼怒——只要以色列视自己为一个“犹太民族”的国家，而非代表它被承认国土内（不包括被占地区）所有公民的一个共同体，以色列就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以色列的法律实质表明，在21世纪的初始阶段，国家的目标是服务于犹太人而非以色列人，是为想像中那个民族的后裔，而非为生活在它之中和言说它的语言的所有公民提供最好的条件。事实上，犹太母亲所生的任何孩子，都可以拥有两个最好的世界——自由地生活在伦敦或纽约，同时自信以色列是属于他们的，即便他们不希望生活在它的主权之下。然而，不是犹太人所生的、生活在雅法（Jaffa）或拿撒勒（Nazareth）的每个人，却会感到他们出生的国家从未属于他们。

但是，在以色列存在一种罕见的自由多元主义，这种自由多元主义在战争时期会削弱，而在和平年代则运行相当良好。到目前为止，在以色列，对文坛大事表达一系列政治意见、有阿拉伯人政党参加议会选举（以他们不质疑国家的犹太特性为条件）以及批评民选的当局，是可能的。一些自由主义的自由——比如，出版自由、表达和结社自由——受到保护，公共场所多样化且安全可靠。这是本书会出版并2008年得到了热烈反响且引起了真诚争论的原因所在。

此外，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已经放宽了对民族神话的严格解释。较为年轻的一代新闻记者和批评家们不再重复其父辈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气质，且追求在伦敦和纽约蕴育成的社会模式。全球化已使它那进攻性的魔爪嵌进了文化领域，甚至是以色列的文化领域，且在此过程中，逐步摧毁了培育了“建国者”一代的神话传说。目前，在各种学术机构中，人们感受到了一种被称为后犹太复国主义的智识浪潮（post Zionism）。尽管它还处于边缘，但已经创造出了不寻常的关于过去的图景。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地理学家、政治科学家、文献学家，甚至是电影摄制者都一直在挑战居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术语。

但上述那股信息流和那些洞见还没有影响到某一学科所处的高原。在希伯来语的学校和研究院所中，该学科被称为“犹太民族史”。在那些机构中，没有就历史学本身而言的那种科系，但却有通史科系——比如我所属的那个科系——和单独的犹太（以色列）史科系。无须说，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都来自后者。除了指出小的错误之外，他们主要抱怨我无权探讨犹太历史编纂学，因为我的专业领域是西欧。这类批评不会被用来针对其他研究犹太历史的通史学家，如果他们没有偏离统治性思想的话。在所有重构犹太民族的过去的范围内，“犹太人民”、“祖先的土地”、“流亡者”、“大流散（diaspora）”、“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aliyah）”、“犹太人的土地（Eretz Israel）”、“救赎之地”等等，都是关键术语，拒绝采用它们就会被看做是异端。  在开始写作本书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上述所有一切。我预料到我的攻击者们会声称我缺乏关于犹太历史的适当知识，不能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惟一性，无法明晓犹太民族的《圣经》起源，会否定犹太民族永恒的一体性。但对我来说，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生活，那里收藏有大量关于犹太历史的书卷和文献，而我不花时间去阅读和研究它们，似乎这才是对我职业的一种背叛。像某位有声誉的教授那样，到法国和美国旅游，搜集有关西方文化的资料，享受学术研究的权力和宁静，这当然是惬意的。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参与塑造我生活其中的社会的集体记忆，我感到直接推动上述任务的最敏感方面乃是我的义务。

诚然，我的研究使人想到的有关犹太民族史和人们通常理解历史的方式——不仅在以色列内部而且在更广泛的世界中——之间的不同，使我和我的读者感到同样的震撼。一般说来，教育体系教导我们在已经完成了思考之后，才开始写作——意味着你在开始写作之前应该知道你的结论（那就是我获得博士学位的方式）。但现在，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一再地感到困惑和震惊。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其他人，在民族史领域挑起了一场概念革命，而当我一开始使用他们的方法，那些在出乎意料的方向上引导我的洞见，就会对我在研究中偶遇的资料做出解释。我要强调的是，我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新发现——以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已经揭示了几乎所有这些材料。不同之处在于，一些要素没有被给予足够注意，其他要素则被迅即扫入了历史学家的垃圾堆里，还有其他要素则被“忘却”，因为它们不符合演化中的民族认同之意识形态的需要。令人十分惊异的是，在职业研究那个有限的圈子内，本书所引用的大部分资料一直为人所知，但却始终如一地迷失在通往公共记忆和教育记忆这个领域的路途之上。我的任务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历史资料，重新采用旧文献，且不断地重新检验它们。这些资料引导我所得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则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年轻时被教授的叙事。

不幸的是，我同事——在以色列的历史教师们——中很少有人感到从事揭露关于过去的常见谎言这项危险的教育使命是他们的义务。如若不写这本书，我可能不会继续生活在以色列。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的希望是眼前的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

没有国土的民族，没有民族的土地？

——对我的批评者的一些答复

在以色列，通过重组而解散的海外犹太人还没有形成一个民族，还仅仅是没有语言、教育和根基，没有被关于民族的想像所激发的一群人和众人的散居而已。

——大卫·本一古里安，《以色列的再生和天命》，1950

我是用希伯来语撰写的《虚构的犹太民族》这部书，其最早的评论自然都是以此种语言写成的。本书法语版、尔后是英语版的发行引发了更多的一连串的反应。在下面这些篇幅的范围内，我无法提供一个充分的论证和辩护谱系来讨论他们所有的评论，尤其是面对认为我所写的一切早已是司空见惯和完全错误的主张时，我的确感到反驳已无意义。为此，我选择集中探讨一些关键的反对意见，它们是批评者针对我这部书概括出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元叙事所提出的。

首先，要避免误解：撰写一部犹太人的历史远非我的本意，我主要是打算批判长期盛行于这个问题领域中的史学观念和解释。其次，我提出了一些使界定作为以色列国摇篮曲的民族性概念成为可能的标准，历史学家们也为之贡献良多。如果没有导致神话出现、发展和具体化的意识形态上的准备，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化肯定是不可能进行的。也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激发我们民族神话的历史建构不是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独有属性，而是构成了整个现代世界集体意识形成中的一种内在的组成部分。今天，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已被证明为合格的纪念者”虔诚热忱的投入，民族记忆是不可能诞生的。

“犹太人始终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

在现代，诉诸“民族”这个不稳定的术语已十分寻常。如果说在遥远的过去，这个词被适用于像“犹太民族”、“基督教民族”或“上帝的民族”，那么，在现时代，它的用处更多地是用来指称具有共同的世俗文化和语言要素的人类集体。一般来说，在印刷术、书籍、报纸和国家教育兴起之前，很难使用“民族”这个概念来界定一个人类群体。当部落或村长的沟通渠道不牢固和不可靠时，当杂乱的方言在一个山谷和下一个山谷之间都不同的时候，当农民或牧羊人使用的有限的词汇仅仅扩展到他的工作和他的宗教信仰时，上述那种意义的民族存在的现实性，可能要受到严重质疑。把一个农业生产者的文盲社会界定为“民族”，我始终认为是成问题的，是有着令人不安的时代错误的标志。

还有，一如我们常常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历史教科书中发现的，对于把哈斯蒙王国定义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表露出了赞许之色。试想一个社会，统治者们在首都讲着阿拉姆语，而他们的大部分臣民是用一系列希伯来语方言表达自我，那里的商人则是用古希腊的共通语来进行商业活动，这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一个国家，而且我们可以严肃地质疑它能否被界定为一个民族。

历史学家总是依赖于从前的知识权力中心所流传下来的成文的言语，总是轻率地倾向于将狭隘的“精英”阶层——他们的所作所为被记录在成文的文献中——的认同概括并运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在被认为拥有行政语言的王国或公国中，它们的绝大部分臣民认同行政机构的程度，在大多数情形下接近于零。如果说有哪种形式的对王国的意识形态的认同能够存在的话，那一定是将王国与土地贵族和城市精英——他们接受统治者并为他们的权力提供基础——联结在一起的认同。

在现代性兴起之前，不存在任何其任务是表达或代表“民族”意见的、个人所形成的阶层。除了君主国的年代记编者或历史学家之外，涉及在广泛的民众阶层中传播和发展一种认同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神职人员中的一些成员。这些人在与政府的关系中设法获得的相对自治的程度，依赖于宗教信仰力量和宗教信仰的基础。宗教“代言人”的权力依赖于意识形态方面团结一致的水平，也依赖于他们之间存在的沟通交往的强度：一方面，他们坚持信仰，而另一方面，他们是惟一的塑造和传播集体记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阿特拉斯山脉中皈依犹太教的柏柏尔人知道更多的是出埃及记和上帝在西奈山赐予摩西石版，而非在遥远的首都统治他们的君主；正如在法兰西王国，农民更熟悉的是耶稣诞生的故事而不是他们国王的名字。

在500年前，不存在法兰西民族，也不存在意大利或越南民族，同样不存在一个散居在整个世界的犹太民族。当然，确实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宗教仪式和信仰之上的重要的犹太人认同，这种认同根据背景和环境而表现出不同的力量。团体的文化成分越是远离宗教习俗，就越类似于非犹太人环境中的文化和语言习俗。不同的犹太人团体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巨大差异，迫使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们强调单一的“族群”起源：绝大部分犹太人——虽说不是全部——大都来源于一个单一的血统；古代希伯来人的血统。绝大部分犹太复国主义者当然不相信纯粹的种族——正如我在本书中已经解释过的，犹太人的宗教不允许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可是几乎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们都把共同的生物起源，引证为确定一个单一民族成员身份的决定性标准。正如法国人被劝信他们的祖先是高卢人，德国人珍视他们是雅利安条顿人的直系后裔的说法一样，犹太人必须知道的是，他们是从埃及走出来的“雅各的子孙”的真正后裔。只有这个希伯来人祖先的神话才能证明他们声称对巴勒斯坦拥有所有权的正当性。现在仍有许多人相信这个神话。每个人都清楚，在现代世界，宗教团体的成员身份一般不能提供对一块领土的所有权，尽管一个“族群”民族总是要拥有一块他们可以声称是他们祖先遗产的土地。

这就是为什么在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眼中，《圣经》不再是一部令人敬佩的神学文本，而是成为了一部世俗的历史著作。《圣经》的教义仍然在特别指定的课程中——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被传授给所有犹太裔以色列学生。根据这种教义，犹太民族不再是由那些上帝的选民构成，而是成为一个源自亚伯拉罕后代的民族。因此，当现代考古学开始证明出埃及记不存在，伟大而统一的大卫与所罗门治下的君主国也从未存在过时，它遇到了来自世俗的以色列公众满是怨恨和难堪的反应；一些人甚至毫不退缩地指责“新考古学家们”是对“《圣经》的背弃”。

我不认为书籍能够改变世界，但当世界开始改变之时，它会寻求与众不同的书籍。我可能天真幼稚，但我希望眼前的这本书会成为那类书籍中的一本。

——施罗默·桑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