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1920-2008)是当代中国的著名学者，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著作属于五四以来重要的学术经典。2010年11月30日是王先生的九十诞辰。为了纪念他的冥寿，编者邵东方、夏中义等编辑了这部《王元化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精)》。

书中收录了《与清园先生的世纪之交》、《我和王爷爷的故事》等文章。

王元化先生(1920-2008)是当代中国的著名学者，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著作属于五四以来重要的学术经典。2010年11月30日是王先生的九十诞辰。为了纪念他的冥寿，编者邵东方、夏中义等编辑了这部《王元化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精)》。作为王先生的生前友人，编者感到责任重大，希望能够通过编辑这部《王元化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精)》，寄托大家对王先生的怀念之情，实现诸多王先生生前友好的愿望。

上编·学术纪念论文

重新审视“科玄之争”

对思想史研究的若干考察

中国语言的逻辑

王元化研究三十年论著论文篇目及点评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对校——以1979年版与1992年版为例

王元化对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反思——《中国鲁迅学百年史》断片

《红白花记》抄本述考——附记《王庆龙传》

中西文化中的人性、自由与尊严

百年中国思想的跋涉与启示——王元化生涯述略

百年中国人文学统三个人物——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受容”与“反思”——世纪之交的日中文化交流的剪影

Creatire Plurality：Building On the Counter-Cultural：Insights of Weng Yuenhu

Wang Yuan-hua，Feng You-lan，the Quest for Reasonable Political Criticism，and the Four Culturally Inherited Premises of Modelll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下编·个人纪念文字

拔地苍松有远声

元化先生与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及其他

追思：我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

我和王老的忘年交

与清园先生的世纪之交

追思王元化先生

思想和往事

铜像：会提问的眼睛——关于“王元化”雕塑的对话

与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交谈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与王元化先生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的来往书信

我所见到的一位“君子”——追忆和王元化先生二十年的一些来往

“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

记与元化先生的三次会见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

我为元化先生拍肖像

衷心祈祷冥福

我和王爷爷的故事

“谁的命也不要遵，要独立思考”

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中的镰刀斧头

琐忆先生

一个真正的人

主编后记

元化先生生前，与我的交往并不是很多，但相知却较深。他和我都感到彼此间有许多意气相投处。记得1999年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把我介绍给龙应台女士时，介绍词竞是：“我很喜欢他。”我立即应口说：“当然。我更喜欢他。”可惜的是，我们之间一直缺乏充分交流理论见解、学术思想的机会。尤为遗憾的是，1999年那次短促会晤后的分手，竟成永诀。

2000年，为庆祝元化先生八十华诞，友人们出面编辑出版了一本文集。念及元化先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无限关注，我乃不揣浅陋，将存稿中的一节《裂变年代的文化冲突》奉上，权充寿礼。时光荏苒，如今又到了纪念元化先生九十冥寿的时节，旧友们再次筹划出版纪念文集。我能做到的，也只有循前例，将存稿中的一节，略事修删，作为奠礼献上，借此聊寄对元化先生的敬仰之心、思慕之情。

2010年3月4日于北京

新文化运动始终是在不断的反对声中开拓前进的，但是有一个值得留意的奇特现象，这就是自打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概括为“拥护德赛二先生”，即拥护民主与科学之后，“民主”和“科学”这两大旗号在“五四”后的舆论环境中，遭遇却颇不相同。

尽管当时骨子里死守君道臣纲、反对民主共和的还大有人在，但是公开声讨“民主”的言论却十分稀少了。之所以会如此，大约与袁世凯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失败，表明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已成为人心所向、不可逆拒的大势有关。自此而后，举凡怀“专制”鬼胎者，多是慑于民主的声威，而取打着民主的旗号行反民主之实的手法，不肯正面抨击民主主义了。同时，还应当看到，“五四”过后，有些对新文化运动持批评意见者，有不少是从道德的或文学的角度表达与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文化观，其间不反对乃至热烈拥护民主体制的并不在少数。

与“民主”受到普遍尊敬(至少是口头上的敬而远之)不同，“科学”这面一向光彩的旗帜，却在“五四”后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科学的性质与价值受到怀疑和诘难的情况，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时代背景直接相关。按说，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史上，西方的科学(实指自然科学)是较早为开明的中国人士所认可的。提倡洋务的人，从接受西方先进的“洋器”中逐步认识到“洋器”制作技术背后的“西学”的实用价值，觉得在不变动我们自己的政体法度、伦理纲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而用之；这种可以“为用”的“西学”，确指的显然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当着“采西学”之议初起时，虽然也受到过顽固派的抵制，但是随着维新运动的开展，尤其是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将“科学”蒋视同寇仇、必欲拒之于国门之外的言论已经极为罕见。民国初年，虽然国内科学还很不发达，但是人们已经不再将提倡科学的主张视为奇谈怪论。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以“科学”为建设新文化的．口号，任鸿隽在《科学》上提倡科学救国论，都没有遭遇到公众舆论的公开抵制。胡适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民国初期文化界对科学的崇敬的风尚，胡适描述的基本符合实际。只是当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彰显于世之后，欧美知识界中才出现了对于物质文明发达引起的社会后果的悲观估计，有些人乃至宣称：“欧洲没落了！”“物质文明破产了！”由此出发，他们进而对于造成物质文明大发展的科学的作用与价值产生怀疑。他们以科学成果在战争中成为破坏性极强的武器，从而给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苦难为理由，引申出“科学破产了”的论断。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时，中国的部分人士，如辜鸿铭、杜亚泉等，便以西方文明导致战争灾难为口实，反对奉欧洲近代文明为范式在中国进行文化革新。但是，在大战结束后，直斥科学造成人类灾难的这新一轮思潮，却更加具有了理论形态和思辨深度，况且这时国内参与抨击“科学万能”者，均能援引欧美同道的主张为据，颇有中外呼应，要从根本哲理上索解全人类文明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寻求解救方案的气势。大致说来，他们提出的方案，其要旨无非是力图恢复或建立一种或伦理的、或宗教的、或人文主义的至上精神，以遏制物质文明发展导致的“物欲横流”的趋势。在这个时期陆续出场的梁启超的欧洲文明危机论、梁漱溟的孔子路向救世论、《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这类见解。不过，明确环绕着科学的价值评估这一议题，直接刀对刀枪对枪地从哲学高度上展开的一场大辩论，则是因张君劢提出的人生观不受科学约束、亦即超科学的主张而引发的。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以《人生观》为题，做了一次讲演。讲演的主旨是论证科学管不了人生观。他强调人生观的重要性，说“思潮之变迁，即人生观之变迁”，说“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问题。可是“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而且欧战证明欧洲的注重科学、注重工商的“务外逐物”的物质文明，已为人们所厌恶，所以应当按照中国从孔孟到理学的传统，采取“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的路子建立精神文明。张君劢这一讲演所表达的文化观，就其主旨而言，与梁漱溟的文化路向的论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其特色是在于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进步舆论界大力提倡并已获得广泛崇敬的“科学”，公开对科学的功能与价值提出质疑和非议。

看到张君劢的演讲，他的老朋友丁文江立即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文章反驳。丁文江行文嬉笑怒骂，不过态度十分明朗，坚决维护科学的权威。他说，张君劢是中了欧洲流行的反科学的“玄学”的毒。他把这场争论，直接概括为“科学与玄学”之争，从而将这场争论哲学理念上的分歧明朗化了，同时也把争论双方划成了阵线分明的对垒着的两军。P3-5

王元化先生(1920—2008)是当代中国的著名学者，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著作属于五四以来重要的学术经典。2010年11月30日是王先生的九十诞辰。为了纪念他的冥寿，我们编辑了这部纪念文集。作为王先生的生前友人，我们感到责任重大，希望能够通过编辑这部文集，寄托我们对王先生的怀念之情，实现诸多王先生生前友好的愿望。2009年5月9日，值王先生逝世周年之际，由陆晓光教授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了《清园先生王元化》，其中收集了自王先生逝世后一年期间的纪念文章一百余篇，体现了亲朋好友对王先生的怀念。在《清园先生王元化》出版之后，我们继续征集有关纪念文字，这部《王元化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可以说是续编。

在约稿期间，王先生在海内外的生前好友纷纷惠赐大作，以表达对王先生的怀念之情。余英时先生不顾身体欠恙，为本书题签书名。在此谨向余先生表示敬意。

王先生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担任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的总编辑兼副社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领导自始至终十分关心这本文集的编辑与出版。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吕晨小姐悉心校阅书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令我们十分感动。

我们要特别提出的是，王先生生前的长期学术助手蓝云女士在本书的策划、编辑、联络等方面，倾注了巨大的心力。对此，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在编辑过程中，因水平有限而难免有疏漏之处，尚祈作者和读者批评指教。

邵东方、夏中义

2010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