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工学院在短短的三十几年间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工科院校成长为全国知名的综合性大学，凝聚着所有华工人的智慧、心血和汗水，作为它的主要领导人，从建校时的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到副院长，党委书记，直至党委书记兼院长，朱九思也在这里书写着他的人生传奇，在华工校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朱九思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证明了他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界屈指可数的教育家之一。王炯华所著的《朱九思评传》真实地记录了朱九思至今的光辉足迹，朱九思在位时期的功绩，退位之后的思考，书中都有全面的介绍；对朱九思曾有过的失误亦不避讳，并给予中肯的分析。朱九思属于华中工学院，华中工学院是他的丰碑！朱九思属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也因他而增辉！

朱九思作为华中工学院主要领导人之一，30多年来，孤心苦诣，殚精竭虑，倾注自己的全部热情和精力，发挥自己的全部聪明和才智，带领华工党委和行政一班人，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敢于竞争，善于转化，引领工科改革新潮流，实现了华中工学院发展的重大战略转变，使华工成为国内外瞩目的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并重，理工文管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型的国家重点大学。他为华中工学院的创办和发展，特别是“文革”之后的崛起，也为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作出了有目共睹、世人称道的贡献，从而使他成为当代中国可圈可点、屈指可数的著名教育家。

王炯华所著的《朱九思评传》追踪朱九思求学、革命、办华工的经历，以历史与现实兼具的眼光，全面评述了朱九思迄今的行迹，特别是其办华中工学院的独到理念和巨大成功，弘扬了其教育思想和特立独行的人格，批评了其某些失误，鲜活地展现了一位具有执著追求、独特个性的教育家风采。

《朱九思评传》分别由著名思想家、作家李锐先生和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院士撰序。

卷首语

一、出生与求学

二、革命征程

 1．在武大的救亡活动

 2．在抗大第三期

 3．在抗大二分校

 4．从《冀热辽日报》到《天津日报》

 5．《新湖南报》

三、从党组书记到党委书记

 1．走马上任华中工学院

 2．“反右”与“教育革命”

 3．绿化校园多栽树

 4．受命于困难之中

四、“文革”岁月：华工首当其冲的“走资派”

 1．“万炮齐轰”朱九思

 2．咸宁劳动被“解放”

五、“文革”岁月：华工“禀性难移”的“跑资派”

 1．抓住机会上专业

 2．科学研究上台阶

 3．求贤若渴广积才

六、率先改革的大学党委书记兼院长：向综合性大学转型

 1．1952年院系调整的反思

 2．求经寻宝向世界

 3．工科新专业

 4．工学院办理科

 5．工学院办文科

七、率先改革的大学党委书记兼院长：向研究型大学转型

 1．“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

 2．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重

 3．面向国民经济现代化

八、高等学校管理

 1．管理原则与方法

 2．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与认识教育规律

 3．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4．按学科设置专业

 5．狠抓基础课教学

 6．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7．后勤保障

九、成功与失误

十、老树新花

 1．关注与建策

 2．“今天和明天”

 3．合校与扩招

 4．“救救教育”

 5．耄耋老人的超越

附录：朱九思生平简表

后记

扬州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在这里，历史上有唐代高僧鉴真，宋代词人秦少游，有清一代，又有画家、书家、诗人郑板桥，有画家罗聘，学者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还有清末民初以来的文学家李涵秋，教育家任中敏，诗人、散文家和教育家朱自清，评话艺术家王少堂，工艺美术家张永寿，等等。欧阳修与苏轼虽非扬州人，但欧阳修曾任扬州太守，苏轼曾任扬州知州，他们对扬州也有很大影响。

朱九思就出生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其祖上世居扬州东南20余里李典镇的东中圩。居住于扬州市城南二三十里洲上头桥、李典镇一带的朱氏家族，是从江西婺源移民过来的。1939年，扬州朱氏家族重修家谱时，婺源还来了一位朱氏家族的长辈了解情况。所谓“洲上”，原来是长江中来自上游的泥沙淤积起来的一大片土地，非常肥沃。头桥是那里最大的镇，朱氏祠堂就建于此，名日“注经堂”，藉以纪念朱氏祖先、宋代理学家朱熹。朱氏家谱还有朱熹的画像与生平。江西九江庐山脚下有个白鹿洞，比较宽大，朱熹在那儿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书院，名日“白鹿洞书院”，直到现在仍然是人们游览的名胜。

几百年前，交通不便，江西婺源一带的移民大概先过江，到长江北岸安徽的东部，然后再往东移，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现在，江苏西部与安徽东部人们讲话的口音几乎完全一致。

朱九思的父亲朱恒忠十几岁到扬州一家布店当学徒，出师后做店员，后来积了一点钱，购房成家，还与另一店员合资，每人出资一千元，共同经营一家小布店。朱恒忠先后娶过两位妻子，元配夫人病逝后，又娶后妻。后妻略识文字，并能讲一些小故事。他和后妻共生育五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孩，其余四个均为男孩，九思是他们最小的儿子。

九思的姐姐，成人后嫁给扬州的一位店员。大哥朱康祎，十五六岁就由本家哥哥朱寿天带去身边做事。本家哥哥在北京做金融，并且经营得还不错。康祎18岁时生病回扬州治疗，可是还没有弄清病症就逝世了。三哥一两岁时，也天折了。二哥朱康禐上过私塾，16岁去外地一家钱庄当学徒，随后在表兄汪大隧任校长的江苏省警官学校做职员。父亲渐渐老了，他子承父业，回来做了小老板。不久正式主持店务。

九思原名朱康祝，为其父老年得子，值得庆祝之意。九思出生那年，朱恒忠已届“天命”，夫人也已“不惑”，他们得此之子，自然欣喜，再加上他们的第二和第四个孩子都因病而并未成人行世，所以对九思格外珍爱。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爷爷奶奶疼长孙，爸爸妈妈爱晚崽”。

九思5岁开始读私塾。虽然1905年已经废科举、兴学校，但各地仍然是私塾和小学并存。那时教私塾的先生，一般只是点读课读进度，并不讲解课读内容。但严格要求背诵的点读教学方式，却使幼小的九思能够流利背诵儒家的四书经典。经验表明，青少年乃至幼儿时代所强记硬背的东西，虽然并不理解，但因为那是记忆力最好的时期所背诵过的，所以也就不会轻易忘记，并对日后成人行世发生重要影响。朱九思后来就深情地回忆说：“正是这种早期的学习经历教会了我怎样做人。”但是，朱九思所读私塾又有别于传统私塾而带“洋味”，那就是塾师学过西学，他们于传统经书为主之外，也讲一些算学，这就为他随后上正式小学直读五年级提供了基础。

九思10岁那年，父亲决定送他读正式的小学。这是朱九思的姨表兄劝说的结果。九思姨表兄汪大隧，父亲早逝，但却为他留下颇富的家产，其时正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上学。后来，他留学美国学警务，学成回国任江苏省警官学校校长。他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上学期间，每年暑假回来都去看望姨父朱恒忠。当时他正准备去美国留学，也劝姨父不要让九思再读私塾，而要读“洋学堂”。九思父亲颇受感动，便送九思进北柳巷小学读五年级，第二年转入离家更近的城中小学读六年级。

朱恒忠为孩子上“洋学堂”特意取了一个学名“九思”。这是取自《论语·季氏》：“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意思是孔子认为君子应当有九种思考：看的时候，思考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思考听清楚了没有；思考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敬业认真么；遇到疑难，思考怎样去向人家请教；愤怒时，要思考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思考是不是合义和该得。这实际上是儒家人生修养的九个方面，要求做到观察明白、倾听清楚、脸色温和、面貌恭敬、言谈温和、做事敬业、遇疑知问、逢忿知患、所得合义，也就是要求言谈仪表、行为举止各方面的聪明、恭敬、通达、道义。朱恒忠给孩子取名“九思”，表明他不只是开布店的小店主，而且具有一定的儒家文化修养。他从《论语》恰到好处地选择“九思”，也寄托了对儿子的莫大期望。还要说，朱九思成年行世，恰如其名，很好地实现了其父当年的期望。

九思从私塾直接转读高小，在功课上并不费力。除了完成课业，他还开始读唐诗，看《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这种课外阅读大大丰富了他的知识。

1929年，朱九思13岁，考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读初中。当时，扬州中学初中每个年级有三个班，每班有40多个学生，合起来就有100多个学生，再根据学习成绩，挑选30多个直升高中。朱九思学习成绩很好，初中毕业后被挑选直升高中。

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前身为1902年创办的仪董学堂。这是扬州第一所官办中学，经费出自盐务，总办由两淮盐运使担任，首任总办为程仪洛，字雨亭。盐运署内有仪董轩，为纪念西汉哲学家、江都相董仲舒而建，学堂亦因此得名。不久，盐运使易人，学堂改名两淮中学堂。继仪董学堂之后，扬州复有尊古学堂、扬州府中学堂。尊古学堂后改为两淮师范学堂。1912年春，两淮中学堂与扬州府中学堂合并后，改称江苏省第八中学。同时，两淮师范学堂也改称江苏省第五师范学校。1927年，八中和五师合并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周厚枢(字星北)担任校长。

扬州中学是当时国中最好的中学之一。数十年后的1992年，朱九思仍然满怀激情地坦言他的“幸运”就是当年考进这样一所好学校。“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北有南开，南有扬中’。就是说，北方办得最好的中学是张伯苓办的南开中学，南方就是我的母校。”

P12-14

王炯华先生要我为其《朱九思评传》(以下简称《评传》)作序。弘扬九思先生精神义不容辞，我特在李锐先生大序之后再序之。

九思先生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界屈指可数的教育家之一，他在华中科技大学历史上的地位更是极其特别。在华中科技大学，不管是朱九思时代的经历者还是未曾经历者，甚至是受到过他不公正对待的人，都承认他的功绩和地位。这当然在于他主政华中工学院时作出的丰功伟绩，以及对于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九思时代，奠定了学校后来几十年学科发展的基础。正如《评传》中提到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明确提出“调整和改造专业，实现理工结合”。1980年，正式提出“把华工办成以理工为基础的综合大学”。今天，华中科技大学已经是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之华中大，除了医科之外，理科、人文社科之发展的基础，都是九思时期所奠定的。

九思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思想。他提出科研走在教学的前面，对于华中工学院后来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在教学思想和方法上，他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反对把学生当做小孩，老是抱着他们走。他指出，“抱着走”的实质就是“把学生禁锢在传统的知识圈内，不图革新创造；它让‘孩儿’安卧于母亲的怀抱之中，不愿自己走路”。从校长位置上退下来以后，九思先生也一直思考着教育的一些重大问题。1999年，他在《大学生命的真谛》一文中，将自己的教育观概括为“大学生命的真谛是学术自由，追求真理”。这些思想即便在将来也依然具有指导作用。

九思先生为学校留下了宝贵精神。他提倡而且秉持的“敢于竞争，善于转化”成了华中工学院及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之精神风貌和光荣传统。也正是这种精神才使这所学校得以持续、快速地发展，并取得今天的地位。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正如人们所言：“多年以来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内无历史积蕴，外无‘贵人’相助，取得的成绩都是‘一刀一枪’搏来的。”笔者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希望让“敢于竞争，善于转化”永久地成为华中大的精神风貌，即使在艰难不利的条件下也要敢于与那些比自己条件优越得多的学校竞争并追求卓越。这当然需要善于把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把困难转化为机遇，把劣势转化为优势。

九思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杰出的领导风范。他对事业的热爱与执著，他的视野与气魄，都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特别佩服他的独立思考与胆略，他从不盲从上级的指示。他以麻省理工学院为华中工学院的模仿和追赶对象，就是违背当时的教育部某主要领导的指示的。我还钦佩他的反思和反省精神。就像其他的大家一样，他也有过失误。80年代初，他发动批判电影《天云山传奇》和否定关于潘晓人生观的讨论，在华工开展批评黄克剑的所谓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错误”。这些或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大多数领导都难以摆脱的意识形态束缚，或只是贯彻上级指示，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他对这些都能深刻反省，足见其大家风范。

九思先生九秩之时，我曾献诗一首，不妨录于此：

华诞九十，佳宾集，朱公伟绩历历。树木育人，百年计，满园翠绿若滴。

非常时期，东山再起，巨擘千钧力。望远世界，还看英雄眼际。崇尚研究

科技，拓办文理，休管他非议。转化竞争，觅时机，凝聚大家气势。功成身退，

学而时习，求是何老矣。华中九思，世界学林当立！

王先生的《评传》真实地记录了九思先生至今的光辉足迹。九思先生在位时期的功绩，退位之后的思考，在书中都有全面的介绍。作为一本评传，此书还非常客观，对九思先生曾有过的失误并不避讳，并且作了中肯的分析。

王先生的这本书也是我们研究高等教育的很好的参考资料。它既反映了九思教育思想，也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概貌，还简述了某些国际名校(如MIT)的办学思想。

此书值得高等教育研究者一读，也值得所有关心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士一读。

但愿这本书的出版，使九思先生能得到他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本应该有的地位；使九思先生更能成为华中大历史的一座丰碑；使九思精神永远成为华中大精神；使未来学校的领导者都能把九思先生作为自己的楷模，时刻警醒自己，不可有丝毫的懈怠。倘能如此，华中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则可期待也。

但愿此书的出版，能让人们了解中国当代并非没有教育家。在时下社会广泛质疑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时期，在高等教育界自身也感到困惑的时期，此书将犹如一丝清风拂面。

李培根

2010年4月8日成于返汉航班上

我是武汉大学哲学系1967届毕业生。1968年毕业分配实行“四个面向”，即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农村，我被分配去湖南邵阳县教中学。在邵阳县二中工作半年后，邵阳县革委会决定将全县十所中学下放社办，我又去了和平公社中学。名义上是公社中学，实际上类似于简陋的生产大队耕读学校。校址是1958年大办钢铁留下的废墟土坯房，还与生产队社员混居。开始连炊事员也没有，需要我们六七位教师每周轮流为六七十位寄宿生煮饭。1970年“一打三反”，我还被打成所谓现行反革命即所谓“五一六”大头头，由县公安局第三办公室立案审查，内定为枪毙对象。1974年3月，县公安局同我本人见面处理我的“一打三反”问题，他们调查、搜集和整理我的“罪行”材料装满了三个大档案袋，共686页，每份材料都标有“王犯炯华”字样的题头。这一年我调入在衡阳市的国营二七二厂子弟中学。1978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赴京复试后却因政审不合格未予录取。1980年，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全国统一招考的考试，我报考的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哲学助理研究员，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拟录。正在我因家属户口等具体事务犹豫不决、准备去正在筹备恢复的衡阳矿冶工程学院(今南华大学)任教时，华中工学院成立了哲学研究所，由吾师、华工哲学研究所所长李其驹先生引荐，在朱九思亲自关心下，我终于在不惑之年于1981年4月举家调入华中工学院。这无疑是我人生事业最重要的转折。作为朱九思“广积人”校策的受惠者，我对华中工学院始终有一颗感恩的心，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思想基础之一。

朱九思先生是一位资深革命家和有远见的教育家，他1936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也是与我同系的老学长。但是，1984年他离开华工领导岗位前，我虽然很崇敬他，但与他却没有任何个人交往。1986年6月8日，我去张家垮冒昧造访朱府，去看望因受骗上当而落寞的他。当我敲开他的房门时，他不无警惕地连问：“你找谁？你是谁？”在我自报家门、说明来意后才得以进屋落座。这是我第一次拜见赫赫有名的朱九思，从下午3点谈到5点，他还送我下楼，直到我骑上自行车才转身。从此受到他的关爱，他每凡发表论文，出版著作，都派他的秘书送我阅读。因为我常参加学术会议，结识一些不大不小的学者型京官，他们来华工，我有时也被应邀敬陪末座。有一次，我跟朱玉泉书记开玩笑说：“我在你们领导的宴会上吃了蛮多的白食，你们究竟认不认识我啊？”朱书记笑着说：“谁不认识你王某人啊，老领导还要我们好好关照你呢！”我自嘲地说：“别的并不劳领导费心关照，只是我上课讲错了话，写文章写错了字，你们领导手下留情，不批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关照了！”由此亦足见朱九思很重感情。

朱九思几十年如一日，一门心思办华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在全国高等教育界率先改革，独领工科大学综合性、研究型发展新潮流，为华工的崛起、跻身国内一流和世界知名大学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他人格高洁，德高望重，无不良嗜好，不谋私利。倾心于为他写传的人当然不止我一个，然而，使我感到荣幸的是，他选择了我。

2007年暑假，我和程红先生每隔一天去朱府，听他作一生经历的自述。每次三小时，十多次下来，我对他这一生的经历梗概也就清楚了。然后开始阅读他的．论著，搜集必要的资料，构思谋篇。因为我虽然已于2003年退休，但仍在怀化学院做特聘教授，全职教学与科研，除了寒暑假在汉，我与朱九老的联系全靠电话和书信。他给我写过一些短信，给我邮寄相关资料，还批阅我的大部分样稿。特别是，他以报纸总编的职业水准，增删纠错，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但是对于我在本书中的理念包括对他失误的直书却充分尊重，只字未动。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宽大胸怀和包容精神。

本书得到李锐老的支持。耄耋锐老，是与朱九老三聚、共事的国立武汉大学老同学、老朋友。他虽然在武大高九老两届，年纪却小九老一岁，身体也远不如九老康健。他不顾身体不适，亲自为本书撰序，既是对朱九老的深情的寄托，也是对作者的奖掖。

本书得到华中科技大学校领导的支持。朱玉泉前书记、李培根校长、路钢书记、欧阳康副书记都十分关心我的研究和写作，并给予课题资助。李培根校长还应我所请，拨冗撰序，非常关心本书的出版。

本书得到怀化学院校、系和有关处领导的支持，胡建书记，谭伟平院长，宋克慧副院长，以及杨吉兴、周文、陈东明、杨高男、朱卫红等先生对朱九思敬佩有加，为我提供了自由研究和写作的环境。

程红先生为本书作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只是因为他教务繁忙而未能分身本书的撰写工作。

本书还得到王恭南、熊赟先生和华工校友、我逾半个世纪的朋友贺长生先生、李云初先生的关心和帮助。

本书对朱九老的高足、现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陈运超先生的博士论文《大学校长治校之道：一个个案的分析》和姚启和、蔡克勇《华中工学院三十年》等校史资料多有引述，并从百度网等网站搜索了相关的资料和图片。

本书撰述期间，笔者先后访问了刘崑山、陈远、李德焕、李宜昌、朱桂林、韩守木、钱文霖、霍慧娴、王君健、姚宗干、李爱珍等先生，还有十几位先生或因为忙碌而不能分身，或因为年事已高、健康欠佳难以接谈，虽已列入笔者访问名单，但最终却未能一一采访。

本书得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阮海洪社长、熊新华书记、姜新祺总编辑、焦微副社长的选题支持和责任编辑钱坤先生的精心编辑；前总编辑钱文霖先生在复审中不仅对文字多有批改，而且提出了某些重要意见；李东明先生、徐正达先生、王晓东先生认真审阅书稿，提出了有益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和档案馆，以及朱九老高足沈红教授为本书提供了部分照片。

夫人和女儿许琦为本书做了不少事务工作。

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对所有以上对本书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