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宝军的《四季陕北》，则陕北之一切皆有情、有神。

这本书写陕北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举凡清晨和夜晚、山川和风雨、农事和习俗、歌声和人情，一篇一事，从年头到年尾，六十篇短文，便是似水流年，天长地久。

《四季陕北》是作者高宝军结集出版的第四本小书，书名为《四季陕北》，是因为书中的章节以四季划分。收入书中的六十篇小文，写的都是记忆中的家乡往事。

相信，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离开了那片土地的人们，读这些文字时眼里会含着泪水。

序

春

春日老黄风

细雨润早春

山村春暮声

陕北二月天

崖畔上的春色

冰雪上传来春消息

秧歌场跑驴

开门炮

正月初一吃饺子

陕北道情

穿新衣的烦恼

家家门前挂红灯

搭火龙

喊山

清明节的坟地

夏

亮红晌午

送饭婆姨

夏日收麦人

大雨前后的庄户人

西瓜庵子

捡麦穗的孩子们

初夏剪羊毛

揪苜蓿

暴雨中的山头

农活四记

夏夜里浇地

水菜园子

夏季锄地人

在洪水中游泳

打麦场趣事

秋

秋月下的山村

深秋霜叶图

露水地里的女人

秋日农家饭

秋天的庄稼

秋暮野望

老南瓜压塌地圪塄

金秋农家一幅画

连阴雨天编筐忙

刨红薯洋芋

陕北的大豆

手把利刃收高粱

收玉米

陕北麻子

高原秋声

冬

阳崖根晒太阳的老汉

清晨扫雪人

红白事上管事人

陕北道路

风雪夜里看病人

冬日放羊人

陕北窑洞

冬季砍柴人

生儿育女陕北人

冬日里的牲口市

冬晨挑水人

陕北说媒人

贴对联

做年茶饭

冬闲陕北看喝酒

后记

春日老黄风

冬春更替时，阴阳大轮回，陕北不时刮大风。这风，学名沙尘暴，俗称“老黄风”。在陕北方言中，“老”是大中大，强中强，猛中猛。一个“老”字，说尽这黄风的阵势大、来头猛、危害重。

老黄风到来之前，会出现许多奇怪的预兆。本来好好的烟囱突然不冒烟了，柴烟从灶口往出喷，用大锅盖也扇不进去。扇得慢了它照样喷，扇得快了它在炕缝里墙缝里甚至锅台上往出冒。冒出来的烟不往上升，只擦着地面漫。像舞台上施放的干冰。原本很老实的母猪突然噙开了柴草，把整捆的柴火往窝里拉，挡也挡不住。挡得慢了它不理，挡得紧了它还想咬人。眼睛红巴巴的，牙齿白厉厉的，细长的小尾巴来回甩。正推磨的毛驴突然不听话了，时不时就停下来竖起耳朵听，棒打也不动。打得轻了它不理，打得重了它往磨台上爬。鼻子口里三股气，四个蹄子就地刨，浑身抖得格颤颤的。平时爱唠叨的老汉老婆突然不说话了，不但不说话了，连出气也不顺畅了，直催着孙子给他们捶背。这背就是个难捶，捶得重了他嫌疼，捶得轻了又嫌不顶用。嘴唇憋得乌黑，脖子胀得通红，翻来覆去把闷气生。本来很懂事的娃娃突然不听话了，一个劲地哭闹，不停点地翻腾。喂奶他不吮，儿歌他不听，大人稍一呵斥，他就用头在炕沿上碰。河面上的变化最为明显，水朝下游流，纹向上面涌，两者在反方向运行。大水潭更是古怪，无缘无故就自己“格涌”起来，像一碗没端稳的香油。

这时天低了，山愣了，空气好像不动了。气温闷楚楚的热，光线怪拉拉的暗，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呛烘烘的土腥味，熏得人眼睛睁不开，心里生烦躁。

就在这时，老黄风远远地来了——天边生出一圪塄云，格涌涌地推过来。这云瞬息万变、随步移形。先是平的，后是立的；先如锅底黑，后似铜锈红；乍看像雾霭，再看是黄尘。到此时，它已经完全变成一堵风墙了，顶上连着天，脚下扫着地，两边喷出无数黄絮子，像土坝决口时喷出的烟尘、大火突起时蹿出的火舌。它一股一股往出冒，一下一下向前舔；一冒就翻一道梁，一舔就越一条沟。过梁时像一只大手兜头捋，捋得小树伏了地，捋得大树折了枝，不大不小“半搭子”树，仰起来又伏下，伏下了又仰起。过沟时总是顺着沟底钻，一边钻一边朝两面山坡上卷，上去又下来，下来再上去，把藏在犄角旮旯里的隔年落叶，统统卷出来抛在河面上。河面立刻就被这些枯枝败叶罩住了，像洪水中的河柴，河水只能在下面委屈地流。

由于大山遮挡了视线，劳作的人们发现风时，风头子已经到了人们面前。砍柴人没办法收柴，压住这一束，飞了那一束，好不容易收了一捆却背不回来。顺风走的，柴捆子成了降落伞，直把人往空中提，明明前面是崖畔，自己却收不住脚。逆风走的，不要说前进了，后退得慢了也不行，轻的吹人一个仰面朝天，重的会连人带柴扔出老远。最倒霉的就是那些拦羊人了，大风一到羊群立即分化，山羊像疯了似的在坡洼上奔，拦也拦不住；绵羊头插在圪塄下嗅，拽也拽不出来。拦羊人只能在大风中操先人，先操羊的先人，再操自己的先人。可惜没人能听见，骂声早被风撕成了碎片，东山上一句，西山上一片!

山里的风大得惊人，村里的风却邪得出怪。迎风处扬黄尘，背风处卷杂物，半阳半背的山圪□里，风像漏斗就地旋、就地转。码在硷畔上的柴火垛子被旋到了河壕里，挂在墙壁上的羊皮被旋上垴畔山。直旋得门环铛铛响，门扇咣咣掼，窑檐上的黄土像大雨时的屋檐水一样，一个劲地往下泻；窗户纸像吹鼓手的腮帮子一般，胀起又瘪下，瘪下又胀起。喜鹊窝散了，柴枝子在空中乱翻翻地舞；燕子巢满了，雏鸟在尘土里格哇哇地嚎。鸡娃子钻进猫道里，狗娃子躲到驴槽下；驴驹子靠在大树上，老母猪逃进萝卜窖。

这时候，天成了黑沉沉的天，地成了雾腾腾的地，光线暗得像黑夜一样。划着火柴寻不见灯，两口子见面认不出人；窗棂子咯吱吱地响，窗玻璃咔嚓嚓地摇；裱在墙上的炕纸一闪一闪地往起皱，窑洞里的空气一搐一搐地往外抽。直吓得老婆拉住了老汉的手，老汉抱住孙子的腰。当家的男女则忙成了一团，移来案板顶门扇，揭起毛毡遮窗户，切菜刀插在门闩上，破被子塞进窗窟窿。做完这一切，一家人才缩在炕头喘粗气，瞪大眼睛听风声。

那风声就是个惊人，粗一股、细一股，紧一阵、慢一阵，高一声、低一声，长一下、短一下。一阵和一阵不一样，一声和一声有区别。粗起来好像天出气，细起来又像鬼拉琴；紧起来好像火上房，慢起来又像虫呻吟。一阵价“唔儿一唔儿”地叫，好像儿马追骒马；一阵价“轰隆一轰隆”地吼，好像大炮轰雷霆。风到拐弯处盘旋时，那声音是“吱儿——吱儿”往出挤，像卡了挡的车轮、离了卯的轴；风在硷畔上横扫时，那声音是“哨儿——哨儿”往出吹，好像二胡松了弦、竹笛破了腔。如果门外边有电线杆或白杨树，那风声就越发古怪了：一会儿像雪夜荒村弹棉花，一会儿像山寺禅房奏古筝，一会儿像女角暗夜吟京戏，一会儿又像碗碴瓦片擦锅帮。听得人哭笑皆不敢，胆战又心惊。

风终于小了，人们侧着身子出门，看到却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景象。太阳像戴上茶色墨镜，万物都在这茶色中发晕。远山显重影，近山镶金边；旮旯里满是柴草，石盖上积了沙尘；大树只剩下骨架，小树只留了游魂；磨道里堆着沙蓬，窑檐上悬着头巾；麦秸堆揭了顶，碌碡上缠芦根；小河里飘着锅盖，石崖上挂着粪筐；老公鸡提爪巍巍立，碎猪娃竖耳静静听……

P3-5

李敬泽

有《四季陕北》，则陕北之一切皆有情、有神。

这本书写陕北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举凡清晨和夜晚、山川和风雨、农事和习俗、歌声和人情，一篇一事，从年头到年尾，六十篇短文，便是似水流年，天长地久。

这样的章法，于古有之，如“四季杂咏”之类。近世诗文中，是否也有如此立意的，在下孤陋寡闻，一时竟想不起。当日读《吕氏春秋》，每篇以岁时节气起首，然后才说到人事，每每叹服是大胸怀大章法。形式即内容，文章中先有天地在，那些人那些事，便终究是走在日月下山川中，说大也小，说小也大。

逮至今日，人定胜天，热了有空调冷了有暖气，水泥森林中人难得举头望月，天地四季与人事已渐行渐远。然后，蓦然间读到《四季陕北》这样的文章，竟是恍如隔世。

对读者来说，就好比少小离家老大回。

但是就作者而言，高宝军写《四季陕北》，却并无“故乡感”。陕北于他，不是故乡，而是家，是此时此地，他一直不曾离开过这里，他从不认为自己还有一个他乡，他对这片土地有完整的认同，正所谓“吾土吾民”。

现代以来，中国文人写乡土，基本姿态是回望，怀恋也好批判也罢，总之那是不打算回去的地方。那地方之值得怀恋，恰因为不再回去，而批判，也正提供不归的理由。

我们都失去了对乡土世界基本价值的认同。我们搭上“现代”“进步”的班车，绝尘而去，而现代或进步，在我们看来与乡土无关。

当然，有沈从文那样深切认同乡土价值观的作家，但是，我常常觉得，对于沈从文先生，或许是不喜欢他的(我以为)钱钟书先生看得最为确切，钱曾经尖刻地讽刺了沈的文化姿态，沈之于乡土，只是他本能地看到了乡土在现代世界中景观化的浪漫主义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今时今日摩肩接踵、挥汗如雨的湘西凤凰，或许并非不符合沈的本意。

而读高宝军，这个陕北文人所写的陕北，你便知道，这不是风景，风景中预设了分裂的视界、外在的眼睛，而高宝军的眼睛一直是整全的，他所见的世界属于自己，他对它怀着善意、珍爱和责任。

现在谈谈责任。游客的文章是不负责任的，游子的文章其实也放弃了责任。高宝军不是游客也不是游子，他的根就在此地，这棵树绝对地长在这里，他是本乡本土的文入。

现代中国一个隐蔽而持久的大变是，乡土不再是叶落归根之地。一代一代读书人离开家乡，谁都知道，他们不会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回来，不会带着万贯家财回来，也不会带着圣贤之学回来，无论得意还是失意，他们是一去不复返了。人们渐渐地把这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一代代父老把孩子送走，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一样，把这种单向的出走视为人生的成功。

这件事的长期后果，就是地方的衰败，至少是地方文化活力的衰竭。本乡本土的自尊、本乡本土的文化价值都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断暗自流失。

这是一个宏大的现代过程，我们身在其中常常有一种无力感，谁也不知道这个过程何时减缓，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一个人，一个心怀壮志或梦想的人在他的家乡得以安居。

但其实，安居者是有的，比如高宝军。他和中国中小城市和乡村地区的许多沉默的读书人一样，固执地爱着自己的地，而且坚信这种爱并非虚妄，他们守护着本地的山水、生活方式和古老传统，守护着他们真心为之自豪的事物，用文字、用其他形式。

这些人在浩瀚喧闹的话语场中几乎没有位置，他们是谦退的，他们无意追逐什么潮流，他们只是“悠然见南山”，确信生命中有一种安稳的东西。

有了他们，桑梓、乡邦这些古老的、饱含信念和责任的词就还有意义。

《四季陕北》就是献给桑梓、乡邦之书。高宝军在写它的时候，显然有意忽略了一些新的生活元素，新现象和新事物。这或许是一个缺憾，但是，也许在高宝军看来，当我们面对悠长的岁月，面对高天厚土的时候，那些“新”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东西，他宁可信任生活中那些恒常、基本、久经考验的事物，那些从根本上塑造我们的先辈并将继续塑造我们的事物，他不能用理论话语把它总结出来，但是他的心、他的直觉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那一切千百年来都是可信的，没有骗过我们，所以，高宝军说：我要把它写下来，写给子孙和后人。

我相信，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离开了那片土地的人们，读这些文字时眼里会含着泪水。

这是我结集出版的第四本小书，写的还是家乡陕北。我之所以把陕北写了再写，说了又说，源于对她的热爱。她是我的根，一山一峁都那样熟悉亲近；她是我的魂，一草一木都令我激情进涌。在我眼里的陕北，写成文字是一首诗，涂上颜色是一幅画，变成声音就是一曲悠扬动听的信天游。

书名为《四季陕北》，是因为书中的章节以四季划分。收入书中的六十篇小文，写的都是记忆中的家乡往事。这些情景说它旧也真够旧了，至少在三千年前就已经出现；但说它远又不是很远，因为它离开我们最多也就是十来年工夫。

现在能这么热情地写这些东西，有时自己也感到意外，因为我现在赞美的，正是我曾经最想抛开的。世上的事物像阳光下看山，有一个阳坡就有一个背洼；人间的得失如瓜里头挑瓜，挑选了大的就意味着放弃了小的。选择有取舍，人心无尽头。总是得到了阳坡上的温暖，又想着背坡上的阴凉；尝到了大瓜的香脆，又羡慕小瓜的甘甜。我对家乡的感情正是如此。

我出生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地处偏远且生活苦焦，不要说和都市比了，就是和国内的大多数地区比也有好大差距。当我国的平原地区用拖拉机耕地、柴油机抽水几十年后，我们那里的人们还用木耩套黄牛耕地，用毛驴架驮桶驮水；平原地区的农村早已将用脱粒机视为平常，我们那里仍旧是牛拉碌碡碾麦，人操连枷打场；全国普及面粉机和碾米机不知多少年了，我们那里仍然用石磨推磨，用碾子碾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用上了电，而我们那里的农村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依然用煤油灯照明；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多少年后，我们那里仍然离不开石匠、木匠、泥瓦匠、毡匠、弹棉花匠等传统的手工匠人。总之，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家乡陕北一直延续着几千年的古老传统，像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缩影。

这种局面几乎是在一夜间被打破，迅猛的程度竟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大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陕北开始了退耕还林和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前者造就了大量的剩余劳力，后者则召唤着人们走向新的岗位。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离开农村，走进城市。先是年轻人，后是中年人，最后是绝大部分所有的农村人。于是，大部分村庄处于半废弃状态，十个村庄九个荒，十孔窑洞九孔闲，院子里长满了荒草，门扇上顶着葛针，留在村子里的多为七老八十的人群。与此对应的是城镇规模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扩张，从城中心向上下川道延伸，从沟底下朝山坡上、山峁上攀升，几乎每一个窑洞和平房里都住着一家人——年轻人打工，孩子们上学，而那些年纪大的老年人摆摊卖菜、收废扫街。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使现代观念在一丝丝渗透，传统观念在一步步后退，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正在一天天消失。

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一种文明即将远去，另一种文明正在开始。如果没有文字记载，这些传统的农耕文明将会永远被历史尘埃所湮没。处在新旧替代交叉点上的我，深感整理、记录这段历史文化的价值之重要，于是就滋生了写作的念头。这就是我写本书的动力所在，也是我敢把她献给读者的唯一理由。别的不敢奢谈，但她至少反映了当时陕北的山村景观、生产方式、劳动场景和民俗风情。正像我们时时想了解祖先的生活情境一样，我想我们的子孙也会有了解这些的热望。如果说本书能够为外地人了解陕北、陕北人记住陕北、子孙们研究陕北有一点点作用时，就是我莫大的欣慰。

2012年12月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