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新史》——一本罗马帝国的怀古手册：罗马帝国倾颓现实的亲历者、拜占庭帝国帝王私库度支官和应诉官——佐西莫斯，流传至今的惟一作品！

硕果仅存的非“正统”罗马史记：经过后世基督教史学家的正统化过滤，作为一名非基督徒，佐西莫斯笔下的罗马史记具有毋庸置疑的史料价值。

《罗马新史》为公元5世纪后半叶拜占庭帝国帝王私库度支官及应诉官佐西莫斯流传至今的惟一著作，叙述了上起奥古斯都时代下至公元410年的罗马帝国的历史。《罗马新史》共六卷，其中有部分散失。佐西莫斯在书中围绕两个主要问题展开论述：罗马帝国已经衰落；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针对后者，佐西莫斯更是明确表示：在他看来，元首政治和因基督教取代传统祭祀而造成的传统信仰的衰弱，正是国家走向衰败的原因。

佐西莫斯此立意，也正是新史的最大价值之所在：即，与其他经过后来成为合法性的基督教史学家的“过滤”、“删选”而保留下来的史学作品相比，《新史》尽可能多的保存了流行于所谓“异教史家”的说法和观点，也让后人得以更真切地了解所谓异教徒在罗马帝国末年的观点。

第一卷 1

戴克里先之前的罗马帝国史（约公元前6世纪末-约公元280年）

希腊人简史——亚历山大东征——权贵政治垮台，屋大维成为惟一统治者——蛮族开始侵袭罗马帝国——帕尔米拉人欧达纳图斯和泽诺庇亚的兴起与覆灭——普罗布斯称帝，对蛮族作战取得重大胜利——托勒麦斯发动叛乱

第二卷 40

君士坦提乌斯一世至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之间的帝国史（公元305年-354年）

君士坦提乌斯、马克西米安?伽勒利乌斯、塞维鲁、马克西米努斯四帝共治——君士坦丁与马克森提乌斯、李锡尼之间的内战——君士坦丁的统治——君士坦丁诸子之乱——君士坦提乌斯与马格嫩提乌斯之间爆发内战

第三卷 75

皇帝尤利安的生平（公元355年-364年）

尤利安任恺撒，战胜日耳曼人——尤利安与君士坦提乌斯之间的内战——尤利安远征波斯——尤利安死后罗马军队从波斯仓促撤退

第四卷 103

皇帝卓维安驾崩后至提奥多西一世驾崩之间的帝国史（公元365年-395年）

普罗柯比的叛乱——匈奴人抵达欧洲，斯基泰人大举进入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在亚得里亚那堡全军覆灭——皇帝提奥多西再度统一罗马帝国

第五卷 141

提奥多西一世驾崩至西部皇帝奥诺里乌斯拒绝蛮王阿拉里克的和约请求（公元396年-410年）

帝国分成东西两部，鲁菲努斯和斯提利库把持大权——宦官尤特罗庇乌斯取代鲁菲努斯的地位，不久后被杀——阿拉里克率蛮族侵入意大利，围困罗马城并在取得大量战利品后撤退而去

第六卷 180

高卢僭主君士坦丁父子的历史回顾，阿拉里克决心第二次包围罗马城（公元410年）

专名、人名对照表 189

译后记 201

第一卷

1．就在梅伽洛波利斯(Megalopolis)的波利庇乌斯(Polybius)打算将其身处年代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的时候，他认为，据实书写下罗马人在建城之后的六百年里不间断地同周围民族进行战争，而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却未缔造起一个地域广袤的帝国，他这么写是合乎体统的。罗马人那时征服了意大利的一隅，而当汉尼拔(Hannibal)前来侵袭，他们在坎尼(Cannae)落败之后，又失去了这片土地，甚至还生生地目睹着敌人进逼到自己的城下。然而就在经历上述事件之后，他们的事业取得了此番好运，以至于在区区五十三年的岁月里，他们不仅君临意大利和整个阿非利加(Africa)[引，而且同样征服了西边的西班牙。即便这样，他们依旧被拓展疆域的欲望驱使着，从而越过了伊奥尼安海(Ionian)，征服了希腊，毁灭了马其顿(Macedonia)，还俘虏了后者的王并把他带回罗马。2．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将上述全部的进程仅仅归因于人的力量，而应当抑或归因于难以抗拒的命运，抑或出于天体的运动，抑或出于眷顾着我们一举一动的神明的意志——当这些举动是出自正义的时候。上述这些以一系列因果事件左右着未来之事，因此它们必将呈现出特定的模式，而这就让智者揭示出，人事的安排取决于某种神圣的天意。其结果便是：当我们灵魂旺盛的时候，我们就繁荣昌盛；反之，当灵魂匮乏占主导之时，我们就会衰落到如现在一样的情形。而我将通过事实本身来印证我的话。

1．自特洛伊远征至马拉松战役，期间无论在内还是在外，希腊人所做的一切似乎没有什么是值得一提的。可是，当大流士(Darius)带着将领携数以万计的军队前来交战的时候，八千雅典人好似受到神明的激励，仅操起身边的武器，就踏上了征程，结果取得了如此的胜果，杀敌九万，并迫使幸存者逃出了他们的国土。2．这场胜仗让希腊人声名鹊起。不过薛西斯(Xerxes)在大流士逝世之后携一支规模庞大得多的军队再次入侵希腊，以至于整个亚细亚都倒向了他的一边，如此这般他带兵侵入了希腊，由于他必须从亚细亚渡到欧洲，他在大海上布置了铺天盖地的舰船，在陆地上布置了密密麻麻的士兵，以致自然元素似乎都无法支撑远征的部队，他只能改变它们原先的状态。他建起了一座横跨的浮桥让步兵通过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还开凿了一条穿越阿索斯山(Athos)的水道，舰队行进其间犹如在大海上。3．希腊人虽然一接到大军压境的情报就为之战栗，可是他们依然尽自己最大的勇气与薛西斯抗争。在阿特米松(Artemisium)及稍后发生在萨拉米斯(Salamis)的海战中，希腊人取得的胜果远超过曾经的胜利，以至于薛西斯为自己能逃命而感到高兴。他在战役中损失了绝大部分的军队，幸存者又在布拉提(Plateae)遭到了覆灭，上述大捷给希腊人的声望锦上添花，他们不仅借此解放了住在亚细亚的希腊人，还控制了爱琴海上几乎全部的岛屿。

1．假如希腊人之间能保持和睦，并对自己当时的境地感到满足，又假如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没有为希腊的霸权而起争执，外邦人本不会掌控那片土地。然而，希腊人的力量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消耗殆尽，他们的城邦变得穷困。在这种情况下，论实力，虽然腓力(Philippus)同周围任何邻国相比都居于下风，可他还是找到时机通过谋略拓展了其父留给他的王国。2．他利用金钱赢得了士兵们的赞誉，贿赂了盟邦，由此从最初的弱小变得强盛起来，与雅典人在喀罗尼亚(Cheronea)进行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并在取得胜利之后，又对全体希腊人以殷勤和蔼相待。他已经开始考虑对波斯帝国发动一场征伐，不过就在他征募一支适合出征的军队并筹措战事的时候，却被杀身亡了。

1．亚历山大(Alexander)继承了王位。他在解决希腊的事务后，就在当政的第三年携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侵入了亚细亚。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前来御敌的波斯总督，接着又奔袭大流士[三世]本人，而后者已在伊苏斯(Issus)布置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在那里，亚历山大同波斯人进行了一场战斗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让大流士溃败，接着又攻取了腓尼基(Phoenicia)、叙利亚、巴勒斯坦。2．他在推罗(Tyre)和加沙(Gaza)的所作所为可以在他的传记作家的作品里读到。他继续推进到埃及，向阿蒙神(Zeus Ammon)奉献了祭品，还下令兴建亚历山大里亚，随后他踏上回程以结束同波斯人的战争。3．在征途上，鉴于人人都拥护自己，他继而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虽然他听闻，大流士已准备了一支规模比先前更为庞大的军队迎接他，可是他依旧率领旧部往前行进，并在阿贝拉(Arbela)展开战斗。战争取得了如此的胜果，以至于大流士的部队几乎被悉数歼灭，而大流士本人则仅带几名随从奔逃而去。亚历山大已摧毁了波斯帝国。

1．在贝苏斯(Bessus)杀死了大流士后，亚历山大又在印度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随后便返回了巴比伦，在那里辞世。随即，马其顿帝国就被一些总督瓜分了，他们因相互间那无休止的战争而走向了衰落，于是欧洲其余部分的天命就归入了罗马之手。2．他们侵入亚细亚，先与本都(Pontus)诸王交战，然后又与安条克(Antiochus)为敌，最后再同埃及君主作战。只要权贵们保持着统治，他们的疆域就会年年得到拓展，那是因为两位执政官都渴望能胜过对方的功绩。然而，政权因苏拉(Sulla)和马略(：Marius)间的，以及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和庞陪·马格尼乌斯(Pompeius Magnus)间的内战而崩溃了。在那之后，权贵政治垮台了，他们推选出屋大维(Octavianus)作为惟一的统治者。现在，全部的国事都归于他一人之手了，他们未意识到，这就如同将全体人民的希望听凭投出的骰子一样，而且还置整个广袤帝国于听命一位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的风险之中。3．这么说是由于，即便适逢以公正得法行其统治之君主，也不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因为他无法随时眷顾到那些远方的臣民，也不能选出这样的下属：他们把背弃他的信赖当作耻辱，又或者对统治如此数量众多而又不尽相同的人民感到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假如他不顾君主政治的约束，变成了一位暴君，既把政府引入混乱，又纵容极大的罪行、容忍公正遭到出卖、如使唤奴隶一样地使唤臣民——当然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但几乎所有的皇帝都这么做了——那么统治者不受约束的权威势必会成为世界的灾难。4．在这种情况下，阿谀奉承与攀附权贵之徒被那类皇帝当成了举足轻重之人而得以升迁至显要位置；同时那些做事稳健又不张扬之人同阿谀奉承的生活行事格格不入，却只能抱怨自己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城市充斥着骚动与不安，而所有的军政部门都授位给那些意志不坚定的惟利是图者，如此一来，就使得富足之人在和平时代得不到安乐的生活，士兵们在战时变得士气低落。  P1-3

佐西莫斯(拉丁语名：Zosimus)大约生活于公元5世纪后半叶的拜占庭帝国，后人除去知道他是传统宗教的捍卫者，且又官至帝王私库度支官及应诉官(comes et exadvocatus fisci，其中comes fisci，也有人译作“圣库伯爵”)，别的信息就无从知晓了。他仅有一部基本完整的历史著作《罗马新史》(也译成《新历史》)流传至今，所述者为上起奥古斯都时代下至公元410年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即便是这么一部出自非基督徒作家之手的作品，后来的著名文献学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弗提乌在编写的《文献大全》里仍对它作出了如此的评价，称之“虽简洁洗练，但富有表现；虽纯洁无瑕，但不失光彩”。这样的评语直至1814年首度出版英文译本时，还印在了扉页后面作为赞语。

在这部用希腊语撰写的史书中，佐西莫斯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即打算走一条和历史学家波利庇乌斯截然相反的道路，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为自己的著作冠上“新”这个词。前人波利庇乌斯生活在罗马人君临意大利及地中海的时代，为记下罗马人是如何走向繁荣昌盛的，因而曾撰写通史四十卷。到了佐西莫斯生活的年代，昔日的所谓繁华早已散去，帝国宇内蛮族肆虐、战乱不息，传统的信仰又遭到了颠覆，用他的话说“罗马帝国逐渐走向衰败而成了蛮族的巢穴”，于是他的写作意图转而变成了记下罗马人是如何在短暂的时间里走向衰落的。

佐西莫斯一开头就用整整一段文字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对波利庇乌斯的通史进行再简单不过的概述之后，他便立即提出：“上述这些以一系列因果事件左右着未来之事，因此它们必将呈现出特定的模式，而这就让智者揭示出，人事的安排取决于某种神圣的天意。当我们灵魂旺盛的时候，我们就繁荣昌盛；反之，当灵魂匮乏占主导之时，我们就会衰落到如现在一样的情形。而我将通过事实本身来印证我的话。”这句统领全文的颇有些神秘的话曾被人拿来用以证明佐西莫斯是斯多葛主义者或更确切的是新柏拉图主义者，因为我们确实在普罗提诺的《九章集》里找到过类似的提法：“万物都有星辰的预示，万物都是根据原因产生的，但因果关系有两类；有些事情是由灵魂产生的，有些事物是由灵魂周围的其他原因产生的。”当然，佐西莫斯这样的表述也许是对前人已有概念的替代，譬如撒路斯特在史学名著《喀提林阴谋》开篇里提出的“崇高的德行”，因而此处所谓灵魂旺盛和灵魂匮乏，从后面他注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关系来看其实质内容大概就是古代历史学家常会关注到的个体层面上美德的拥有或丧失。

接下去，佐西莫斯就必须围绕两个主要问题在书里展开全面而充分的阐释：第一，罗马帝国已经衰败；第二，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这就是他提到的所谓左右事件的因和果的关系。

我们看到，佐西莫斯先是对古希腊和罗马共和时代的历史作一番极其简短的回顾，紧接着就抨击起了元首政治，后人历来把这一段作为其铺叙之后的正式开场。他写道：

现在，全部的国事都归于他一人之手了，他们未意识到，这就如同将全体人民的希望听凭投出的骰子一样，而且还置整个广袤帝国于听命一位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的风险之中。这么说是由于，即便适逢以公正得法行其统治之君主，也不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因为他无法随时眷顾到那些远方的臣民，也不能选出这样的下属：他们把背弃他的信赖当作耻辱，又或者对如此数量而又不尽相同的人民进行统治感到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假如他不顾君主政治的约束，变成了一位暴君，既把政府引入混乱，又纵容极大的罪行、容忍公正遭到出卖、如使唤奴隶一样地使唤臣民——当然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但几乎所有的皇帝都这么做了——那么统治者不受约束的权威势必会成为世界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阿谀奉承与攀附权贵之徒被那类皇帝当成了举足轻重之人而得以升迁至显要位置；同时那些做事稳健又不张扬之人同阿谀奉承的生活行事格格不入，却只能抱怨自己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城市充斥着骚动与不安，而所有的军政部门都被授给那些意志不坚定的惟利是图者做了长官，如此一来，就使得富足之人在和平时代得不到安乐的生活，士兵们在战争时变得士气低落。

显然，佐西莫斯一开始就将原因归结为罗马的元首政治或君主政治，并用最浅显、纯粹的语言而非哲学家式的文字“论述”了自己的观点。接下去，便是一长串帝王生平的记载以印证上述观点，其中应注意到，为了突出主题，他只草草提及了所谓五贤帝的记录。直至述及帕尔米拉僭主泽诺庇亚覆灭时，他插入了大量的神谕征兆，由此神迹引出了一段针对传统信仰的解释性的言辞：

只要罗马人祭祀不绝，天国就以这样的方式把对他们的眷顾展现了出来。可是，当罗马帝国蜕化成一具蛮性十足的躯体，并走向覆灭的时候，我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就应指出上述这些灾难的原因，以及对这些事件作出过预言的神谕。

对此，有人或许会以为，佐西莫斯打断通篇历史叙述的顺序，给出这些神迹除去怀念在他看来是美好的旧时的事物，无非只是为了阐述诸神的意志对人类之事的影响，正如他在开头提到的“眷顾着我们一举一动的神明的意志”，这么想并不全面。作为一位传统信仰的坚定捍卫者，他的目标必然是为了说明基督教取代传统祭祀是令国家走向衰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正所谓，神迹背后反映的乃是传统的祭祀仪式，以及在他看来由传统信仰缔造起来的罗马一希腊文化本身。上述引文这一点或许并不明显，但到了第二卷，除去开篇一大段对罗马世纪庆典仪式来龙去脉的详尽描绘，他还颇为肯定地强调：“只要有这些仪式，罗马帝国便能延续不绝。”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他引用了《西比林预言书》，紧接着，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因此，正如神谕确确实实说的那样，只要这些祭祀仪式按时举行，那么罗马帝国就能得到庇佑，亦能在寰宇之内几乎每一片已知的土地上行使其权威；否则，一旦上述庆典遭到忽视(也就是自戴克里先隐退之后)，帝国就走向了倾覆，甚至在不知不觉间蜕化到了野蛮的状态。我道出的除了事实别无其他，为此我将按时间的顺序加以证明。

显然，这样的观点直接源于他所谓异教徒的身份，至于史料的取材，则应当直接取自其借鉴的希腊异教历史学家德克西普斯(Dexippus)、尤纳皮乌斯(Eunapius)，以及奥林匹多罗斯(Olympiodoms)的著作，这已是定论。于是，在后面的篇目里，佐西莫斯开始不停地插叙圣事，以及出自众神的非同寻常的神迹和预言。无论后人把它当成古人固执的迷信，还是传统信仰对当时基督教成为合法信仰之后的回应，佐西莫斯津津乐道于此，是不争的事实。这本书中提到的奇迹有许许多多，具有代表意义的，有以下几则：

第一种，梦境式的，指奇迹出现在梦境或幻境中。当尤利安(背教者)同君士坦提乌斯开战之前，众神托梦给他：

在梦里太阳神显现身形，并把天上星座指给他看，接着便道出了如下的诗行：

当木星行至高贵的水瓶座的边际，而

土星来到处女座的二十五度星域时，皇帝

君士坦提乌斯，亚细亚之王，将在憎恶与悲惨中  结束其甜美的一生。

第二种，有违常理式的，指奇迹的发生有违客观规律。在帕尔米拉人的僭政行将覆灭之前，佐西莫斯插叙了下面的神迹：

在埃利奥波利斯和比布鲁姆之间有处地方叫阿法卡，在那里有一座献给维纳斯的神庙，神庙旁边有一片类似人造蓄水池的池塘。在那片与神庙毗邻的地区，每当人们在特定的时候聚集到那里，总能在空气中看到一团像灯火一样的圆形火焰，甚至到了我们现在，它仍旧会出现。过去前往那个地方的人总会将某件献给女神的贡品(或金银制的物品，亚麻、丝织的布料，或其他任何珍贵的东西)放到池塘里。如果女神接受贡品，那么东西无论轻重都会沉入水下，可如果她拒绝了贡品，那些东西则会漂浮在水面上，不但布料那种材质的物体如此，即便像金银这种通常会沉下去的金属也会浮上来。帕尔米拉人在他们覆灭的前一年，就在举行节庆的日子，聚集到了那里。为了向女神表达敬意，他们向池子里放进了金银和布料，所有这些都沉入了池底。到了下一年，就在同样的节庆日里，人们发现，这些贡品全部都浮上了水面，以这样的方式，女神对将要发生的事作出了预言。

第三种，象征式的，指奇迹的发生具有隐含的意义。瓦伦斯皇帝在从东方赶去色雷斯的路上遇到以下奇迹：

就在途中，他们见到了一幕奇景：一具人形的躯体一动不动地躺在路上，从头到脚看起来曾被鞭笞过，他睁着双眼，且无论谁靠近，他都会以目视之。虽被问到他是谁，从哪里来，又是谁这般严厉地打了他，可他却并未作答，于是人们把这一幕当成了神启，并在皇帝路过的时候指给他看。皇帝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可对方依旧保持着沉默，他既不能被当成活人，因为整个身子都是静止不动的，不过又不能完全被当成死人，因为两只眼睛看起来仍完好……这神启在瞬间就突然消失了。在场的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但是精于解释神谕的人却得出结论说，这预示着国家未来的状况：帝国将会一直挨打、遭到鞭笞，就像一位垂死的人一样，直到被其长官及总督们的不当行为引向覆灭为止。如果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考虑进去，这样的诠释确确实实不失偏颇。

第四种，报应式的，指针对亵渎神明者的报复。神明对提奥多西皇帝的侄女塞仑娜的惩罚：

老提奥多西镇压了僭主尤杰尼乌斯之后便来到了罗马，那时他通过拒不向宗教活动拨给公共经费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渐渐疏离了神圣的祭仪，男祭司和女祭司遭到了驱逐，神庙不再进行任何祭祀。为了对众神进行取笑，塞仑娜提出想看看众神之母的神庙。当她在瑞亚神像的脖子上发现绕有一样和这位神明相配的饰物时，便把这样东西从神像上取下来，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当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是维斯塔贞女中的最后一个)当面对她的渎神行径进行了斥责，塞仑娜不仅厉声辱骂了她，还指令自己的随从把她给赶走了。虽然老妇人走了，可她还是为此恶行诅咒了塞仑娜及其丈夫、子女受到应有的惩罚。塞仑娜未注意到什么，还是一边夸耀着自己的饰品一边出了神庙，不过后来她时常在梦中以及醒着的时候看到幻景，对她发出死亡正在逼近的警告，而别的许多人也都目睹到了相同的景象。正义女神决心通过实施恰当的惩处来报复渎神之罪，结果塞仑娜即使知道会发生什么，也没有采取防范，这个戴过女神饰物的脖子被套上了绞绳。

佐西莫斯不厌其烦地记下这一幕幕神迹，看似在波澜不惊地追忆美好而幸福的古代，并时而对悲惨的现实寄托早已远去的希望，正所谓“我们这一代人不曾得到过一丝一毫来自上天的眷爱”。实际上正如我前面提及的，他对神谕奇迹的种种描述，并将诸神的意志加到历史人物和事件之上，这更像是对基督教“奇迹般”崛起的一种回应。

意大利历史学家莫米利阿诺(Momigliano)曾在“公元四世纪异教及基督教历史编纂法”(Pagan and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一文中提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在罗马确立了合法性之后，早期教会史家怀着胜利的决心或说胜利的愤怒开始编撰教会的历史。面对咄咄逼人的基督教的攻势，所谓异教历史学家们在之后的岁月里所能流传下来却只有概述(Epitome)或简史(Brevimium)这样的泛泛之作，以及阿米阿努斯(Ammianus)这样的完全秉承古代政治军事史家传统的长篇巨作。从当时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后人并不能在异教历史学家中找到对早期基督教史家的有力回应，他们更像是在闭门造车，并对基督教史家之事不闻不问。但这绝对不代表当时就没有任何异教历史学家对此作出过回应，因为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比如上文提到的德克西普斯、尤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多罗斯的著作)没能流传下来，而这类针对教会史家进行回应的著作还必须经历中世纪抄写员之手，它们的命运可想而知。幸运的是，我们还能看到佐西莫斯这部历史书，虽然其年代比4世纪晚了近一个世纪，但至少尽可能多地保存了当时流行于异教史家的种种说法，也让后人更真切地了解到了所谓异教徒在罗马帝国末年的观点。

佐西莫斯对基督教的不屑与控诉除去借用上述种种来自天国的奇迹之外，在其他地方也是不遗余力的。请特别注意他在提及君士坦丁大帝改宗时所用的描述，他认为君士坦丁是因为传统信仰无法替他赎去一身的罪恶而受到某个人的蛊惑，认为基督教能让自己“在转瞬之间就能从背负一身的全部罪恶中得到解脱”，才去信仰它的。这无疑是对君士坦丁本人乃至基督教信仰的嘲讽。与之相反，当佐西莫斯写到异教皇帝尤利安(背教者)时，却是把一切美德都加在了他的身上，既把他当成了勇略超过亚历山大、智慧胜过马可·奥勒利乌斯的难得一见的贤主，甚至还用对比的手法，以突出基督教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残暴来表现尤利安的贤明。诸如此类的描写，书里还有一些，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佐西莫斯的《罗马新史》全著一共分为六卷，其中第一卷末尾至第二卷开头部分散佚，涉及的历史基本为戴克里先时代，而第六卷只剩下开头部分，直至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进攻罗马，及罗马城的僭主阿塔鲁斯被杀戛然而止。其余的地方则几乎是完整的。弗提乌大主教的评价较为中肯，整部著作文风简洁质朴，但不乏情感流露——特别是通篇都流露着对罗马传统文化丧失(在他看来是被蛮族同化)的痛心。译者为了保持译作的连贯性，便以尤特罗庇乌斯的《罗马国史大纲》里的相应篇目来填补第一、第二卷之间的缺文，至于第六卷篇末的缺文，则直接采用了1814年英译本最后的补记。

佐西莫斯的著作至今一共有三种英文译本。1814年在伦敦出版的佚名译者的本子虽然是首个英译本，对学界影响也较大，而且整体上读上去尚较为通顺，不过该译本被普遍指责太过天马行空，随意添文减字的地方比比皆是。1967年由美国圣安东尼三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子是英语世界的第二个译本，译者是詹姆斯·巴赫曼(James J．Buchanan)及哈罗德·戴维斯(Harold T．Davis)，该本仍被有些人指责不忠于原文。于是就有了1982年在悉尼出版的最近的译本，译者是罗纳德·瑞德雷(Ronald T．Ridley)，该书以忠实原文、评述翔实著称，是目前学界公认的权威译本。

本汉译本依照的就是1982年的瑞德雷译本，此外由于是从英译本转译，为确保译文质量，译者还找到了当年影响较大的1814年英译本，以及该书最早的拉丁文译本雷乌克拉维(Leunclavius)译本作为参考之用。凡在翻译中，出现困惑的地方，译者就一律查对另外两种译本进行确认，而如果三种版本相互出现了矛盾，译者也会一并在注释中列明。此外，还要说明的是，瑞德雷译本是评注本，其注释极为详细，甚至超过了正文。其中一些对原文内容进行补充的注释对于读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因而这类注释译者一律照搬沿用，其中称引的著作名缩写，原书并未给出其完整书名，除去个别实在无法查找到的，译者也在其首次出现的时候将完整书名列出了；当然还有一些注释或仅仅列出所引的著作名缩写和章节号而无进一步的阐述，或是对注释的文字进行再诠释而与原文内容相去甚远，或是对下文内容的说明而根据一般规律却无需在上文注出，对于这些注释，译者便不在此汉译本里注出。再者，由于该书是以汉译本的形式发表，为了便于理解，译者还增加了一些针对罗马文化和地理的注释，以及两幅地图，希望这么做能为大家带去方便。

为使读者能够方便查对和引用，译者保留了原书的章节和章句编号，自然段则一律按照原著的章节编号进行分段。书后的专名(如地名、族名、物名等)、人名对照表亦为译者所加，其旁列出了该词在文中首次出现的章句编号。

本译本的部分篇目曾在“海国图志”系列丛刊上发表过，当时由于仓促发表，未考虑到所依据的版本问题，译文当中存在许多问题，现在趁此单行本出版之际，我也为能获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而感到欣喜。在此我要感谢促成此译著出版的林国华先生，以及无偿为我提供瑞德雷译本影印件的、我的拉丁语老师、意大利人白思凡博士(Stefano Benedetti，Ph．D)。此外还有《西方史学史》教材的编写者、复旦大学的张广智教授，以及《拜占廷帝国史》的作者、南开大学的陈志强教授，他们的著作都曾介绍过佐西莫斯这位历史学家及其作品，是他们的书让我注意到了这位历史学家。我还要感谢在翻译过程中为我提供各种帮助和鼓励的诸位亲人、同事，以及好友，特别要提到浙江大学哲学系的应奇教授，他在读到发表于“海国图志”丛刊上的译文后，第一时间就向我提出了建议，相信没有他们我就一定无法完成这本译作。当然，一方面鉴于我的资历尚浅，另一方面，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译文当中肯定还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甚至错误，如有读者发现其中存在不当之处，还望能及时提出批评，以便让我能有更正的机会，在此我也先一并谢过。

谢品巍

pinweixie@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