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所著《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的合称。本书的三位传主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天才而创建至伟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们的作品精深宏博，他们的影响历经世代而不衰。罗曼·罗兰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有着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他们在扰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上历尽苦难与颠踬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凸现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襟，从而为我们谱写了另一阕“英雄交响曲”。

《名人传》即：“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三篇传记。

传记里的三人，一个是音乐家，一个是雕塑家兼画家，另一个是小说家，各有自己的园地。三部传记都着重记载伟大的天才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寻求真理和正义，为创造能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

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这些被罗曼·罗兰尊为英雄的人，他们或受病痛的折磨，或遭遇命运的悲惨，或因内心的惶惑矛盾，或三者交叠加于一身，深重的苦恼，几乎窒息了呼吸，毁灭了理智。他们所以能坚持自己艰苦的历程，全靠他们对人类的爱，对人类的信心。贝多芬“用痛苦换来欢乐”的音乐；米开朗琪罗以一生的心血奉献出震撼心灵的杰作；托尔斯泰始终关心万千生灵的伟大与渺小，借以传播爱的种子和宽容的理想。

贝多芬传

米开朗基罗传

托尔斯泰传

他身材矮小粗壮，一副运动员的结实骨架，一张土红色的宽大脸庞，只是到了晚年，皮肤才变得病态而蜡黄，尤其冬天，当他远离田野足不出户的时候，更是如此。他额角隆起、宽大。头发乌黑、厚实浓密，好像梳子从没在上面光临过，乱蓬蓬地竖着，特像“美杜莎头上的蛇发”。他双眼闪烁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见到他的人无不震慑；但大多数人都不能分辨出其中的细微的差别。因为这双眼睛在一张褐色的脸上放射出一种野性的光芒，人们一般都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其实，他的眼睛是灰蓝色的。这两只又小又深陷的眼睛，兴奋或愤怒时会突然变大，在眼眶中转动，映照出其中的全部思想。它们常常朝天空投去一抹忧愁。阔大的鼻子，短而方，竟如此像狮子的面貌。他有一张细腻的嘴巴，可是下嘴唇比上嘴唇突出。牙床刚劲有力，似乎可以咬破核桃。右下额处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整个脸看上去很不对称。莫舍勒斯说：“他笑起来很美，交谈时，带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情。但另一方面，他笑起来却不讨人喜欢，粗野的、难看的，并且总是稍纵即逝。”——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他平时的表情很阴郁，仿佛患了“无法治愈的忧郁症”。1825年，雷尔斯托普曾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了他，他坐在角落里，抽着一根长长的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在死神到来之前晚年时常有的习惯。一个朋友和他说话。他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然后，像聋子经常做的那样，尖着嗓子，叫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经常变化，时而平静，时而肌肉抖动，或是突然有灵感出现，哪怕是在大街上，那表情也会让行人吓一大跳。有时，无意间撞见他正弹着钢琴，“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变得更加可怕，嘴唇发抖，仿佛一个巫师召来了妖魔反而被妖魔制服一般”，如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里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尔王。”

1770年12月16日，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出生于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旧的小阁楼上。他原籍弗朗德轨，父亲是个没有才华却嗜酒如命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佣，一个厨师的女儿，最初嫁给了一个侍从，侍从死后，改嫁给了贝多芬的父亲。

他的童年很不幸，不像莫扎特那样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对于贝多芬来说，人生一开始，就是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想开发他的音乐天赋，然后把他当作神童来炫耀。4岁时，父亲便把他钉在羽管键琴面前，一连几个小时，或者把他关进房间，逼他练小提琴，他几乎被繁重的练习压死。几乎从那时起，他对音乐这门艺术便产生了厌烦，父亲甚至需要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

他少年时代就开始操心经济问题，设法赚钱养家糊口。11岁那年，他加入剧院乐队。13岁时，当了管风琴手。

1787年，他崇拜而尊敬的母亲离他而去。‘她对我那么慈祥，那么值得尊敬，她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哦，在我会叫‘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见的时候，有谁能比我更幸福呢？”她是患肺结核死的；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患上了这种病，常常感到不舒服；而且患上了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症。

17岁时，他已经是一家之长，担负起两个弟弟的教育责任。他不得不羞愧地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因为他的父亲已经无法支撑门户。人家把他父亲的养老金交到贝多芬的手里，以免父亲拿钱去挥霍。

这些痛苦的事在他内心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所幸的是，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他找到了感情的依靠。他遇到了让他珍视一生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特·布勒宁小他两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了诗歌的道路。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两个人之间也许产生过感情。后来，埃莱奥诺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是贝多芬的一位好友；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友谊，那是从韦格勒、埃莱奥诺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的。信写得很恳切，韦格勒夫妇称他为忠诚的老友，他则称对方为亲爱的好友韦格勒。更令人感动的是，后来三人都老了，但年轻的心灵还在，热忱不减当年。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此悲惨，但他对童年和童年待过的地方始终保留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后来，他出于无奈离开波恩，来到维也纳，几乎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一生。虽然身处大都市的近郊，但他从没忘记莱茵河谷。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庄严的莱茵河，是那么欢快而富有人性，就像一个巨大的灵魂，让无数的思想和力量在河里流淌。

在贝多芬看来，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壮丽，更加温馨，更加美妙的了。莱茵河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波恩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贝多芬在这儿度过了他的前20年，在这儿有他少年时期的心灵之梦——那一片片草原好似慵懒地浮在河面上，雾气笼罩着白杨、矮树丛和垂柳，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村落、教堂、墓园也慵懒而好奇地睁开双眼俯视两岸，——远处，蓝色的七峰山在天空中勾勒出参差不齐的侧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呈现出消瘦、奇怪的轮廓。他的心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梦想重归故土，但却未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你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就像我离开时那样。”

大革命爆发了，席卷了整个欧洲，也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1789年5月14日，贝多芬注册人学：他听后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颇负盛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这所学校里讲德国文学。当巴士底狱被攻克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使学生们群情激昂。第二年，施奈德出版了一本革命诗集。在预购者的名单中，贝多芬和布勒宁的名字赫然纸上。

1792年11月，战争蔓延到了波恩，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去了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在了那里。路上，他碰见朝法国开拔的黑森军队，爱国之情油然而生。1796年到1797年，贝多芬将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乐曲：一首是《行军曲》，一首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可是，他试图歌颂大革命的敌人完全是徒劳的，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1798年开始，虽然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但贝多芬仍和法国人及使馆方面，还有才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德将军有亲密的往来。在交往之中，他和共和派之间的感情更加坚定，而且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感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时期，施坦豪泽为贝多芬画了一幅像，这幅像把他当时的风采精确地反映出来。较之后来的几幅，这幅画像就像盖兰的拿破仑画像之后的那些拿破仑的画像，那张严峻的脸上，活现出拿破仑充满野心的火焰。贝多芬在这幅画像上显得比真实的人年轻，瘦瘦的、笔挺的，上衣的高领使他的脖颈显得有些僵直，目光含着不屑和紧张。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记事本上这样写道：

“拿出勇气来！尽管身体不行，但我的才华将必定战胜一切……25岁！现在已经到了！我25岁——人一定要在这一年表现出他完整的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严重的内地口音。然而，只有几位知心朋友理解他隐藏在这种高傲和愚笨后面的热心肠。他写信给韦格勒叙述他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比如我看见某个朋友经济困难而我又没钱帮助他的时候，我只要往书桌旁一坐，很快就会让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你瞧，这多好。”后来，他还说：“我的艺术应该造福于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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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当我写这本短小的《贝多芬传》的时候，我并不想写音乐方面的著作。那是1902年，我正处在苦恼不堪时期，满是毁灭和更新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来到我童年伙伴贝多芬的身边，暂避了10天。我来到他在波恩的家中，我在那里又重新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友们，也就是说，我在科布伦茨访问，从韦格勒的孙子们身上，又见到了当年的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了由韦恩加特纳指挥的贝多芬交响乐演奏会。随后，我又和他单独在一起，倾诉着我的心声，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我完全被他的痛苦、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所感染，我跪倒在地，又被他那强有力的手扶起，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受到鼓舞的我，与人生重新缔约，重新踏上了回巴黎的路，一路上，都在向上帝唱着痊愈病人的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短小的书。它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被贝玑拿去刊载。我没想到，这本书会流传到朋友们的小圈子以外。不过，“人各有命……”

我对自己在这里所说的细枝末节深表歉意。但是，今天会有人在这支颂歌里面寻求按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著作，对于他们，我不得不对此做出回答。我是个史学家，我按照我的时间去做。我也曾在音乐方面尽过很大的义务，例如在《享德尔》以及在关于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贝多芬传》绝对不是这样的研究著作，它并不是为了学术而创作。这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是在复苏和振作之后感谢救世主，我知道，这个救世主被我改头换面了，但所有的信仰和爱情的行为都是如此。而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的行为。大家纷纷购买，给这本小书带来了好运，这是不曾企求的希望。那时候，法国有数百万生灵，属于被压迫的一代理想主义者，焦灼地等待着一声解放的讯号。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这种讯号，于是，他们就跑过去寻求他的支持。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真像是在唱《神的羔羊》时的教堂，——谁不记得那些痛苦的脸，注视着祭献礼，因它的启示而光芒照耀？生在今日的人已和生在昨日的人相距甚远了(但生在今日的人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人离得更近？)。本世纪初的这一代人中，多少队列已被横扫：战争是个无底深渊，他们和他们的儿子都已在那里面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于一个孤独者的手笔，它无意中竟和他们相似，而他们也从中认出了自己。

这本由一个无名小卒写成的小册子，从一家无名的店铺里出来，几天之内，便广为传播，它已不再属于我了。

我刚刚重读了这本书，虽然有所不足，但我也不打算改动了。因为，它应该保留其原始特征，以及伟大的一代神圣的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辰的时候，我要纪念那一代，同时也颂扬其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是他，教给了我们如何面对生与死。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