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国新办外宣图书重点工程，由国际关系问题专家金灿荣领衔创作，回应了国际舆论，展示了“大国责任”问题上的中国观点，多角度展示和阐释了中国已经、正在和将要承当的责任。资料翔实、论证有力。

本书适合一般大众、研究者以及关注中国发展者阅读使用。

本书不仅对当前中国大国责任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还恰逢其时地回应了国际舆论中关于中国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争论。该书展示了中国一流学者在大国责任问题上的观点，为这一国际政治焦点话题，加入中国视角，从维和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在对外承担国际责任方面的成就，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让关心中国崛起、中西方关系的国际读者对来自中国的声音产生兴趣，消弭误解，耳目一新。同时，该书也对中国大国责任所遇到的问题与挑战进行深入剖析。该书的出版，有利于打破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在相关问题上的舆论和话语垄断，为中国外交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一章 中国国际责任的缘起

第二章 中国负责任大国的现实动因与历史特征

第三章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维护和平、共担责任

第四章 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促进发展、共享福祉

第五章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国：推动合作、共同繁荣

第六章 作为国际社会建设者的中国：友好共处、和谐共赢

第七章 中国国家责任机遇与挑战

一、国际责任的起源

从普遍意义上讲，国际责任是伴随着国际体系而诞生的。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是一个由封建隶属关系、教会网络和贵族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庞大社会。那时候的欧洲，有许多“国王”，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国王与贵族之间、城邦与城邦之间、教会与僧俗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责任关系，但唯独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责任”存在。直到17世纪的30年战争以异常悲惨的方式在欧洲创造出了很多个民族国家，耄扯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在欧洲成为一个问题。

然而，即使有多个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必然包含国际责任。公元元年前后，中国汉帝国、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在欧亚大陆上同时存在，并且通过丝绸之路建立起了联系。但这三个伟大帝国之间显然没有任何我们所说的国际责任关系。这种情况竞令人惊讶地延续了近两千年之久。在漫长的时间里，尽管中国的科技发明、奢侈品和世俗哲学源源不断流人欧洲，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中国，可是到19世纪初英王乔治三世和清朝乾隆皇帝彼此通信的时候，他们对相互责任的认识仍然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乔治三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跟欧洲大陆上的法国、普鲁士、沙俄没什么两样，应该按照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来行事；乾隆皇帝则大度地把英国接纳为中华朝贡体系的一员，予以表彰。

这一情况可以由一个结论来解释：直到19世纪初，中国和英国也并没有处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当然，这很快就因英国对中国的殖民入侵而改变。战争的失败让乾隆皇帝的后代们不得不放弃天经地义的“中央大国”地位，开始艰难地接受和融人由欧洲原则缔造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

显然，一个国际体系并不取决于国家的数量和彼此交往的历史，而取决于国家在政治上是否形成共同承认的责任和权利关系。这种责任和权利关系有时候是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法明文规定的，有时候则只是彼此默认的国际规范、惯例和价值观。

国际体系的这种情形可以用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的理论来做类比。国际体系如果是由国家组成的特殊“社会”，那么它也存在着一种“社会契约”。多个国家依据彼此的契约而结成权利义务关系，并由此构成国际体系。不同的国际体系可能有着不同的地理范围、不同的权力结构、不同的发展水平，但是必须有一套与这些条件相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国际体系是由国际契约联系起来的国家集合。

因此，国际责任就是任何国际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只要处于某个国际体系之中，就必然部分或者全部接受了这个国际体系的相关契约，并因此对外履行责任、享有权利。国际责任就是国家在某一国际体系中担负的对外义务关系。

从这样的概念出发，国家的国际责任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种国际责任是履行国际契约的责任。国际契约包括国家所签署的对外条约，以及它所遵循的国际法、国际规范和国际基本共同价值观。履行国际契约，是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一员的基本责任，也是其存在于某一体系中的基本条件。一个国家如果不承认或不履行大多数的国际契约，那么它只有要么退出这一国际体系，要么按照自己的意愿彻底改造国际体系。除了明文规定的条约和法律文件以外，如果一个国际社会秉持某些共同的价值观，例如发展经济、保障人权、主权平等，等等，那么它的成员当然也有义务尊重这些价值观。

显然，履行国际契约的责任是一种平等责任，并不存在哪个国家责任更大，哪个国家责任更小之说。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基础国际责任”。

第二种国际责任是维护国际契约的责任。国家依照各种明示的或暗示的契约，结成了权利义务关系，形成了一套国际规则。可是这套国际规则的运转是有成本的。利益攸关的国家需要承担或者分担这一成本，由此提供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它们是由各成员国提供会费或者“贷款份额”来维持的。另外一种维护国际规则的责任是制止破坏。当危及整个国际规则运转的事件出现之后，相关国家需要对破坏者进行惩戒，或者对遭到破坏的秩序加以恢复，比如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和国际维和行动。

国家维持国际规则的意愿和能力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国家的综合国力越强大，其维护国际规则的能力也就越强大；国家在现有国际规则中受益越大，其维护现有国际规则的意愿也就越强。在一个相对平衡的国际体系中，强国往往是国际规则的主导者，也是国际规则的主要受益者，它们维护国际规则的意愿和能力最强。

总之，在维护国际规则的这一层次上，不同国家承担的国际责任是不同的。强国往往承担着更多的责任。我们因此把这一层次的国际责任称为“有限责任”。

第三种国际责任是改造国际规则的责任。在国际政治中，历史是大国创造的。大国改造国际体系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宏著《大外交》的一开头就感叹道：

“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和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

基辛格的言下之意是：对于那些自诩为当前或未来国际领袖的国家来讲，改造国际体系是一种责任。国际体系绝不可能是静止的。新的大国在兴起、技术在进步、社会生产力在提高、人类生活方式在改变、新的哲学和价值观在形成。对于国际社会的领袖国家来说，它们必须依据这些变化，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对国际规则进行调整，以维持霸权的基础。17世纪法国主导下的维斯特伐利亚体系，19世纪以四国同盟为基础的维也纳体系，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美国霸权，都是成功应对挑战、“改革”国际秩序的案例。

与此同时，新兴强国则希望在国际秩序中体现新的权力对比。在历史上，新权力结构和旧国际秩序之间的裂痕，成为国际体系震荡的主要来源。甚至对于一些“革命性”的国家来说，如果通过“改革”有限地调整旧有国际秩序没有希望，它们就宁愿按照新的侨值观和利益格局根本性地重塑国际秩序。大革命时期的法国、20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冷战时期的苏联，都是试图彻底重塑国际规则的案例。

显然，无论是通过“改革”国际秩序来维持霸权的国家，还是通过彻底重塑国际秩序来争夺霸权的国家，都是国际体系中有能力、有意愿担当领袖的国家。我们因此可以把第三种国际责任称为“领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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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经验来看，一国领导能力必然伴随着国际责任的内在要求和外在需要，在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过程中，如果不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帮助国际社会解决实在问题，是很难赢得尊重、获得认可的，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项基本事实。中国无论从地理、人口抑或经济、资源上，都是一个天然大国，历史很悠久，国情很复杂，遭受过民族的苦难，经历了从贫穷落后到欣欣向荣的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国内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开始加快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随着几代中国人的艰辛创业和不懈努力，国家实力逐步积累，面貌逐渐改观，国际行为也悄然发生变化。至21世纪初，中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持续普遍关注，各种舆论焦点汇聚于此，五音杂论不绝于耳，古老的“新星”再次为世界所瞩目。

不可回避，当今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从“群众演员”发展为“配角”、“最佳配角”，然后是“主角”，未来很可能是“核心主角”。当西方国家的经济低迷徘徊、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全球的时候，中国经济却连续十余年保持高速增长，成为带动全球经济的名副其实的最强劲引擎。当“中国制造”穿越边境线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国时，当“中国模式”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津津乐道时，当“和谐中国”成为世界外交“朝圣”新站点时，当中国“梦工厂”成为世界投资者的乐园时，“中国责任” 成为世界的焦点是不争的事实。

国强未必霸，但必有“方”。这个方向在哪里？在擅长阴谋论的一些西方人眼里，揣测不透。然而，也有格外醒目的观点，即“责任论”，它可能是国际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中国提出责任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是给予中国对世界贡献的一种肯定。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演讲中，呼吁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此后，美国所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成为国际社会谈论中国时的一个时髦用语。美国各界继续推波助澜，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跟进，霎时间，关于“中国责任论”的期待与责难相互交织，外部压力和注意力也开始向“大国责任”靠拢：“金融责任”、“人道主义责任”、“全球治理责任”、“国际安全责任”、“气候责任”、“汇率责任”、“债务责任”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食品安全、气候变化、能源消耗、人道主义危机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中国置于靶心，似乎世界围绕中国转，一方面认为中国举足轻重，溢美之词、捧杀之力令人不寒而栗;另一方面夸大责任，混淆视听、愚弄民众、棒杀之语甚嚣尘上。中国被推到了国际舞台中心，并非我们主观设计，而是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中国现在被迫在国际上承担某种责任，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力量的增长。

其实，中国倒不怕责任要求，因为中国人历来责任心强，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认可“不只要世界为你做些什么，而更要你能为世界做些什么”。面对作为大国所肩负的责任，中国既毫不回避、温文尔雅，也不贸然亢奋、逞强好胜，而会毅然承担与自身的国力、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量力而行，视情而动。理念上，中国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求同存异”、“新安全观”、“睦邻、安邻、富邻”、“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体现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先进观念，体现出中国负责任的姿态和维护国际秩序的良好意愿。实践上，中国更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在世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和地区热点难点问题上，着力寻找正确的途径，认真拿出有效的办法，努力解决实在的问题，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就其责任承担本身而言，中国的发展体现了体系责任，即整体发展战略是在现行国际体系框架之内，而不是打破这个体系另起炉灶。如果中国采取另一个体系，那么现在的国际秩序将非常不稳定。所以，中国加入现行国际体系本身就是对现在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发展还体现了治理的责任。中国过去30多年使得4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同时，中国基本建成小康社会的社会事实对人类社会治理实践具有开创性贡献，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又一大贡献。从外交上来说，中国目前在具体的领域承担了很多国际责任，履行了相应的义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殚精竭虑，积极体现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担当，主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坚决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推动核裁军;积极斡旋，促进和平谈判、对话协商，公正平等地解决朝核、伊核两大核问题，倡导对话代替对抗、和解代替无解、外交力代替武力;设立特使，多方协调，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着力化解地区冲突，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设身处地，亲力亲为，努力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共谋发展之道。为此，中国协调其他发展中国家立场，在国际多边场合争取发展中国家权益;加强南南合作，实现经济互补，对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减免关税与债务，提供援助与贷款，与之一道，力所能及地为人民谋福祉，改善人权状况，通过消除贫困来体现谋发展的责任。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与诸多非西方新兴国家并起，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参与国际机制和国际体系，从G8到G8+5，再到G20，中国正逐渐改变着国际决策机制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话语权，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作为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机制，加入并认真遵守国际条约，改革维护现有国际体系;在应对人类共同的挑战上，比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流行疾病、环境问题等等，中国与世界休戚与共，一起寻找解决之策，越来越体现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的趋势。

成熟的大国是理性的，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会随波逐流，懂得“知己”才能更好地“知彼”、我好世界才能更好的道理。毋庸置疑，中国在履行大国责任、体现负责任形象时，方式、方法上还需进一步改进，还需整体提升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

第一，要调整和树立大国心态。心态决定认识，认识影响行动。目前，中国的国民心态处在一个调整适应期，此时树立大国心态十分必要。什么是大国心态呢？至少应从如下方面理解：比如，大国心态应该是更趋乐观、自信，更具责任心，能够更客观、更理性地看待中国与世界，坦然面对胜负，体现出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宽广胸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团结、理性、智慧与勇气，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开放、包容、自信与自强，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努力想办法摆脱“百年国耻”情结，而不是在自卑和自信两端之间摇摆，应该具有一个大国应有的平常心。又如，大国心态要有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和挑战意识。大国心态不是高傲自大，而是能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改进和完善自我，时时刻刻有如履薄冰、如坐火山之巅的感觉，这样才能既不会被捧杀也不会被棒杀。大国心态有成熟的国民心智，有抵御风险、风浪与挑战的能力，处顺境而思逆境之困，享太平而忧乱世之虞。再如，大国心态应该主动担当，同情弱小，倡导公平、正义，为人民谋福祉，为世界开太平。不因国力强盛而欺凌小国，也不因顺应潮流而随波逐流，不因融入世界体系而对西方过于崇拜，要有自己独立的声音、鲜明的特色、正确的定位。

第二，要在内部治理上多下工夫。纵观国际关系的历史，任何大国都不会在没有处理和解决好自身内部治理问题之前，承担与国力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对中国而言，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很大的责任，因此中国大国责任的内部要求在于发展，在于增强自身实力。只有先解决好自身在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才具备承担国际责任的道德实力和号召力。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治理危机不断显现，贫困问题突出，增长模式不够科学，社会矛盾复杂凸显，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处理好内部治理问题，使国家与社会实现“共振”和“共鸣”，保持国家的健康活力，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和前提，它不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因民众的一腔热情而动摇，而是顺应了哲学上的“内因是根本”的道理。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经济增长将因人口红利渐趋消失而有所减缓，内部治理的挑战将更加凸显。此外，还需在有些地方付出努力和代价。如在治理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上，关闭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增加投入、增添设备，发展智能型、智慧型、发展型的新兴产业，在这一过程中，会损失一部分税收和GDP，会造成失业的压力。当面临以上这些战略困境甚至是一些外部指责时，我们要做到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与人争、不出头，须知：“韬光养晦”才能“有所作为”，当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现有的问题基本上可以顺利解决。

第三，要平衡好四组关系。一是平衡好内外事务的关系。大国责任毕竟包含国际责任和国内责任两个方面，顾此失彼最终将会此彼皆失。与外部事务相比，人们总是更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自己切身的利益和眼前的视野。“住房”、“就业”、“医疗”、“反腐败”等民生话题，国内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公平、正义等问题更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注意。持有“中国自己还很穷却在国际上出手阔绰”、“帮别人还不如帮自己”这样一些认识的人还不在少数，他们对中国在国际上慷慨解囊的行为还不能充分理解，对国际上需要中国主动积极介入的事务还缺乏理性的认识。所以，协调好国内与国际的微妙关系，培养民众的国际视野，加深其对海外利益的理解，赢得广泛支持，对中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它会提供给中国履行国际责任、体现负责任形象的源源动力。二是平衡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重大问题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一致的立场。同时，中国与发达国家也有着广泛的合作交流和利益空间，特别是在经济贸易、应对全球问题、发展现有国际机制等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在推动解决地区冲突、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上也持有相近的基本立场。中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保持平衡，既肯定自己的立场，也不否定对方，增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话，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成为沟通联系的纽带。三是平衡好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与对外国家形象的关系。经济建设是中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发展经济必须寻求国际市场，经济增长必须有能源供给作为“血液”，中国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在加强。对此，西方世界感到了一种莫须有的威胁，同时这也给“新殖民主义”提供了口实。事实上，发展友好外交关系是中国一贯的原则，“不为所取，但为所予”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媒体却嗅到了不同的味道——中国只是为经济利益而来。其实，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总是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不强人所难;是己所欲，也慎施于人。要改变西方的误解，就需要多进行文化交流、民间交往，多做说明推介、信息宣传、军事展示等工作，参与国际多边合作，保持国民在外形象，多渠道、广范围、分层级地建构大国外部形象，友善他国，树立简单、清新、和善、异于传统强权的新兴大国形象。四是平衡好外交上“刚”与“柔”的关系。实际上，外交本身就是和平的不流血的政治，讲究方法和技巧，不能逞匹夫之勇，要留有回旋余地，以笑脸示人。随着公众民意对外决策影响的不断扩大，外交越来越需要在慎重理性决策与回应民族主义情绪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重大的战略性失误。所以，在战略层面中国仍将保持具有防御姿态的韬光养晦战略，以“柔”性为主，“柔中有刚”，为国内问题的优先解决创造条件;在战术层面则需保持积极有为的姿态，以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和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刚”性服人，“刚中有柔”。总之，刚柔并济、平衡好两者的关系会更好地体现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优美身姿。

第四，要主动有选择地承担国际责任。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中国被推到了国际舞台中心，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中国现在被迫在国际上承担某种责任，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应该做到以下两点：一是着力消除“认知差距”，主动有选择地承担国际责任。一方面，中国需要认识到国际社会已经对自己有着某种期待，要完全回避这种期待，肯定不现实。另一方面，中国现实情况非常复杂，要完全按照国际社会提出的种种要求去做，既做不到，也容易导致矛盾。中国并非万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并不意味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履行大国的义务并不代表要承担超常规义务。相反，过度承担超出能力所及的责任会损害履行正常责任的能力，从而不利于发挥应有作用和作出应有贡献。因此，中国要意识到作为一个经济总量上的大国，国际社会已经有很多的具体要求，中国需准备好主动有选择地承担国际责任。二是更多地主动设置议题，更清楚地提出自己的责任主张，减少在责任议题设置上的被动性，提高控制议题的能力。如在碳排放及交易、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世界经济再复苏平衡、新能源开发等问题上，中国要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既回应了责任不可避免的要求，又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拿出有效可行的办法，一方面表明中国有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态度和决心，另一方面预示着中国有担当大国责任的方式和能力。总之，中国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发挥现有优势，保持友好传统，推动和谈，应对危机，化解仇恨，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社会和谐化，此为应有之道。

回过头来，西方固然强势垄断着国际话语权，左右着对中国责任的看法与舆论，但中国人的态度和看法如何，如何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如何让世界为之一振并理解中国的自我解读呢？我们努力要做到的是，为西式“牛排”加点“中国料”，让关心中国崛起和中西方关系的国际读者品尝一下来自中国的“东方风味”，消弭误解，让世界舆论身心俱畅、耳目一新，岂不快哉！

本书意在抛砖引玉，搭建一个平台，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国际责任的再理解、再认识;架起一座桥梁，希望世界的朋友多关注、多关心中国本身的故事，因为，联系与沟通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和谐发展的润滑剂。

最后，由于时间仓促，难免挂一漏万，在此，恳请广大读者指教，不胜感激。

金灿荣

2010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