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的教化下，朱执信的爱国热情一次次被激发。母亲汪若昭熟悉辛弃疾、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英雄事迹，常常向儿女们讲述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激情澎湃的诗句以及这些爱国英雄的事迹从小便扎根于朱执信的心底。他日后不畏牺牲，一心为国的动人品质不得不说归功于母亲的教导。父亲朱启连十分严格，对儿子提出了“学必贯古今”、“要以实学为务”的要求。朱启连经常和朱执信品评时政，从中国古代的兴革利弊一直聊到当下的政治改良。这种学以致用的启蒙，让朱执信受益终生，也正是因此，朱执信才能在日后的革命中不断反思，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成为一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
不仅是爱国，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塑造着朱执信的优秀品德。朱启连鄙视科举考试中追逐名利的行为，在年轻的时候决意不参加科举。他常常对朱执信说：“尔不患不成名，然当思名应与实称，不要如世俗之沽名钓誉而沾沾自喜为也!”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下，朱执信和父亲一样，为了表示和科举决绝，在辛亥以前一直以“萧山人”自居，并始终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参加革命后，朱执信作出的决策也总是不计个人得失，总是从大局出发。
1919年朱执信在《怀辛伯先生》的诗中，说：“饮食与教诲，有逾父母恩。”朱执信的成长，离不开书香门第的教化。如果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历史上或许会少了一位朱执信这样的伟人。
胸存大志
荀子日：“笃志而体，君子也。”唯有意志坚定、并能付诸实践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君子。朱执信便是如此。
1895年，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朱启连怀着沉重的心情告诉朱执信战败的结果，年仅十岁的朱执信不禁放声大哭。看到此情此景，朱启连对夫人说：“是儿年虽稚，有大志，他日际会风云，或能驰驱国事，期得一当也。”
振兴中华是朱执信儿时的梦想，也是他一生的使命。面对祖国内忧外患的困境，志存高远的朱执信并不将民族复兴当作一纸空谈，而是用实际行动去实现理想。
朱执信学习异常刻苦，面对中华民族所经受的种种苦难，他希望从书本中找到救国救民的良方。
1895年春天，康有为率梁启超等数千名在京赶考的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件就是“公车④上书”。三年后，经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不懈努力，光绪帝决意推行变法。然而，这次变法维持仅有百日，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派击溃。在清廷对改良派的大清扫中，朱启连的好朋友杨锐不幸遇难，这更加深了此事件对朱启连父子内心的冲击。谈至国事，朱执信慷慨激昂地对父亲说：“朝政腐败如此，何以立国，非痛下决心，大刀阔斧，力加改革，不足旋乾转坤。”为了寻找彻底改革的良方，少年朱执信以古为鉴，如饥似渴地阅读外祖父家浩如烟海的藏书。在历代改良派人物中，朱执信最欣赏的是王安石。弟弟朱秩如回忆道：“先兄龄十余岁时，爱读王安石之文、且慕其高尚之节行。”朱执信自己后来也说过：“异时对于王安石，当作精深之研究。”
然而残酷的现实熄灭了朱执信的改良梦。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列强蜂拥而上，对中国的蚕食已经达到了狂热的状态，清廷却一味妥协，生生双手捧上，将中华变为案板上的肉。看到清政府的昏聩无能，朱执信既感到不满，又感到绝望。1901年12月，悲愤之余，他写下《读辛幼安南渡录感叹题后》的文章，高度赞扬了辛弃疾的爱国思想，并痛批了宋高宗偏安江南的行为，告诫人们要吸取宋亡的教训，不改变现状，中华民族只能在被压迫中灭亡!
朱执信深深地感到，要挽救中国，不能仅将目光局限在传统国学，唯有借鉴西方，将眼光放向世界，拿起新思想的武器才能给中国来一次大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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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六十余年，而我们党则在本世纪初叶提出了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课题，显然是其来有自。
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在新中国的蔚然兴起，曾经那样地风靡于上个世纪中叶。邓小平同志曾经在改革开放中讲过，当年“这种风气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然而可惜的是，这个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与实践中，同步兴起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成长道路，却是一波四折。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先是与共和国一道遭受了十年“文革”的毁灭性浩劫；接着便是全党工作中心转移、改革开放进程中，欧风美雨“里出外进”的浸洗濡染；再接着便是西方“和平演变”在东欧得手的强烈震荡与冲击；接着便是市场经济中那两只“看不见的手”在搅动着、嬗变着人们的价值取向。至少在国民中出现了价值观上的多层次化，传统美德的弱化，社会道德文明水准的退化，光荣革命传统的淡化，这也许正是中央在本世纪初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因吧。
不管怎么“变”，怎么“化”，当我们回首来时路，却不能不说，中华民族真的很强大，很值得骄傲。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进程，堪称世界文化之源的“五大文明古国”，其他四大古国文明都已被历史淘汰灭亡，只有中国成了唯一的延续存在。近现代即使那般的积贫积弱，西方列强瓜分豆剖弱肉强食，想亡我中华都不可能，就连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最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都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而且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且跨过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西方敌对势力几十年不遗余力地对新中国百般围剿，“冷战”“热战”“和平演变”手段用尽，连如此强大的前苏联乃至整个苏东阵营都被瓦解了，而社会主义的旗帜仍旧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高飘扬，而且昂首挺胸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真的是太强大了。几十年来的瞩目成就，竟然令西方发出了“中国威胁论”。你管他别有用心也好，言过其实也好，总比让别人说我们是“瓷器”、是“东亚病夫”好吧?1840年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尽受别人的欺负、“威胁”了，我们也能让那些昔日列强有点“威胁感”，又有什么不好?更何况这是他们自己说的啊!我们并没吹嘘，也没有去做。几千年来我们侵略过谁呢?“反战”，“非攻”，“兼相爱，交相利”，中国古有墨子，近有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这也是中华民族所固有传统美德的延续吧!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当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吧?几十年来尽管中国如此繁荣兴旺，但从邓小平生前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哪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国之忧患。忧在何处，患在何处呢?
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六·四”之后，曾经在半年的时间内四次提到：中国改革开放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在“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对人民的教育不够”，足见他的痛心疾首。而且他在晚年又提到了“国格”与“人格”的问题。他讲道：“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精装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31页。)
人们很少注意到邓小平的这一段话，但邓小平恰恰是在这里把“国格”、“人格”提升到了事关“立国”的高度。
那么，什么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国格”呢?邓小平讲得很明白：“民族自尊心”，“民族的独立”。
新中国一路走来，我们最大的尊严便是完全靠“自力”，靠“艰苦奋斗”，而达“更生”之境。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冷战”“热战”“和平演变”，我们何曾有过屈服?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有真正的“民族独立”。这就是我们的国格。那么什么是我们中国人的人格呢?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没有讲，但他在1978年4月22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我们的教育培养目标时，至少提到与社会主义人格相关的各个方面：如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勤奋学习，严守纪律，艰苦奋斗，努力上进，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助人为乐，英勇对敌，集体主义精神，专心致志地为人民工作，等等。这一系列哪一条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格的范畴呢?
2006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性命题和战略任务。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6·25”讲话中又具体提出这个“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③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④社会主义荣辱观。(还有“八荣八耻”。)这四个方面，一是信仰，二是理想，三是精神，四是道德文明，哪一个不在社会主义人格的范畴之内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提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2012年11月，在党的“十八大”上又用“三个倡导”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十二项：①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②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制；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且中办文件又把这“三个倡导”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倡导”的四项，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第二个“倡导”的四项，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第三个“倡导”的四项，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而实际上前两个“倡导”的八项都是属于“国格”范畴，而第三个“倡导”是属于“人格”范畴。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前面讲到的那些历史嬗变中来培育建构起这个“核心价值观”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似乎很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新华社北京2014年2月25日电讯称：中央政治局在2月24日，以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内容，进行了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这次学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电文称：
习近平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落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论述相当精辟，对于如何培育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从四个方面剀切明白。
第一，他明确指出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来构造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不能割断历史。这一条十分重要，否则我们便会失去我们的本来面目，便会成为无源之水，也就无法走向未来。
第二，指出了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这就为我们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美德为基础。
第三，他指出，对传统文化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既要有优良传统的文化精神，也要有时代精神，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第四，他指出要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化人、育人。这就是说，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并不只是传承儒学那些道统，而是要弘扬全民族共创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就是说，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的是化民、育人。
尤其十分值得注目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提到了一个“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问题，而在同年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又提出了，我们再也不能以GDP论英雄的思想。让人欣慰的是，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终于被提升到一个民族的标识地位，这至少表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并不落伍于世界潮流。
并不受人欢迎的亨廷顿在生前给他的祖国提出的警示忠告，竟是如何弘扬他们没有多少历史和文化的“传统文化”：“盎格鲁新教精神——美国梦”，以此为国家的“文化核心”问题。他讲道：“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治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有立足之地?”所以，他提醒他无限忠于的祖国，一定要巩固发扬他们自入居北美以来，在新教精神基础上形成的“美国梦”理念的“文化核心”地位，才能消解这个国家的民族与文化双重多元化的危机。为此，他甚至预言美国弄不好会在本世纪中叶发生分裂。而且他公开预言不列颠大英帝国也会因民族与文化多元化的问题，而导致在本世纪上半期发生分裂。
西方的一些专家学者们也十分强调国家民族文化的地位问题，柏克说：‘全世界的人根据文化上的界限来区分自己。”丹尼尔同样说：“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这些语言也可能有它们的局限性与某种非唯物性，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想什么，至少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意识形态并不总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它的经济基础的论断并不相悖。
中国显然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民族文化，同时显然也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优势。新中国包括它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以及其后无论正误的哪一次经济变革，不是靠政治力量在强力推动的呢?它当然同样拥有让我们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免于沉沦”的能力。许多学人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化早就被以往一次次的历史性灾难割裂了，显然都是毫无道理的。但我们当下却确实面临着“两个传统”失传失统的危险。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优秀的民族美德，在当代国民中还有多少传承?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与鲜血铸就的光荣革命传统，在党内还有多少光大?我们现在全民族的“核心文化”到底在何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不仅符合世界潮流，也是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而不发生历史断裂带的根本保证。富和强永远都不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哪个国家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但能代表中国“这一个”本来面目，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唯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能代表中国人形象的只有中国独具的道德人格。什么是人格?人格就是原始戏剧中各不同角色的本来面目。
综上所述，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内含如下的成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美德；中国人民近现代反帝反侵略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斗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几十年光荣革命传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中国梦”远大目标相适应的时代精神。由这些内涵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它来干什／z,呢?用>--j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化人”、“育人”，把它再具体化一下，无非是打造能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代表中国形象的国格、人格。而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在思想道德层面上，也只有在人的身上才能体现，所以，我们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针对当代青少年的实际，策划了《中国人格读库》这样一套大型系列选题。
本套书承蒙全国少工委、中华文化促进会、团中央中国青年网三家共同主办推广，并积极提供书稿。难得高占祥老前辈热情出任该套书的编委主任，且高占祥同志不辞屈就而加盟主创作者队伍。一些大学、中学教师与青年作者也积极加盟此套书的编写。该选题被国家广电出版总局列为2014年全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选题，在此一并鸣谢。
希望本套书的出版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促进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养成起到积极的作用。欢迎广大读者与作家对不足之处批评教正，多提宝贵建议与指导意见。
谨以此代出版前言并序。
孙畅慧所著的《朱执信传/中国人格读库》以时间为序，叙述了朱执信从出生到牺牲的一生，重点叙述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和事迹。在理论方面，朱执信阐发三民主义，与改良派论战，同时译介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活动方面，他参与领导多次革命斗争，如，1910年的新军起义、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1903年的“二次革命”等，可谓是文武兼备的革命家。本书对于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爱国主义精神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点推荐、青少年课外必读本；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团中央中国青年网、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同发起；
多位国内著名高校和重点和重点中学知名教师参与编写。
孙畅慧所著的《朱执信传/中国人格读库》视角崭新、配图精美；全方位培养青少年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独特视角纪录中国近现代爱国名人之生平，以名人之人格魅力引导当下青少年之价值取向；读者了解和认识近现代爱国人士的入门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