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文化学者孙郁用他的思索和感悟，在当代青年心中点起一盏灯。凭着这盏灯，不甘于麻木与浮躁时代的青年，足以超脱世俗，使思想层面上升到一个高度，实现与“五四”文化大师的跨时空对话。其随笔集《走不出的门(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呐喊之后的徘徊与挣扎)》主要涵盖了五四时期在京漂泊的“文青”、“京派”及其传承等，并对王国维、老舍、章太炎的众弟子、王小波等人的成就作了品评。

孙郁的《走不出的门(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呐喊之后的徘徊与挣扎)》为散文随笔，主要内容涵盖了五四时期在京漂泊的“文青”、“京派”及其传承等，并对王国维、老舍、章太炎的众弟子、王小波等人的成就作了品评。

让当代青年听到“五四”的声音，是《走不出的门(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呐喊之后的徘徊与挣扎)》的主线。

1 旧京的漂泊者

2 苦行者之路

3 风动紫禁城

4 王小波遗墨

5 关于章门弟子

6 新旧京派

7 他人的自我

8 东亚之痛

9 儒的是与非

10 在想象与叙述之间

11 又远又近的老舍

12 汪曾祺散记

13 穿越法兰西

14 冬夜问答

后记

北京是有点胡气的地方，写好它并不容易。明代以来，谈北京的著作一直很多，有的已成经典。我历数那些有趣的文字，觉得写得最好的有两类人，一是客居那里的士大夫，二是有过异乡经验的北京人。刘侗、龚自珍、陈师曾都是外地人，他们对北京的描述，传神里透着哲思。老舍是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写下了《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叶广芩移居西安后，京味作品才越发淳厚起来。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记得是邓云乡在一本书里写北京的风俗，好像一幅幅画，真的美丽。邓先生常年生活在上海，并不久居京城。于是便得到结论：北京的形象是由那些诸多非北京的因素构成的。

非北京的因素是什么呢？大概是漂流于此或移居此地的人吧。我与邓云乡先生只见过一面，知道他一直出出进进于帝京，感慨自然不同于别人。那是在湖广会馆的一个堂会上，友人祝贺季羡林米寿，许多人聚在一起。那一天上演的是《空城计》，颇为好看。邓云乡特地从上海赶来，并写了旧诗一首。大家都说这诗好，我便把它拿到晚报刊出来。对邓先生的学问我知之甚少，但他对北京历史与风俗的表述，都很有意思。他人在上海，却对旧京充满感情。久居北京的老人对此不太服气，觉得他对古城的理解有点皮毛。可是就文化沿革的记载而言，邓先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北京的人文地理，在他那里是有点色彩和味道的。

邓云乡在北京的时间不长，对帝都的特色比一般人敏感。倒是久居城里的人，对此不太在意了。他的许多文章，代表了曾在京城居住者的心思。说起来真可以写一部大书。也由于他，我常常注意那些外乡人初人北京的文字，这或许与我是个异客有关。北京这个地方，因为外乡人的涌现才有了它特别的格局。异客笔下的北京总有一点不同的调子的。

多年前看到孙犁的一篇文章，写初到北京时的感受，被电了一般地触动了神经，发现他刚来此地时的心情，仿佛自己也有过。身处异地。举目无亲，要坚持自己的梦里的路，是大不易的。那是三十年代，北京已改叫北平，年轻的孙犁怀着抱负来此，大约也是寻异路的。可是环境毕竟太坏，自己并不适应，便悄然溜回故土，作别一种选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从内蒙流浪到古都，他生前和我谈到那时苦楚的样子，对己身多是嘲笑，而遗憾的感叹也是有的。类似的情况在民国不知道有多少，那个时代一些人走向革命，不是没有原因。在没有出路的地方，地火要烧出来的。有一年读到梁斌的回忆文章，发现了类似的经历。他在那时候也是到旧京寻梦的人。似乎也遇到问题，碰壁是必然的。梁斌在文章里写道：

一九三二年，母校解散，失学失业了。一九三三年，正是我二十岁那年，流浪到北京，住在二姐家中，还是想入学读书。有人介绍了一个私立中学，我搬去住了几天，那简直不像个中学；教员少，学生也少，是才成立的。有人建议，叫我上郁文大学，混个文凭。考了一下，还真考上了。可是郁文大学是当时有名的野鸡大学，共青团员上野鸡大学，觉得很不光彩，混个文凭又有什么用？我没有那么多钱，也上不起。想来想去，还是走我自己的路，到北京图书馆自学，专攻文学。

梁斌的选择在那时候有代表性。失业是大痛苦，现在的青年人也多少感受到这些。所以要留在城里，必须要有靠山，或投亲，或靠友。一无所有者，只能回到故里。勉强留下来的，都挣扎着。偶有幸运者，也是遍体伤痛。现代文学这样的描写，实在是不胜枚举。

那些在北京客居的人，很少去写礼赞北京的文章，虽然喜欢千年的老屋和古树，却也对其莫测的世界有无名的感慨。即便是名校的学生，在幸运里也含着失落的记忆。他们毕业后，一般能在一个地方找到工作，教书或做职员、记者之类，都是一种选择。但对旧京的一切，似乎也难以进入，隔膜的地方也是有的。汪曾祺在四十年代来到北平时，颇不习惯。他在午门工作的几个月里，心情是寂寞的，对这个深不可测的宫殿一隅，竞生出悲凉的感觉。待到解放军南下的热潮卷来，也就随军而去，不再与古董们为伍了。

离开北平的愤怒的青年后来写到自己的经历，对胡同里的人生都有着怪怪的感受。高长虹就厌恶京城里的老气与市侩气，他在其间得到的多是失败的记忆。而丁玲则是另一种眼光，好像对上海的感觉更好一些。三十年代的青年，毕业后厌恶做官，以为是没有出息的选择。冯至先生谈那时候的择业理念，是宁可到境外偏僻的地方当老师，也决不苟且在官僚社会里。他从北大毕业后就去了黑龙江教书，自以为是快乐的。那时候的冯至在里尔克的诗情里，绝不眷恋京都的好处，仿佛精神高于一切，虽然自己不掩饰对红楼的怀念。我看他与废名、杨晦的通信与交流，感到了他们的忧郁里的诚恳。那些友人也正在流浪般的寻觅里，快乐地写着自己的诗文。

在诸多青年的诗文里，漂流的感觉是苦而乐的。无论是从外省到帝京，还是从帝京到外乡。中国的读书人在流动着。以台静农为例，忽而厦门，忽而北平，忽而四川，忽而台北。居无定所，精神一直游荡着。我读他晚年在台北写下的那篇《辽东行》，看到他对唐代远征辽东的士兵的描述，心想，或许是其个人经验所致，其间未尝没有内心的投影。在路上的人，是深味无所归心的烦恼。而那时候的人，是没有家的定所者多。即便是生于斯老于斯的新文人，大抵也以欣然的眼光去看那些四海为家的人。而出走，在那时候真的有时髦的一面。

与这个古老的地方隔膜的人，倒是为其留下新的痕迹，成了日后京都的美妙的瞬间记忆。陶醉于古城历史的那些墨客，则因士大夫的自恋，有点遗民的味道，遂不被现代青年关注了。没有被记载的北京，可能更贴近真实，无语的民众更知道世间的凉热。可惜那些气息都流散到时光的空洞里，不易被察觉到。只是漂泊在此的青年，看到了士大夫们不一样的所在。他们的感受似乎穿透了夜里的世界，溅出了丝丝血色，这把沉郁的古都，变得有温度了。

漂流在北京的青年是这个城市诗意的一部分。那是从民国初就已经开始了的。

一部分是求学来的，一部分乃经商或谋职于机关者。还有些毕业即失业的艺术求索者。帝京老气横秋，而旧宅与街市也不乏时髦的院所。废园之外，欧风偶可感到，西交民巷与教会大学，还是吸引了诸多学子的。

张中行写老北大的生活时，谈到寄宿于此的各类青年，都很特别。他同班的就多是外地人。毕业失业了，也挤在校外的民房里，留下诸多故事。有做学术梦的，有的是行吟的诗人，印象是潦倒者居多。他自己就因为没有工作，从外地回到古城，在同学的宿舍借住，和朋友们都在惶惑里等着明天。这种没有工作的苦，他晚年叙述起来依然是伥然难去的。P1-4

我到了大学教书后，突然想改变自己写作的样式，向那些正襟危坐的论文靠拢。八十年代，我写过一些这样的专业性的文字。后来放弃了。现在几乎无法恢复那时的语态，形成的就是些感性的文本。这一本书，似乎要装一点学院派的样子，然而不像，结果当然是失败的。

这书是陆续写出，一部分是《收获》专栏的文章，一部分乃教学之余的资料梳理。因为杂务缠身，到美国探亲时，腾出时间整理了多日。不能用英文交流常常让我尴尬。但这次却感谢它给我带来的好处，有了独处的机会。在陌生的环境中多了少有的寂寞，自己才有了编辑它的兴趣。人在无聊的时候，才能想一点真实的事情，于是才知道先前的文字是多么喜欢乱发议论，题旨也就简单，都非经得起阅读的东西。我自己对别人的文章苛刻，而不太修理自己的文字，写得并不讲究。而且越发散漫了。这也是表里不一的一面。想到也一同苛刻地看别人的文章的人在审视自己的新书，内心也不免发毛。于是也想，那些文字除了一点自恋的表白，大概没有什么价值。我的写文章，多半是无聊感的排遣，绝不敢说在强调深刻的意义。因为自己就浅薄，怎么敢教化别人。生命一点点老去，留下的不过焦虑及欲摆脱焦虑的一点点痕迹，也像沙漠里的一点脚印，风一来就散化了。文章已写了很久，却没有什么新意，只是证明自己曾不满于自己的活过，那么，这也算是一种书写的理由。想到此，也大了点胆量，有了拿出来的勇气。

我曾和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说，自己研究了许久的鲁迅与五四话题，可是却没有一点那个时代人的风骨。仿佛越来越像那一代人讥讽的对象。中庸、迟缓，毫不峻急与冲荡。这也是一种错位，陷于渴望，而无力量奔走。真真是行动的侏儒。我希望自己能够走出苦境。慢慢来吧。人生只剩下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心态，那就静静地待朽了。我知道急步的好，现在开始追赶也许不晚。可是更多的时候是希望年轻的一代跑过去，把自己远远地甩下，那也算一种希望的代偿。世界是那些不甘于枯燥的青年创造的。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有时还在旧梦里不得解脱，潇洒也是没有的。摆脱它们的，也唯有青年。

可以欣慰的是，这些文章，是最早和学校的青年学子交流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读书之勤，也感化了我。也恰是那些同学，刺激自己一点点写下去。对这些没有被污染的孩子，说假话是一种罪过。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是青年人在带着自己走。那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我觉得好的文章家的内心是要有神秘的力量的。可惜这只在别人的世界。我知道从那里借取热与光，是一种更新自己的途径。那么这些文字便是我近年借取青年热能的旧迹，也算是对旧有的时光的一个自恋式的交代。我希望将来自己会是另一个样子，不再被旧梦缠绕。在美国，看到青年人朗照的样子，自己也暗自在问：是社会的环境使然，还是文化基因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只是在出现王小波的笑声的时候才有了精神上的明快与洒脱。那是鲁迅那代人没有生长出的东西。未来可生长的亮色一定很多，那么，算完了旧账再开始吧。

虽然知道这旧账还堆积如山，我们这代人做的还是清理旧物的工作。而我渴望的是一扇通往明快世界的门。我的写作。有时就是想走出一扇门，可笑的是我还没有推动它。知道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如此。我想，走在前面的青年也许会做到的。鲁迅曾形容自己在铁屋子里。他需要的是呐喊几句。我们这一代人是听到过那远远的声音的。但还在另一种屋子中。我们需要出去，大家都在走着。走出那门的青年，是不是更有出息呢？我祝福他们。

2010年5月19日于纽约

漂流在北京的青年是这个城市诗意的一部分，那是从民国初就已经开始了的。他们的感受似乎穿透了夜里的世界，溅出了丝丝血色，这把沉郁的古都，变得有温度了。

——《旧京的漂泊者》

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也绕不过五四的。今天的中国还需要启蒙么？这是个复杂的精神追问。我们凝视那一段历史，倘能搅动我们惰性的思维，向着困苦挺进，那么，研究的光热总会照耀着精神的阴影，我们现在是多么需要穿透麻木世界的声音。

——《他人的自我》

在人们的眼里，他的出众，并非别的，而是复原了北京的市井生活，将一群于生死线上奔波的小人物，有意味地勾勒出来。老舍还原了一种穷人的空间，把昏暗里的苦涩人生，无奈地艺术化了。在无趣的生活里，写出苦涩的“有趣”，其意义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又远又近的老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