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夫·艾里森所著的《看不见的人》的主人公是一个出身贫寒的美国南方黑人青年。他发愤读书，刻意上进。中学毕业时由于出色的演讲被推荐到一所黑人大学读书，没想到他在接待白人校董时触怒了校董与校长，被逐出校门，来到纽约，四处碰壁。他深深地体会到作为黑人的自己在白人眼中是“无形无体”的。书中真实地再现了美国上世纪60年代生存状况和黑人民权运动。

拉尔夫·艾里森沸腾、浓烈的第一部小说《看不见的人》，诞生于一九五二年，那是美国社会大变革的前夕。小说描写了一个黑人青年在充斥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社会里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他是看不见的人，因为“人们拒绝看见我”。从他在南方黑人大学的生活，到他在纽约自由油漆厂的遭遇和在哈莱姆区的经历，小说突破个人成长故事的窠臼，将视线投向沉重而复杂的美国社会现实。正如约翰·克拉汉姆所说，“在想象力极度发挥之际，他想到用一个词来统称境遇不同但也有共同之处的非裔美国人：美国人。就此而言，这个词可以用于二十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的个人。”

《看不见的人》是一部风格独特、充满激情和智慧的杰作，深受T.S艾略特的《荒原》和詹姆斯·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影响。

看不见的人

一部没有记录的史册 约翰·克拉汉姆

第一章

说来话长，也许有二十来年了吧。我一直在寻找着什么，而且我无论走到哪里，总有人要告诉我那是什么。我也接受他们的解答，尽管这些解答往往相互矛盾，甚至本身也是矛盾的。我当时很幼稚。我明明在寻找自我，却到处问人，唯独不问我自己，而这个问题只有我自己才能回答。为了寻求解答，我花了许多时间，兜了许多痛苦的圈子，最后才了解到别人生来就了解的一个道理：我不是别人，我是我自己。然而首先我得了解我是一个看不见的人！

可是，我并不是畸形的人，也不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我不过是一种任人取舍的可能性，至于其他方面的情况，在八十五年以前与别人相同（或者说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我不为祖辈是奴隶而感到羞耻，我只为自己一度为身世感到羞耻而深感惭愧。大约八十五年前，人们宣布他们自由了，嘱咐他们要和我们国家的其他人在谋求共同的利益的一切活动中，在社会的一切事务中，团结一致，若说彼此会有点距离，那也只是像一只手上的几个指头。他们信以为真，兴高采烈。他们安分守己，辛勤劳动，扶养我爸爸长大成人，教育他要像祖辈一样生活。但是我的祖父却与众不同。他是一个古怪的老头，人家说我像他。可就是他惹了祸。临终之前，他把我爸爸叫到身边，说：“儿啊，我死后，希望你继续战斗。我没有对你说过，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战争。我一辈子都是个叛徒。自从重建时期开始，我缴了枪以来，我就成了潜伏在敌国的密探。你要在险境中周旋。希望你对他们唯唯诺诺，叫他们忘乎所以；对他们笑脸相迎，叫他们丧失警惕；对他们百依百顺，叫他们彻底完蛋。让他们吞食你吧，要撑得他们呕吐，要胀得他们爆裂。”他们以为老人神志不清，因为他本是个极为温顺软弱的人。晚辈被撵出了房间，百叶窗拉了下来，灯捻也压得很低，灯芯烧得劈啪作响，好似老人在喘息。他声音微弱了，但还一面挣扎着，一面严厉地说：“要把我的话告诉孩子们。”说罢就咽了气。

家里的人对老人的去世固然感到惊慌，可是，对他的临终遗言更加感到震惊。仿佛他还在人间，他的话引起了很大的焦虑。家里人再三要我忘却他的这番话。事实上，我这还是第一次向外人说及。然而，老人的话对我影响极大。我怎么也弄不清他临终遗言的含义。祖父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从不惹是生非，然而临死之前却把自己说成是叛徒、密探。他处处表现温顺，但他说这是危险的举动。这就成了我脑子里始终得不到解答的难题。在诸事顺利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祖父，感到自己犯了罪，内心十分不安。仿佛我在不知不觉地按他的嘱咐办事。更糟的是人们却因此喜欢我了。城里那些生就一身白皙皮肤的人称赞我。就像我祖父一样，在人们的眼里，我成了品行端正的楷模。但是老人说过这是背叛，我委实感到困惑不解。每当人们赞扬我的人品的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种犯罪感，仿佛我确实是以某种方式在违抗白人的意愿。如果他们觉察到这一点，他们准会叫我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上当了，对我现在的作为还挺中意。其实，我应该阴沉而自卑，而他们也该指望我做这样的人。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会把我当成叛徒，那我就完了，这真使我害怕起来。然而我更怕不够循规蹈矩，因为那是不顺他们心的。老人的遗言真像是诅咒。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我发表了演说，阐明进步的秘密在于谦卑，实际上进步的本质也在于此。（并不是我真的相信这个说法，祖父的话还记忆犹新，我怎么会相信呢？——我只是相信这个说法会起到作用。）果然，演说十分成功。人人称道。我还被邀请在本镇白人头面人物的集会上再次发表那通演说。整个街坊都为此感到十分得意。

P13-14

自序

一个小说家的作品最好交给批评家，不然，小说家能对自己的作品说些什么呢？批评家至少有条件去对付书页上的文字，而小说家呢，要解释文字被付诸写作的经过，无异于指挥一个烟火精灵有序地撤退——不仅仅是把它赶回到传说中的那个魔瓶，而是将它交付于一台此时已经报废的打字机的色带和键盘。就此事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自从这个不可预想的瞬间开始，它已经是一篇完全自我、自由生成的小说了。因为，曾经有一度，我正埋头写着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小说，竟不觉间将它写成了一篇序言的开场白；接着继续往下写，开始挑战自己的想象力，这样大约经过七年之久。更有甚者，虽处于和平时期，我却一发不可收拾，把它写成仿佛是从人们认为的战争小说里脱胎出来的了。

这一切开始于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在佛蒙特州的韦茨菲尔德的一个谷仓里，当时我正从商船队服役回来休病假；此时战争已经结束，我继续在纽约的几处住所，甚至在它那拥挤不堪的地铁里专注于我的小说创作。我在一四一号大街的一个改建过的训练中心呆过，在圣尼古拉斯大道一楼一个一居室公寓住过，最意想不到的是，住进了第五大道六。八号八楼。多亏碧翠斯和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的好心，当他们在国外的一年里，我住上了通常都是珠宝商住的一套套房。这时我才发现，在同行作家的一个漂亮办公室里写作，跟在拥挤的哈莱姆区公寓写作，其困难程度并无二致。然而，也有重要的相异之处，有些东西对我脆弱的自信心帮助非同小可，后来也许全都变成催化灵感的种种混合因素，揉进了正在进行的小说创作之中。

房子的业主山姆和奥古斯塔·曼，想方设法确保我写作不受打扰，我也只是花点时间午餐（经常他们做东），他们对我的写作给予鼓励。多亏了他们，我的生活作息像一个体面的商人；经常目睹屋子里有漂亮的珍贵物件来来往往，看着住客们对珠宝、钻石、白银、黄金的评估，我竞忘记了自身的经济条件。事实上这是八楼，也就是最高的一层，我的小说也象征性地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但是，这跟街面上的地下公寓有天壤之别。假如我不是在写一位在社会行为、动机和礼仪上令人迷惑不解的道路上苦苦求索的人物，这天壤之别会使我失去方向。

饶有趣味的是，那些开电梯的工人常问我何以住进了如此豪华的房子；但毕竟这种事情，仅仅在高档住宅区里服务的门卫引领像我一类的人进入工勤人员电梯的一段时期发生。在六。八号，类似的事从未发生过，因为一旦电梯工人们熟悉我之后，对我都十分友好。说真的，即便他们中那个博览群书的外来移民，也觉得我居然是个作家，怪有意思。

但是正相反，圣尼古拉斯大街的邻居却认为，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这事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我妻子方妮；她有规律地上下班，而我却老是呆在家，有人间或看见我带几只苏格兰小猎犬出去遛遛。然而，说到底，这是因为，无论在合法或非法的意义上，我都不属于哪类角色，而我的邻居却对不同身份的人都非常了解。我既不是歹徒、赌场伙计，也不是推销员、邮局工人、医师、牙医、律师、裁缝、殡葬师、理发师，也不是牧师。一旦我张嘴，他们马上听出我有高学历的背景，同时，也十分清楚，我不属于左邻右舍的任何人群。我身份的不确定，成为不被信任的对象，使他们觉得不安，特别是那些态度或处事方式跟法律和规章秩序格格不入的人。这使得大家都成为点头之交，他们对我保持一定距离，我也对他们敬而远之。但是，我依旧被怀疑：一个下雪初霁的午后，正当我从背阴的街道走到冬日的阳光底下，一个酒鬼妇女让我真正知道，我在她心目中各色人物的清单里，究竟处在什么位置。

我走近时，她正无精打采地靠在转角一个酒吧的门上，直冲着我，对她那些糊里糊涂的伙伴说，“看那边的黑鬼，一定是个他妈的情夫，因为打从他老婆有了小‘奴隶’之后，我只看到他常在遛他那些短命的狗，拍他短命的照片！”

老实说，我被她对我如此低下的评价惊呆了，所谓的“情夫”，指的是一个靠吃女人软饭的人，这类人常常游手好闲，衣着华丽，或是干着十足心狠手辣的皮条客营生——所有这些品性我压根儿都没有，她真的应该好好自嘲这种挑衅性的俏皮话。然而，她这样做无非是想得到一个应答，不管是生气的或是抚慰的应答；她醉得太糊涂了，竟然不给我存在的阴影投去一丁点儿的光亮。所以，我不仅不生气，倒反而觉得乐了；既然，我在回家的路上手里攥着，给人拍照合法得来的五十元钱，我有理由为自己心里这个秘密偷着乐呀。

即便如此，醉酒妇人这事，刚好发生在我经济上马上要做出安排的时候，这一安排使我的写作计划能得以实现；当然这也是我小说背后的故事。我妻子真的为我家的收入做出可靠的贡献，而我只是顺其自然地赚一点小钱。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她的行当是替几个不同机构做秘书，后来竟做到美国对缅甸的医疗服务中心的执行主任，这个团队支持著名的“缅甸外科大夫”加登·斯其夫。至于我本人，我写一些书评，卖一些文章和小说，业余也替人拍一些照片（包括为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和玛丽·麦卡锡新书封面拍摄肖像照片），制作音响放大机，安装高保真音响系统。我也还有一些在船上工作时的积蓄，一笔罗森沃尔德补助金和追加款，一家小出版社的预付款，有时，也得到我们朋友和艺术赞助人、已故的J.西莎·古根海姆夫人的按月补贴。

……

不过，即便对非裔美MA来说，他们暂时还抱有希望，因为在重建时期，华盛顿也有黑人当上议员的。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将政治可能性的比较谨慎的观点（我开始写这部小说不久，A.菲利普·伦道夫威胁敬爱的罗斯福总统，要在华盛顿举行示威，反对向黑人开放军事工业），不恰当地限制了我们的小说家，凭想象去描述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既存在于非裔美国人的人格上，同时也存在于受限制的美国社会结构上。我的使命是超越这些限制。诚如马克·吐温所证明那样，小说可以当做治疗政治弊端的一剂开心良药。现在，甚至自一九四五年至今，非裔美国人在跟环境作斗争时，屡屡败下阵来，谁也不知原因何在；像贝尔兔和他更有文学修养的弟兄们（这些悲剧和喜剧的英雄），不应该被允许从压制他们的力量中，去抢夺自觉意识的胜利。因此，我应该塑造一位既能做又能想的叙述者；在此，我看到一种有主见的能力，它是克服盲目追求自由的前提。

因此，我的任务是，怎样揭示人类潜在于苦难中的普遍因素，不管他们是黑人还是美国人我把它看做表达我对可能性的个人观点，也把它看做对付纯粹修辞学的挑战；这些挑战有关跨越种族、宗教、阶级、肤色和地区等障碍—_这些障碍包括许多设计好并继续起作用的区分策略，用以避免不然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对黑人和白人和睦相处这个现实的自然认识。然而，为了驳斥全国性拒绝接受共同人性的倾向，而这种人性，是我的人物和那些碰巧读到过他经历的人所共同拥有的；我觉得有必要给他某种世界观，给他一种能够提出严肃的哲学问题的自觉性，给他拥有能够表现我们祖国语言丰富J『生的词汇，编织一个故事情节，让他跟美国的各个类型、在社会各个层面服务的人相沟通。最为重要的是，我认为有必要把种族的成见，看作社会进程和前进的既成事实，把读者接受虚构的真理能力当作赌注，揭开社会成见想要掩盖的那种人性的复杂性。

然而，有人以为，所有写作过程都十分严肃，这种观点实属误导。因为，事实上，写作的过程充满极大乐趣。我知道我在编织一部小说，一种文艺的形式，人们允许我利用小说的功能讲真话或是说谎话，这就是非裔美国人的民间对畸形小说的称谓。我曾一度在理发馆工作，那里各色IZl头文艺形式层出不穷，我因此知道我既可以利用小说的文化丰富性，也可利用民间故事的文化丰富性来写故事；因为对自己的水平没有把握，我要随时改变对素材的处理方法，正像一名爵士歌手，用一阵子流星雨般暴发那样瞬息万变的速度，来处理他的音乐题材。当我意识到开场白里的有些词，同时包孕了开头和结尾里出现的词汇幼芽，我自由自在地享受着事件和人物在脑海里纷至沓来时带给的那种惊喜。

确实有许多惊喜。在这本书完成之前的五年，弗兰克·泰勒给我第一本书的出版合同，他将其中一节带给了西里尔·康纳利看，他是英语杂志《地平线》的编辑，后来这一节发表在一期献给美国艺术的专刊上。这标志着第一节小说的刊出时间；不久之后，它被登载于一几四八年、如今已停办的《年度杂志》上——这一情况引起学者对出版的版权时间，即到底是一九四七还是一九四八年的争论。全书的确切小版时间是在一九五二年。

这些惊喜，有鼓舞人心的，也有令人沮丧的，因为在初尝胜利的喜悦之后，我担心的是，这单独的一节包含了大混战的场面，也许是小说里唯一让读者感兴趣的部分。我一直坚持写了下去，直到后来跟我的编辑艾伯特·厄斯金合作默契和愉快为止。其余部分，减如常言所说，都是历史。我的最大愿望是，卖出更多的书，不致让出版社亏本，再者，不要让编辑的劳动付诸东流。但是，诚如我一开头说的，这始终是一本最随意、最自发的小说，这句话已经被这里的事实所证明；难以相信，时隔长长的三十年之后，我竟然又一次动笔为它写点什么了。

拉尔夫·艾里森，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

（黄遵洗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