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几代的中国人不少穿过中山装，然而，如有人问：中山装是怎么来的？恐怕还真没多少人知道。
这还得从“红帮裁缝”说起。
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辟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眨眼间，涌进来不少蓝眼睛、红头发的洋人。宁波裁缝专门给这些外国人做西装，却又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些人，用钱钟书的话说，但看他们不知是人是鬼还是兽，于是胡乱叫做“红毛人”，可他们自己也因此被别人叫成了“红帮裁缝”。
早在十八世纪末，宁波人就以会摆弄“三刀”（剪刀、菜刀、剃头刀）出名，他们将这些小玩意玩出了大名堂，甚至还一口气带到了日本横滨。1921年出版的《上海总商会月刊》，就记载了“红帮裁缝”创始人张尚义的传奇故事：
清嘉庆年间，张尚义学了裁缝手艺却没法糊口，被迫改行在渔船上帮厨烧火。船正开着呢，横渡杭州湾时突遇海难，船一下被打翻，小裁缝张尚义抱住了一块破船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竞漂到了日本横滨，被当地水兵救起。
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张尚义凭借裁缝手艺，寄居码头靠修补救生衣度日。他看到港区内有不少俄国渔民和荷兰客商都穿西装，于是灵机一动，趁补衣之机，将洋人的西装拆开，做成样板，学习裁制。正所谓熟能生巧，偷学几次后，他成了制作西服的高手。后来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自己也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日后会成为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孙中山居然也注意到了他们。
1905年，孙中山在横滨组织同盟会，宁波裁缝根据他的意愿，以日本士官服为原型，设计了早期的中山装。
六年之后，辛亥革命突然成功，孙中山抓紧创建民国。值此社会巨变，人们面临观念大变，首当其冲的便是改变外形——清朝的辫子被剪掉了，竹筒长衫和西装成为民国初年的时尚。不过，长衫外面罩西装的滑稽穿着，仍在大街上屡见不鲜。
孙中山提出要改进中山装。作为临时大总统，他做梦都想中国人有自己的国服。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尚义的事业传人王才运，王才运立即召集“红帮裁缝”的技师巧匠，采纳西装特点，垫肩、衬夹、夹里，并吸收日本陆军士官服外形，改十粒纽扣为七粒纽扣，样衣尺寸也是按孙中山的身材裁剪。
孙中山穿上之后拍案叫好，但他琢磨了一下，觉得还得加点象征含义，于是他亲手在样衣图纸上修改：七粒纽扣改成五粒纽扣，象征“五权宪法”；胸前两贴袋的袋盖改为倒山形的笔架式，象征革命需要笔杆子。他把这种服装定名为“中山装”。后来，孙中山穿着这套衣服在上海南京路走了一趟，全上海顿时轰动，厂家纷纷仿制，从此风行起来。
孙中山亲自出面做了这么大一个免费活广告，“红帮裁缝”嗅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借势而上，将分店开得星罗棋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垄断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
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也要“红帮裁缝”设计服装。今天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身着的“人民装”，就出自“红帮裁缝”之手。
“红帮裁缝”成了中国服装第一品牌。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有一种说法，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宁波生产出来的。
从这些兜兜转转的故事里，我们约略看见以“红帮裁缝”为代表的宁波商帮的一个侧影。宁波商人正是从类似这些他人看不见的、不起眼的事情着手，越做越大。他们对近代中国的商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此外，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包玉刚这样的世界级的工商巨子。P3-4
回头去看，我几本书从写作到出版，过程都充满接连的偶然。《湖南人怎么了？》如此，《经营天下的湖南人》如此，《当商帮已成浮云》还是如此。
2011年初，《法人》杂志总编辑肖黎明先生电话约我开个作家专栏，以特约研究员身份，专门剖析中国各大商帮。这比我自己的计划，至少提早了一年。
我以书生身份介入全国湖南商会已五年。不长，也不短，我决定沉心来写。但从杂志专栏的点点剖析，到图书内容的全面透视，中间还有个漫长的过程。
写作开头，不断被一些社会活动与事务所打断，我产生了不限期出书的慢写作想法。说来让人惊奇：每当这个想法一冒头，就总有出版社、出版公司像约定好了似的，前后找上我，商谈出版。他们投来的关注目光，就像在给一个长跑运动员喊加油。我只好不断加快计划，安安心心地冲刺。
这些出版社、出版公司，加起来有二十来家，最后都没谈成。他们就像过路的义务拉拉队，只负责顺路给你加油鼓劲，没想到终点跟你鼓掌同贺。
印象最深是一家著名的民营图书公司，开出的版税、首印高得让同行咋舌，但他们需要一本“经营管理”角度的书，而我始终坚持“历史人文”的立场，最后只能失之交臂。
我不能说自己的坚持就一定对。但真实的我，就是这么一个倔强得让人皱眉的家伙。一般生活小是小非，我从来不做计较；但一旦有违内心认定的方向，则所有的挽回都是废话。这几年，与出版方接触一多，我惊讶地发现，再也没有一个时代，比今天的图书界更为浮躁。而拒绝浮躁，在今天这个人人可以自我选择的时代，又仅仅是一种个人私好。说社会责任感、作家良知，在责任与良知同信仰一样被当做笑话的今天，最好放在心底。
就在我带着一点对今天出版界的失望，准备搁置再度慢写，福建教育出版社北京八本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副总编辑陈之川先生找上了我。偶然的是，这部书稿很对他们的口味。于是我再次抛开一切社会事务，昼读夜写，数月内，结稿了。
回想起两年前，．一部《湖南人怎么了？》突如其来地火爆，纸质、网络读者数以千万计。惊人的读者量，于我最大的好处，是浪得虚名。如今，走到中国任何一地，哪怕碰上美国、加拿大回来的朋友，见面无论客套还是实话，他们言必称是我的粉丝。我不得不接受他们而满脸擦粉，装得自己像个名人。
去年此时，一部《经营天下的湖南人》，让我真正深度介入全国湖南异地商会，戴着第四届湘商大会送的这顶“湘商文化核心人物”帽子，跟着伍继延先生，用湖湘文化去启发、引领中国现代商会。
今年这本《当商帮已成浮云》，浓缩了这些年来我对商会、社会、文化、历史的众多思考、发现、心得、见解。不说庾信文章老更成，但它比前两本在现实眼界与历史深度上的确拓展了。
如果说，三本书有什么内在关联，我套用孔子那句“吾道一以贯之”的话，那就是“公民价值观一以贯之”。
我身上的“公民气质”，与其说是文化熏染，不如说是一种本能与自觉。我当年比数学一窍不通的钱钟书偏科更加厉害，求学自然一路不顺。这样反倒有个好处，体制内的教育影响一直在我身上扎不了根。而后来，我的求学经历，与毛泽东当年来长沙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也有几分类似。这种在“体制外教育”、“体制内事情”交错夹杂的体验，在湖南人那种摆脱拘束、向往自由的天性爆发出来后，本能地接近了庄子天性中人的真义。
我第一次专心关注公民社会，大约在29岁，那时在红网兼做《红辣椒评论》编辑。真正潜心研究和践行它，是在2007年。那一年，伍继延先生以他的言、行，客观上为我起到了商会文化（小政府，大社会）启蒙作用。
《当商帮已成浮云》继续我以前的风格，尽量写得让每个读者都喜欢看，看得懂。传播行业出身的我，始终相信一点：如果图书无法传播，则价值归零；如果连时代都影响不了，还想着影响历史，就变成笑话了。
是的，我们首先只能影响当下，而当下对活着的我们，是唯一能把握的最重要的历史。
这本书，要清理一下的话，史实是可以找来的，思想也不是我自己发明创造的。我的作用，是用自己的思维，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内，激发出灵感，并将它们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分析、判断，创造出新的观点与价值来。我要很不幸地告诉读者，我们今天不可能像孔、老、墨、韩那样，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理论体系来了，老祖宗帮我们全部做完了。学习古人的知识、用以开启自己的智慧，解决中国当下最急迫的问题，这是我们能做的。人性是始终未变的，可以相通的，历史上那些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与我们唯一的不同，仅仅是时代与社会的问题不同。我自认为，我算是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积极鼓吹者、推动者、建设者。
但社会不是陆地，而是江湖。我年轻的时候，兄长对我说：江湖永远比你想象的要大，生活永远比你想象的要丰富，情感永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这些年来，体会颇深，我致敬于兄长。感谢江湖，感谢生活，感谢情感，它让这本书增强了质感。
本书出版前夕，书名一时难以定下，我向各位朋友求教，他们先后发表自己精到的看法。在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下，我们得以吸纳众长。因此，特别要向祝拥军、肖黎明、滕文星、赵宜胜、徐建安、李滢汝、彭勇胜、康华、贺云海、邓丽娟、高向阳、陈张书、何漂、侯佳林、邱述兵等各位兄弟姐妹致谢。他们各自专业的眼界，为我打开不同的窗，让我受益匪浅。同时，尤其要向山东省湖南商会常务副会长程坚，重庆湖南商会执行会长李志锋，陕西省湖南商会秘书长王俭平，贵州省遵义湖南商会会长赵信，烟台湖南商会副会长龚文，四川省湖南商会副会长黄立新，广东省湖南商会副会长邓怀宇，云南省湖南商会副会长许三庆，西双版纳湖南商会副秘书长肖大翔等各位奋斗在湘商事业一线的各位仁兄道一声感谢。正是因为倾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本书增添了它应有的生辣的现代气息。
公元2009年岁末，当我主导的湘商文化建设星火燎原，湘商也从名不见经传一跃成为所谓新十大商帮之际，《中国商人》杂志就当时“商帮热”进行专访，并以“伍继延：十大商帮都该死去”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公开报道，一夜之间，我从商帮文化的推动者转变为批判者，让关心我的朋友们眼镜大跌！
这次徐志频先生的新作《商人的出路》出版之际，应其邀作前言，心情忽然有些忐忑：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历经了多少生死轮回，凤凰涅槃？而传说中的“十大商帮”，又将经历怎样的“前世浮云，今生神马”的转变？
一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震动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坚船利炮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和一整套建立在现代工业文明基础上的文化与制度；其所包含的市场经济、法制社会、自由新闻、民主政治等制度设计，与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能否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某些内生商业文明基因相融合，使中华文明在应对西方海洋文明的挑战，经历再一次礼坏乐崩之后，迎来第三次复兴？在这个海洋文明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还能够成功应对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冲突，融合天下文化，实现中华文明的全球性崛起吗？为此，我们必须从经济文化的角度对传统商帮作一次梳理。
我国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期，并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当时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商人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历史上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就在这一特定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他们的贸易活动领域遍及全国各地，商品曾远销到世界各地，对当时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
传统意义上的商帮是因为在通讯不发达，交通不方便，包括法制不健全历史条件下，依靠地域、血缘自然形成的，那时，全国性市场没有形成，地域性商帮应该兴起。而当代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国是个大市场，中国加入WTO以后又融入一个更大的市场，这两大市场是趋向于统一的，就是我们说的“全球化”，因此，传统商帮已失去生存的土壤而日渐衰亡。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回溯自己文化的根，有了各种各样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潮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引起地方政府共鸣，拿来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一个手段，也是各地新兴商帮纷纷出现的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扩张，网络时代的无限沟通，也让建立在各地域文化基础上的所谓新商帮，面临未来向何处去的严峻挑战！
二
虽然企业家现在看起来是社会有钱有影响力的新群体，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成功不仅仅是靠自己的能力，更多是时代的剧烈转型给我们造成一种特殊的空间和机会。我经常跟很多老板讲：你以为是你牛，是你的个人能力吗？你仔细想想你在这个发财的过程中间，究竟多少是靠你的智慧，靠你的知识，靠你的管理经营，还有多少是靠特殊的政策机会和所谓的关系？当然，财富到了能把它用好的人手里是最重要的，与其让财富在贪官污吏手里糟蹋了，在纨绔子弟手里挥霍掉，不如掌握在企业家手里，把财富更有效益地用起来。
可喜的是，在改革开放这场亘古未有的经济社会变革大潮中，作为经济转型的推动者和受益者的一批具有当代公民意识的企业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强大的组织创新能力，开始突破所谓地域商帮的局限，并以民间商会建设为契机和枢纽，实践着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使命。
当代的民间商会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成立的。作为当代中国新型商会的开拓者，虽然我们并不能从国家法律法规和前人的实践中找到什么是“商会”的标准答案，但我们从自己多年的直接经验中确切地知道：
第一，商会不是家族或者家庭，不能搞任人唯亲或者专制独裁的“家长制”；第二，商会不是企业，不能以赢利为目的，更不能谁出钱多谁就说了算；第三，商会不是政府，会长的权利来自会员的拥护而不是上级的任命，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
作为全体会员共同的组织，只有唤起广大会员关注、发动广大会员参与、代表广大会员利益、表达广大会员要求、维护广大会员权利、接受广大会员监督，这个在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中顺势而生的新生事物，才能挣脱几千年封建主义专制独裁的精神枷锁，才能远离近年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急功近利的低级趣味，才能超越“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窝虫”的性格宿命，成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以及民主政治的推动者。民营经济稚嫩、弱小，这使它迫切需要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弱小，它需要保护；因为稚嫩，它需要规范。所以我认为民间商会首先应该是市场经济的组织者。
其次，民间商会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建设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什么？我的理解就应该“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把一部分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还给社会组织，民间商会刚好可以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应该是民间社会组织。
第三，我认为民间商会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有一些抓手，商会章程规定它是民主的商会，其组织形式也是民主的组织形式。这就可能使广大会员在商会活动中得到很好的民主训练、学习。任何一种民主，一定需要这样一个训练的过程，如我们在农村搞村民自治，在城市搞社区选举，商会也可以成为锻炼会员民主能力的舞台。
民间商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经济社会逐渐发育成熟的产物，也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更将为“还权于民”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
三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
2011年惊蛰时节，再读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这句平常诗，唤醒自然万物的春雷依然像千万年来一样滚滚，但我的胸中却有别样的春潮在澎湃：期待已久的加快社会改革、创新社会管理、大力发展商会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这些深刻阐述，对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只有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激发公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社会的活力，才能使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中央政府目前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包容姿态面对商会组织，不断释放营造更多、更大、更广的公共空间。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办好现代商会呢？
第一，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会务公开的商会。商会者会员之商会，会务者会员之事务，会员不知，谁知？会员不议，谁议？应当将会务公开作为商会的立会基本原则。充分发挥互联网时代即时沟通、扁平管理、多元互动、信息无限的技术优势，第一时间充分公开会务信息，全面听取会员意见，杜绝信息垄断和人为阻隔。
第二，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管理规范的商会。工业文明的时代已经到来，工业文明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思想的变革，要求我们摆脱农业文明时代人治的陋习，学习法制的精髓，把商会的管理建立在国家法律和商会章程与制度的规范下；要求我们按照现代管理的基本规律，规范日常管理的职责分工和会务工作的操作规程，明确工作的考核监督，加强工作的计划控制，减少自选动作的风险，避免随心所欲之代价。
第三，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制度民主的商会。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总结毛泽东晚年失误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浩浩大潮，已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权力意识不断提高，契约观念不断增强，民主要求不断扩大。民间商会作为全体会员自愿组成的群众团体，毫无疑问其一切权力来自会员，一切利益属于会员，一切会务也决定于会员。如何真正从制度上落实章程的规定，保障广大会员的各项权力，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知情权、批评权、罢免权等等，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解放思想是“起”，是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全面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第二次解放思想是“承”，是面对当时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状况，集中力量发展市场经济；而新的解放思想是“转”，提出民本，还权于民，既是社会体制改革的必须，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为未来的“合”，即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治民主的中国奠定基础。
2009年9月26日，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前夕，第三届湘商大会在伟人故里湘潭成功召开。9月28日，我发起并组织来自各大商帮的千名华商代表齐聚韶山，向开国领袖毛泽东敬献花篮，共庆新中国六十华诞。我代表天下华商于韶山毛泽东广场发布《湘商韶山倡议书》，庄严宣示： “为继承领袖创业精神，弘扬中华商道文化，应对世界风云变幻，共谋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倡议：
坚定创造财富的人生梦想，发展产业，造福人民！
坚守商会组织的社会责任，维护市场规范，建设和谐社会！
坚持中华先辈的传统精神，推动中华文化复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华大地各大商帮，正在走向新的融合。
中华民族崛起的新途径是振兴经济，中华经济振兴的新标志是华商崛
起，中华商帮的新使命是创造和谐天下！
天下华商的崛起，正在引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为世界经济
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融合，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这是预言，更是行动！
徐志颖编著的《当商帮已成浮云》首次以文学闲话与趣话的特别方式，从“财力社会”视角切入，重题轻说，对中国十大商帮作一次全新的解读。
全书从地域文化的源头，历史文化的高度，围绕商帮展开，抽丝剥茧，层层诱人细读。以故事带文化，以文化察商帮，以商帮观商人，以商人说商业；从史地、人文、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商帮重新定论，颠覆了读者心中固有的印象，为当代商人发展提供崭新的思路。
《当商帮已成浮云》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文史爱好者、经商的读者可以看到热闹，研究者可以看出门道。融趣味性、知识性、思想性、启发性于一体。
徐志颖编著的《当商帮已成浮云》不同于以往的商帮类图书，该书直截了当地从财力与权力的关系展开话语，从“财力社会”视角切入，重题轻说，对中国十大商帮作一次全新的解读，具有极强的思想冲击力度。2.作者行文风趣幽默，引用资料新颖独特，现代感强，大量富有启发性的商帮故事，不仅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快感，更能为商人的行商坐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3.著名商会活动家伍继延写的前言对商会人士很有启发意义，著名学者于建嵘、向文波、袁岳、许知远、迟宇宙的倾情推荐以及《东方企业家》、波士堂、《中国商人》、《法人》、《三湘都市报天下湘商周刊》等高端媒体的强势推介更将促动中国商人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热情，对中国商会文化建设具有颠覆性的启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