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户口簿，两户人家，三代纠缠，大时代小老百姓的欢笑和泪水，老亲家之间的新问题。

由梁晓声编著的《黄卡》则围绕着两家人因“黄卡”之争而结下的恩怨，描述了城乡之间在建国之后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在城乡结合部，一条新建的马路使城乡泾渭分明。黄家为了获取“黄卡”，与张家交换了住所。此后几十年间，两家的三代人因城乡差别而遭受了不同的命运。三代人之间，纠葛着恩怨、仇恨和情爱。从微观上看，不同人物的性格导致了他们自身不同的命运，而从宏观上看，张家与黄家的命运变迁，实际上与社会的发展轨迹紧密相联。

建国初，中国城市居民的户口本，一律以黄牛皮纸做皮儿，故又称为“黄卡”。工人张广泰家与卖馄饨的黄吉顺家就因为这本黄卡，由原本的儿女亲家变成了仇人。但伴随着时代的大潮，城乡不断融合发展，他们的第三代勇敢地面对家族的宿怨，两家重新结为了亲家。

《黄卡》时间跨度近五十年，从平民视角对新中国建国以来几十年间社会发展进行了独特回顾，是见证时代变迁的平民史诗，是呼唤东方民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回归的动人的情感故事。

《黄卡》由梁晓声编著。

一

晨雾像最新的丝棉，新得仿佛带着刚刚绰出来的茧子的蒸汽，被织成了薄得不能再薄的帏幔，一幅又一幅地悬垂在天地之间，将人眼前的景物一概地遮挡住了，又仿佛巨人在什么地方搅成的一大团棉花糖，然而并不打算享受，只不过孩子似的搅着玩儿，之后就抛弃在这里，抛弃在城乡的交会处，任其自行地化开去。是的，它的确湿漉漉的，带着拧之欲滴的水汽似的。那种湿性，凉沁沁的，是在夏季的夜晚体温降低了的河水的气息。那一条河叫奶奶河。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亡了父母的孩子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也死了，孩子就整天哭，结果他的泪淌成了一条河。奶奶河由东向西，从城市的正中流过，出了城，一分为二，一条继续向西而去，一条改了河道，调头奔南。人若吸吸鼻子，则能嗅到雾气里有丝丝的甜味儿，是从庄稼地散发过来的，再有个把月就该立秋了。无论土地上的粮豆还是菜棵，都开始努力孕育它们的成熟了。在这样的时候，季节本身都是甜的……

但这会儿人是看不到周围的庄稼的，也看不到城市街巷的面貌和远处的轮廓。是的，是的，景物一概地被晨雾遮挡住了。城市的这一处边缘，乡村的这一处边缘，仿佛全都被雾气氤氲在一起了……

雾气深处，从乡村的那一方面，传来了吱呀吱呀的，有节奏也挺好听的响声。那是担子在人的肩上，随着人的脚步一颤一颤发出的响声……

那响声是这城乡交会地带每天最早的晨音。

而此日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四年夏末的一个日子。

新中国已经成立五年了。全国所有城市的居民，都已先后获得了共和国颁发的“黄卡”，也就是城市居民户口本。它是中国对某个中国人或某户中国人家居住在城市里的资格的权威认可。一九四九年以后，它可以随时被给予；也可以随时被取消，或剥夺。倘一个乡村人要变成正式的城里人，那么他或他的一家，就要千方百计获得共和国颁发的城市居民户口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一个乡村人企图获得此种资格，是“难于上青天”的。城市居住权，对于城里人而言，乃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权；而对于乡村人，那就是不敢幻想的特权了。这特权究竟特殊到什么程度呢？没有市长和市委书记们亲自过问，是任谁也无权批准的。当然，比市长和市委书记们更大的官员如果发话了，那么又只不过是一件容易之事。然而在共和国始创初年，越大的官员，对这一特权的态度越是谨慎的。当年指斥他们“腐败”的理由之一，往往便是他们将他们原本是乡村人的亲戚“变”成了城里人。倘查有实据，仅这么一条，轻则政治形象受损，重则受到党纪或政纪处分。故在这件事上，连共和国的功臣和元首们，也都是尽量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的。但是要取消一个人或一户人家的城市居住权，那则简单多了。一句被共和国的某级官员认为是发泄了对共和国不满的言论，就足以剥夺一个人或一户人家的城市居住权。那么，这个人或这户人家以后的子子孙孙，就几乎永远没有再居住在城市里的资格了。而即使在乡村，他们也往往被划入乡村人的“另册”了，变得比祖祖辈辈生活在乡村的人还矮三分……

城市居住权一旦意味着是一种特权，城市居民户口本，就不可能不被城里人视为第二生命。

这一座城市的情况却有些例外。

它的居民，当然的，也几乎全部都拥有了政府颁发的户口本。只这一带，也就是城乡交会的这一处地方的人家，还迟迟地没发。因为这一处地方城与乡是未免太靠近了，近得仅一路之隔，而且是一条自然形成的，不曾被施工修筑过的土路。土路一段宽，一段窄，极不规则。路的这一侧就是城市边缘的一条街道。一些人家的门窗或一些小店的铺面临街而开，路的那一侧就是乡村的田地。夏秋季节，城里人家晾晒在门窗前的衣物，往往被风一吹，就飘落到乡村的田地里去了。而田地里蝈蝈的鸣唱，一旦交响成曲，又是城里人家的门窗挡不住的聒噪。城里人家的小孩子如果哭闹了，家长往往命令他们的大孩子，去到乡村的田地里逮一只蜻蜓一只蝴蝶一只蝈蝈蚂蚱什么的，回来哄小孩子不哭闹，便当得如同到自家的露天仓库取一样东西。而大孩子往往会顺手牵羊地从乡村的田地里偷摘一只西红柿一根黄瓜或一个香瓜。乡村的孩子，则往往受大人的指使，将自家的鸡鸭鹅猪撵过路来，东刨西拱地找些吃的。那些家禽家畜们，对城乡如此靠近倍感幸福。天黑前，它们皆会大摇大摆地打道回府。城里人家，对它们来来去去的也习惯了。仿佛那一处城与乡交会的地方，如果没有了它们来来往往，就奇怪了，不大对劲儿了。在田地的后边，一里以外，便是村子了。因村头村尾老柳成林，叫大柳树村。

而路这一侧的街道以前叫富贵街，现在叫广华街。住富贵街上的人家都是城里的穷困人家，下等人家。给自己所居住的街取一个与他们的命况恰恰相反的街名，能使他们获得某种心理满足和地理优势感。

如果，广华街上的人家都是城里人家，那么户口本早就发给他们了。

但广华街上的人家并不全是城里人家。有些人家在街上占据着两三间房屋，但一经调查，几年以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原是土路那边的乡村人家。大柳树村或别的村里，还有他们的乡下老宅和院落。村里还分给了他们土地。有些人家在街上只住着小小的最不起眼的房屋，看去像流浪者暂落此地的临时栖身之所，但左邻右舍又都可以作证，那是几代居住于城里的正宗城市人家。论资格，可谓是“老城里”人家了。据这座城市的户口注册统计人员估计，富贵街上三分之一左右并非城里人家，起码一九四九年以前并非城里人家。究竟哪一户人家原本不是城里人，哪一户人家又原本千真万确的是，统计了几次也分不清。这一条街上的人家，一九四九年以前是流动性很大的。昨天一间房子里住的还是张姓人家，几天后就可能易了屋主，住的是一户李姓人家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才渐渐地都稳居下来。既然相互间缺乏历史性的认识和了解，那么无论哪一户对哪一户的证明或反证或相互证明、相互反证，就都没有特别值得采信的意义了。

这一处城乡交会地带形形色色的人杂居的状况，令建国初年城市人口管理部门的官员和具体工作人员们头疼不已。

晨雾渐淡，变得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儿红了。

太阳升起之前，首先映红了它“床头”那一片天空，接着就濡染了晨雾。

扁担吱呀吱呀的颤悠声，越来越接近广华街。

终于，被濡染红了的晨雾中，显现出一个瘦小的人影。看上去，他扁担两头的分量都不轻。然而他的身材虽瘦小，却蛮有把子力气似的，腰不弯，肩不斜。他一手搭在前半截扁担上，一手后伸。由于个子矮，怕所担的东西拖地，他的扁担无绳，两端直接是钩子。前边担几层屉，后边担一只小炉，炉内炭火正红。

看得见脚下的路了，他越走越快，扁担也吱呀吱呀得越来越欢了。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