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奇书《金瓶梅》,除了当成“禁书”,还可以怎么读?
潘金莲心爱的梳妆镜与《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有何关联?
西门庆手下的“伙计”是职业经理人的雏形吗?
明代的运河经济如何体现于餐桌上的冰湃鲥鱼和生鲜枇杷果?
中国的色情文学创作为什么会在明中期至明末这个特殊的时代里集中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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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新作《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精)》首先将《金瓶梅》置于16世纪全球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详细考察,探索小说情节背后的社会史和思想史渊源;进而,46则优美隽永的“修辞例话”将全书关窍一一勾连,为读者剖析《金瓶梅》写作的精妙处。
格非对《金瓶梅》的解读承续了前辈学者“以诗证史”的努力,以小说观照时代,建立文学文本与“历史事实”间的复杂关联。修辞例话部分的细绎深解,亦堪称文本精读的典范。
格非编著的《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精)》联系明代社会史和恩想史脉络,将《金瓶梅》置于76世纪全球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详细考察,探讨作品所展现的器物日用、经济活动、观念风习等诸多方面,并在中西思想谱系中定位此书。随后,作者以46则修辞例话勾连全书关窍,剖析赏读《金瓶梅》写作的精妙处。
格非对《金瓶梅》的解读承续了前辈学者“以诗证史”的努力,以小说观照时代,建立文学文本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复杂关联。修辞例话部分的细绎深解,亦堪称文本精读的典范。
不一时,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都进来看他。李瓶儿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之言,落后待的李娇儿、玉楼、金莲众人都出去了,独月娘在屋里守着他。李瓶儿悄悄向月娘哭泣道:“娘,到明日好生看养着,与他爹做个根蒂儿,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
——第六十二回
在《金瓶梅》众多人物的死亡谱系中,李瓶儿之死描述最详。自她得病至下葬,前后文字竟达十余回之多,尤以第六十二回叙写最为详尽。此回文字超长,叙事剧繁,面面俱到,就连后文核心人物西门庆与潘金莲之死,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小说中的各色人等,如亲人家眷、仆役小厮、地方官员、趁趣帮闲、妓家戏子、和尚道士和医家法师无不出场亮相。透过李瓶儿之死,作者不仅写出了各色人等对李瓶儿之死的态度,反过来也通过李瓶儿这个临终人之眼,来打量周遭的人情世态。在中国文学史上,用如此繁盛的篇幅,正面描述一个普通人的死亡,严格地说来,还是第一次。若要了解《金瓶梅》人情世界的亲疏深浅、德恨恩怨及种种世态炎凉,观此回文字足矣。
医家诊病,但为酬银,前文已有详述。王姑子来探望,关注的不是李瓶儿的生死,而是为了与薛姑子争夺从李瓶儿处骗得的印经钱。李瓶儿的大伯花大舅来探病,瓶儿只说了声“多有起动”,就将脸别过一边。这倒不是说瓶儿对大伯有多大的仇恨。花大舅的到来,让她想起了花子虚。正是花子虚的强拉硬拽,才弄得李瓶儿在通往阴曹地府的路上飞奔向前。当然,花大舅也是第一个断定李瓶儿无望,并直接让西门庆为她准备棺材的人。
冯妈妈本来是李瓶儿身边唯一可以依靠的旧人。自从西门庆看中王六儿之后,老冯开始对瓶儿日渐冷淡,成天在王六儿家厮混,把李瓶儿忘在了九霄云外。瓶儿将死,好不容易让人把她叫了来,老冯居然一味地耍贫嘴、撒风。当李瓶儿在死前给了她四两银子、一件白绫袄、一条黄绫裙、一根银掠儿,让她日后老了做个棺材本儿时,冯妈妈这才假惺惺地哭着说:“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我)那里归着?”绣像本的批评者此时很不客气地批道:“王六儿家去。”可谓一语道破禅机。
西门庆、吴月娘倒是时常来看她。一个居着官,公务繁忙,款接甚频;另一个管着这么一大家子,也不能朝夕相陪。西门庆眼看着李瓶儿临死,身边居然没有一个懂事且贴心的人,想了半天,他还终于想起一个人来。她就是李瓶儿的干女儿吴银儿。他向李瓶儿建议,将吴银儿接来家中陪她几天,可李瓶儿摇头拒绝了。前文写官哥死,吴银儿到家里打了个晃就走了。李瓶儿心里清楚,这个干女儿实在指望不上。事实上,在李瓶儿自病重至亡故的漫长日子里,吴银儿竟然没有来过一次。难怪张竹坡挖苦说:“娘死而女不知,方是干女。”
不过,李瓶儿身边倒是有两个丫鬟,对主人情深意笃。迎春似乎还懂点儿事,那绣春还只是个孩子,正处在懵懂无知的年龄。瓶儿临死前嘱咐绣春,将来寻个好人家嫁了,不可任性撒娇,绣春便跪在地上大哭:“我就死也不出这个门。”瓶儿道:“我死了,你在这屋里伏侍谁?”这一断肠之语,可以让我们立刻联想到《红楼梦》中黛玉将死时对紫鹃所说的那番话。绣春的回答完全是孩童的口吻:“我和迎春都答应大娘。”李瓶儿一愣,淡淡说道:“这个也罢了。”
“这个也罢了”五个字,可谓字字珠玑。其中既有对绣春不懂事的失望与沉痛——绣春对瓶儿与吴月娘之间的恩怨,恍然不知——或许还有对绣春日后境况的担忧,但更多的,是自己的满腹心事无人交托的无奈。此中的深意,通过迎春闻听此言后“哭的言语都说不出来”一句补写出来,令人伤叹不已。绣像本的批评者认为,此段文字,足以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媲美。瓶儿将死,孑然一身。而官哥死亡在前,总算是让她省掉了托孤的麻烦。她惟有将自己的一腔怜爱,都寄托在这两个丫鬟身上,由此反衬出李瓶儿的孤绝无依,在西门大院中并无半个亲人。其凄绝伤感,令人鼻酸。
对于迎春、绣春将来的安排,小说于同一回中,居然一连写了三次:第一次是李瓶儿当面对迎春、绣春的交代和嘱托,第二次是向吴月娘郑重交托,第三次则是对西门庆再度叮嘱一遍。每一次都言之甚详,不惮其烦。作者如此安排,其非无意?
李瓶儿直到临死,还在利用手中的钱财,最后一次成就她慷慨大方的美德。她知道这些钱物如不送人,最后也只能落在吴月娘、潘金莲手里。她多次劝西门庆,不要因为她的病重而耽搁公事,不要买太贵的寿材,日后家人还要过日子。她似乎对所有的人都笑脸相迎,真情假意概不计较,专心致志地扮演一个好人的角色,这是李瓶儿的愚妄之处,也是她的聪明所在——她不如此,又能怎样呢?
李瓶儿死后的第二天,她的干女儿吴银儿才“闻讯赶来”,还责怪吴月娘不通知她。吴月娘倒也没有心思与她计较,只是说:“你不来看你娘,他倒还挂牵着你,留下件东西儿,与你做一念儿,我替你收着哩。”这些东西放在预先打好的包袱里,计有一套缎子衣服、两根金头簪儿、一枝金花。睹物思人,吴银儿这才泪奔不止。一番人情至此,可谓凄婉哀恸之至。
虽说李瓶儿对众人不计前嫌,一概示好,但只有一个人除外,此人就是潘金莲。在此回中,潘金莲很少抛头露面。也许她知道李瓶儿之死与自己脱不了干系,不便出来“摇摆”了吧。可如果潘金莲幻想通过刻意回避,李瓶儿就会把她忘了,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李瓶儿对潘金莲铭心刻骨的仇恨,未曾一旦或忘。
引文中,吴月娘领着众姐妹最后一次来看她。李瓶儿对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和孙雪娥等人,“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之言”——无非是些虚与委蛇的应酬和客套,这里没有写出,但亦可想见。等到李、孟、潘诸人先行告退之后,她单独对吴月娘做出的一番交代,却字字见血。她提醒吴月娘,日后有了孩子要小心看护,不可“吃人暗算”。这里的“人”,当知是潘金莲无疑。这番话除了替月娘设身处地着想的表面文章之外,还流露出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官哥死于潘金莲之手;二是李瓶儿之死实源于官哥之亡。而吴月娘的答语“姐姐,我知道”几个字,虽然平常,但却说得斩钉截铁,表明吴月娘不仅接受了临终人的一番好意,同时也认可了李瓶儿的结论。
柔弱如李瓶儿者,于待死之时,万事无所争,却在关键处以寥寥数语预伏下潘金莲日后的悲惨结局,用绣像本批评者的话来说:“岂可欺不言人之无口哉!”后来西门庆一死,金莲立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很快被吴月娘赶出家门,命丧武松之刀下。可见月娘对于瓶儿的临终赠言之重视程度。
当然,西门庆死后,有“道学种子”之称的吴月娘,首先要做的事还不是驱赶潘金莲,而是清除李瓶儿残存的最后一丝遗迹——她将李瓶儿的灵位和灵床以及西门庆煞费苦心让人传写的李瓶儿画像,一把火都烧了个精光。同时,月娘将李瓶儿屋内的金银衣物和首饰箱笼,通通搬到自己的房中,将李瓶儿的奶妈和丫鬟收为己用,最后将李瓶儿的房门一把锁锁了个严实,任由它房中长草,蜘蛛结网。李瓶儿若灵泉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我们再细细玩味引文中李瓶儿对绣春所说的“这个也罢了”,其无限的痛楚与怅惘,又有多少内心的暗波潜流激荡其中?
P288-291
1987年,齐鲁书社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了由王汝梅等校点的《金瓶梅》删节本。按照学校下发的通知,确有研究需要的教师,可以提交购书申请。当时,我还是华东师大中文系写作教研室的一名助教,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打了报告,居然获得批准。或许是此书过于“珍贵”了,我拿到书后并没有坐下来好好阅读,而是忙着四处向人炫耀。这就直接导致了此书在两个月后的失窃。
几年后的一个晚上,在北京的白家庄,批评家朱伟和几位作家为《金瓶梅》与《红楼梦》的优劣,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因为还没有来得及读完《金瓶梅》,当然不敢置喙。但朱伟先生那句“不管怎么说,《金瓶梅》都要比《红楼梦》好得多”的断语,让我这样一个“红迷”深受刺激。回到上海后,就立即躲进学校的图书馆,将此书完整地读了一遍。
不用说,我如此急切地阅读此书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固有的信念:所谓比《红楼梦》还要好的小说,在人世间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读完《金瓶梅》之后,不知为什么,我对朱伟先生那句明显偏激的断语,产生了秘密的亲切感。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收集《金瓶梅》的版本,几乎是每隔两三年,就要将《金瓶梅》重读一遍。有了好的本子,我也会将它复印出来,分赠好友;每遇“金迷”,必时相切磋,引为同调。
《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也是一部悲悯之书。在中国小说史上,无论是世界观、价值观、修辞学,还是给读者带来的令人不安的巨大冒犯,《金瓶梅》都是空前的。时间的流逝从未减损它的“毒素”或魅惑力。然而,在《金瓶梅》的阐释史上,虽说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知音般的读者和研究者,同时也积压了越来越多的误会和曲解。
在反复阅读《金瓶梅》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如果不把《金瓶梅》放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去考察,如果不联系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脉络,《金瓶梅》中涉及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得不到很好的解释。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刺激以及这种刺激带给我的种种困惑,也是写作此书的动因之一。《金瓶梅》所呈现的十六世纪的人情世态与今天中国现实之间的内在关联,给我带来了极不真实的恍惚之感。这种感觉多年来一直耿耿于怀。我甚至有些疑心,我们至今尚未走出《金瓶梅》作者的视线。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正是四五百年前就开始发端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大转折的一个组成部分。
书名“雪隐鹭鸶”,源于《金瓶梅》第二十五回的两句诗:“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雪隐鹭鸶”这个意象,很容易让我们体味到平常的人情世态中所隐藏的深险湍流,让我们想起《红楼梦》中“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苍劲悲凉,或许还会让我们联想到在晚明思想和文学界极为流行的“空”和“无”。当然,《金瓶梅》所强调的“空无”,绝非空无一物,它一直在引诱我们去索解隐秘,探幽访胜。
为了让那些没有读过《金瓶梅》或不喜欢《金瓶梅》的读者也能了解本书的大意,作者有意借用了随笔和例话的写作方式。当然,如果读者对明代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背景没有兴趣,也可以跳过卷一和卷二,直接阅读后半部分的文本解读。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所使用的《金瓶梅》版本主要有以下两个:崇祯本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此书是北大馆藏本的影印本,也是国内现存崇祯本中较为精善的本子;万历本采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北京图书馆旧藏本(现存台湾)为底本,于1991年影印出版的《金瓶梅词话》。考虑到繁、简字体对读和校勘的便利,作者也参考了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的《金瓶梅》会评会校本。
作者
2014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