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传/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领军人物钟南山的权威传记。作者是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叶依。

本书客观、真实地将钟南山丰富而多彩的精神世界挖掘出来。通过阅读，让人走进钟南山的精神世界；而读者也在这阅读中，洗涤了自己的心灵，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就是阅读《钟南山传》的价值。

通过阅读叶依编著的《钟南山传／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读者能了解钟南山的人生之路，起伏跌宕，但他始终秉持“爱国为民”的理想信念。青年时期，他没有因为家庭成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灰心丧气，而是始终相信“党的事业总是奔腾向前、不可阻挡的”。20世纪80年代初，他没有留恋国外的优越条件，婉言谢绝导师的挽留，回国服务；90年代，他坚持“小医院做大事业”，团结和带领大家一道，将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研究机构。2003年的抗击非典战斗中，他对国外一小撮势力“妖魔化”中国的行径愤慨不已，主动利用可能的机会，实事求是地向国外同行、新闻媒体介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维护祖国的声誉，为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的疫情发挥了正面作用。

前言这个世界是真的

第一章 非凡父母

第二章 童真年代

第三章 少年立志

第四章 北医生涯

第五章 8年相恋

第六章 钢铁意志

第七章 8年煎熬

第八章 铩羽而归

第九章 深刻教训

第十章 医学探究

第十一章 辉煌开端

第十二章 开创先河

第十三章 远渡英伦

第十四章 精彩演讲

第十五章 人体实验

第十六章 挑战权威

第十七章 凯旋回国

第十八章 当选院士

第十九章 寻找钟南山

第二十章 非典袭来

第二十一章 铁汉倒下

第二十二章 我非“瘟神”

第二十三章 金色夕阳

第二十四章 皮质激素

第二十五章 患者口腔

第二十六章 巍然挺立

第二十七章 典型患者

第二十八章 又见陈冯富珍

第二十九章 病原之争

第三十章 世卫评价

第三十一章 揭开真相

第三十二章 面对面

第三十三章 政治兴趣

第三十四章 世界赞誉

第三十五章 历史天平

第三十六章 纽带之功

第三十七章 幸会吴仪

第三十八章 总理专机

第三十九章 果子狸祭

第四十章 感动

第四十一章 全心全意

第四十二章 医德传承

第四十三章 激活中华医学会

第四十四章 相信中医

第四十五章 健康压力

第四十六章 风云国际

第四十七章 老药新用

第四十八章 医学之根

第四十九章 “我不相信”

第五十章 威望与使命

第五十一章 担当与坚守

第五十二章 尊重事实

第五十三章 净化空气

钟南山大事年表

钟南山著作选录

写在后面

荡涤心灵的阅读

一位古稀老人，伏在书案上，因患白内障，他的视力严重下降，几乎整个脸贴到桌面上。因为复视，他盖着一只眼睛，只用一只眼睛写作，让另一只眼睛得到休息。他完成了40万字的医学专著——这是一个医学世家孜孜以求的写照。

钟世藩，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他与妻子廖月琴，为厦门同乡，是一同留学美国的医学专家。廖月琴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文化大革命”期间，56岁的她，不堪红卫兵与大字报的羞辱而自杀。钟世藩、廖月琴——钟南山的父亲和母亲。

钟世藩少言寡语。廖月琴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

对于自己幼年的往事，钟世藩并没有对儿子钟南山讲述过太多。钟世藩于1901年出生在厦门，从小和他的叔叔一起长大。钟南山只是隐约记得他的父亲是个孤儿。因为父母英年早逝，所以钟世藩很早就跟着他的叔叔去厦门读书。中学毕业以后，因为成绩优异，钟世藩考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那是1924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共只招收了40名新生，是非常难以考中的。

钟世藩在1932年由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之后又取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46年到广州之后，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岭南大学医学院儿科教授。1949年，他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结束后，任广州中山医学院儿科教授兼主任。钟世藩曾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委员、《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儿科学会主任委员等职，是广东省政协第四届委员。

钟世藩虽已离世多年，但每当说起父亲，钟南山所透出的恭顺、敬畏之心，却仿佛父亲还在世间。父亲是他的骄傲。

钟南山之所以从心底里敬仰他的父亲，不仅因为父亲的名望，更因为父亲崇高的治学精神和医德。

从1924年到1932年，钟世藩所就读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采取的是淘汰制。一个班的40名学生，最后只剩下了成绩优异、出类拔萃的8名学生，其中就有钟世藩。

钟世藩是典型的象牙塔里的精英。他们那8位同学之中，有后来非常有名的皮肤病专家胡传揆，有在生化学界非常著名的刘士豪。钟世藩，无论医德和才学，都堪称那时我国儿科医学的权威。

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人，有非常严谨和实事求是的恒定素养。对钟南山一生影响最深的是，他的父亲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讲依据。

钟世藩早年所在的南京中央医院是国民党的嫡系医院，他曾随集体一起加人国民党。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时，他们一家随着医院从南京撤退到了贵州，在贵阳中央医院工作；9年以后，又随着整个医院从贵州迁移到了广州。

到了广州的钟世藩，受聘为广州私立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

1949年10月，他们全家其实面临着两条路。钟世藩是一个爱国的、有良知的名医，是一个诚实的人。他痛恨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所以毅然决然留在大陆，没有随国民党一起撤往台湾。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前夕，广州城已经可以听见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卫生司司长”王祖祥，频繁地匆匆出入钟世藩的家，动员钟世藩一家带着广州中央医院的13万美元财产去台湾。

钟世藩毅然决然地回答说：“是中国人就得待在这里，而不是离开。”

其实，当时钟世藩对于共产党一点儿都不了解，但是他决意不去台湾。早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钟世藩就完全可以到美国去工作，但他不想离开祖国。

广州解放后，钟世藩将广州中央医院留下的13万美元，全部交给了解放军的临时军管会。P8－9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立综合性科研机构一一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开始。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普通高等学校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两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P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1992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的、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4年6月3日，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路远，还需要有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接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我心灵的空椅上，来了一位非凡的人。当他的手臂挽起最贫、最弱的病患，我清晰地看见，伟大是出自如此的平凡。我于是从仰慕他的名，开始阅读他的精神。

我真切地感到，他属于人民、属于国家、属于公正的心。

科研、学术、政务、出诊、会议，手机、座机此起彼伏地呼叫，间或而至的各种造访，带着各种请求而来的敲门声……

每天清晨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背负沉重的工作。而把压力上升为动力，从来都是他的性格。工作效率，是他完成任务的砝码。

工作几乎是他全部的生活。除了睡眠和吃饭，一天中65％的时间，总是各种工作在那么急切不已地选择他。他总在盼着，能有自己选择的机会。比如，哪怕有一天，甚至半天时间，不被突兀的事项打扰，让他静下来，能够悉心从事医学研究。“如果是那样，我想，我是可以多出点成果的。”搞学术研究，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视的。如今78岁的他，语调中透出的信心与平和，实在是令人同情。

他日常的言行，即使平和得水波不兴，也令人肃然起敬。行动如风，沉静如山，他海一样宽阔的胸怀、大医的风范，都在寻常生活的点滴之中。他简朴地生活着，他的衣兜里永远有两样东西：一支笔，一叠名片。名片会随时给予任何一位求医的患者，

“这是我的电话，助手会把你的情况转告我”。

他的亲切是清澄的水，那风趣幽默的谈笑是水中的玉石。

真正走近他、了解和感知他，我才明白，我和他身边关爱着他的人们，心情是相同的。大家希望，像钟院士这样的专家，能多一些健康、多一些精力，为了那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危重疑难的病人需要解救，为了那么多复杂的医疗难题等待研究。在大家的心目中，他的健康是何等重要！仿佛一尊稀世的瓷器，将其束之高阁，敬畏地双手合十祝福他，心灵却不敢燃香。

媒体关注了我对他的写作：我与他怎样相处？采访了多久？

我做出如此的比喻：一个杯底和一个满杯的水，是两重境界，杯底的量怎能全知那满杯？而这，是时间的问题吗？与时间的关系又能是怎样？是否靠时间，就可以解决境界的落差？

我以我形同一杯底境界的微薄能量，来体现偏难盖全、但是真切的钟南山。真实地再现，是我的心愿，因为唯有真实，方见其风骨。

我总是安静地等待他接受采访，因为：他正奔波于异国他乡，又为国家赢得学术上的赞誉；他正呕心沥血于讲堂，又一季桃李将芬芳于天下；他正在出诊，正在答疑，正在讲真话……他的字典里，没有自己。

数十年风雨人生，误解、委屈、寂寥……不曾磨折他的精神之刃。他的心目中，只有真理的具体与实际，而从不稀罕徒有真理的虚名。不止一位朋友诚恳地提醒我：要谨记客观，因为他是讲真话的“大炮”，所以不无争议。有人骂他，甚至切齿痛恨。

即使如此，公正与良知的天平上，有雪亮的光芒。在追求精神价值的指标上，我为有幸被如此的精神境界所感召，而深为自豪！

有良知的人，相识于他，会不禁以他为楷模，反观自我：以往的生活中，我们那些个人的得失、恩怨，该价值几何？

相遇钟南山这样的人，不表述他，岂不是空怀人文志向？

当时代远去，成为风景，才更可明鉴他卓然的功绩。他不仅让这个时代认真阅读，更留给后人。

其实，何德何能非我撰写他而莫属？其间，曾有多位才人要为之倾力。这个世界上，实在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谁能以才恃人啊？

我曾诚恳地表明，写好钟院士是大家的心愿。如果他人的作品比我的更生动、更能感化社会，那岂不同样是我心愿？钟院士给了如此的答复：“叶依，我已经定了，不会改变。”

宗教里有一种情怀，是把慈悲给予最需要搭救的人。钟院士的为人，是把机会给予平凡但是懂得努力的人。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却有缘蒙恩于钟院士的褒奖。

与出版社合作，责任编辑的认真，令我敬佩。遗憾只能落下，随着出版成为印记。它像一块石头，沉沉坠于我心底，将伴随我的生命，无从让我释怀。

我应该写得更好一点儿，把真实的钟南山写得更多一些……

为了此书出版，我竭尽所能，付出心力。钟院士一直谦和地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配合，助我完成了此书。他的时间太珍贵。

他除了希望本书的内容真实、不夸大，至于赞扬甚至歌颂，对于他这样饱经世事、看淡名利的人，是没有多大兴趣的。更何况，不仅中国普通公民大多已熟知他，在国际上，医学界甚至其他领域，也不乏敬佩他的人。他的确是声名赫赫。

生动且富于表现力的他，对给予他的非凡甚至伟大之类的赞美，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感受。只有当面对真理、正义，面对危难，面对普通百姓的疾苦，他行为的点滴才透出光华，他的声音才铮铮如铁。

所以，本书写作之初，他便向我坦言：“其实，我不过就是一个看病的大夫。”

我手指那幅“大医济世”的素匾，赞他名副其实。他像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地问了我一个对他最重要、最实在的问题：“哦，你指的是我有责任心吧？”

在钟南山心目中，医生的责任重于泰山。

长达几个月时间的采访和写作中，钟院士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程东海先生，给予全力支持，并共同协作。我所在报社能给予我充裕的时间完成此书，实属不易。

是蜡烛，便注定要燃到最后一刻。钟院士的一切，已是如此注定。所以，我理解那么多的人，因为了解，全如我一般敬爱他、祝福他。

除了真实，任何对他赞誉的词汇都无须太刻意，因为他为国分忧、为民服务的自觉，已近于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