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所著的《青塔/曹文轩儿童文学获奖作品》是一部当代儿童文学小说集，其中收录了《青塔》、《山羊不吃天堂草》、《红葫芦》、《哑牛》、《手套》等多部文学作品。

其中代表性的《青塔》用七个小故事串联起了整个主题小说，表达了当代少年儿童们所需要学习的团结、友谊等品质，是一部青少年教育类读物。

根鸟觉得十分有趣，并被那号子声感染，虽然只是扛了根细木头，也不由自主地随着那号子声的节奏，一步一步地往江边走。

根鸟扛着木头，心中总是想着一匹马。他把马想象成无数的样子，并想象着自己骑马走过村庄、田野，跨越溪流与沟壑时的风采。这样想着，他才能坚持着将木头一根一根地扛到江边。他不想偷懒，既然挣人家的钱，就得卖力气。然而，他的肩头毕竟还嫩，即使扛一根细木，走两里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常常是在离江边还有一大段路时，他的两腿就开始发软，肩膀也疼得难以忍受。身体一晃荡，长长的木头就在肩头翘上坠下地难以把握，不是前头杵到地上，就是木梢挨着了地面。每逢这时，根鸟就用双手紧紧抱住木头，咬牙将它稳住。

根鸟的窘样，已被那个叫黄毛的汉子几次看到。黄毛朝根鸟冷冷一笑：“这个钱不是好挣的。”

根鸟低下头，赶紧走开去。他不想看到那人的一头稀拉的黄发、一双蝌蚪一样的眼睛和那张枯黄色的面孔上嘲笑的神情。

根鸟的工钱是按木头的根数来计算的。因此，即使是那些伐木人都坐下来休息了，他还坚持着将木头扛向江边。他只想早点挣足买马的钱，早点上路，早点赶上板金，早点寻找到大峡谷。有时，当他将木头扛到江边，看那木头跌入滚滚的江水被冲走时，他也会有片刻的发愣，仿佛忽然怀疑起自己的行为来：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又是为了什么？他想瘫坐在江边，空空地看那江水东去。但，他很快就会振作起来，朝江水望一眼，又转过身走向伐木场。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最初几天，根鸟总觉得自己是在挣扎着做那一份活的。夜晚躺在床上，他全无别的感觉，有的只是腰腿酸痛和肩膀在磨破之后所产生的针刺一般的锐痛。但他忍受住了。再后来，他也就慢慢地适应了。

虽然劳累，但已没有了开始时的痛苦。他的钱袋已渐渐地丰满起来。夜晚，它在他的枕边陪伴着他，使他觉得白天的劳累算不了什么。他计算着耽误了的日子，计算着人的双腿所走的速度和马所跑动的速度，觉得自己挣钱买马的举动完全是聪明的。他还在心里为自己的聪明得意了一番。

他只是嫌挣钱挣得太慢。过了一些日子，他居然跟大叔说：“我也想抬松木。”

“你恐怕不行，这得有一把好力气。”

“让我试试吧。”

根鸟的个头在同龄人中算是高的，身体也还算是结实。

与众人一起抬那巨木，虽然很勉强，但硬是顶下来了。加上大叔暗中帮他，尽量少往他肩上着力，他居然一天一天地拿了抬松木的钱。

那黄毛不免有点嫉妒：“屁大一个孩子，也居然与我挣一样多的钱！”  在粗野而快乐的号子声中，在扁担的重压之下，长时间被野外寒风侵蚀的根鸟，皮肤粗糙起来，眼中居然有了成年男人的神情。他不再像开始时听那号子而感到害羞了。他混在那些身上散发着汗酸味的人群里，也声嘶力竭、全身心投人地喊着那些号子。有时，汉子们会笑他。他的脸就会一阵发热，但沉默不了多一会儿，他就又会把害羞一点点地淡化了，而与那些人迈着统一的脚步，把那号子大声地在森林里、在通往江边的路上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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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品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品？有时，我会追问。

我知道，我的作品就是我的作品，是一种与时下流行的或不流行的作品都不太一样的作品。我从写作的那一天开始，就基本上维持着这样一种写作，不是没有变化，但无论怎样变，也还是我的作品，始终没有因变化而变得判若两者。一晃过去了那么多年，长长短短的写了那么多篇(部)，将它们聚拢在一起时，怎么看，都是一家子，一个家族，一个血统，没有一篇(部)会让人起疑心：它是这个家族的吗？个别作品也许看上去有点儿不太像，但若文学上也有基因认定，得出的结论一定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是这个家族的。

事实上，我在写作上一直在寻求突破，但这种突破是在坚持一种基本美学原则的前提下的突破，是在同一体制内的突破，而不是颠覆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一切都可以改变，唯独血统是不可改变的。我始终在维持这个家族的尊严，因为我从来也没有轻视更未蔑视过这个血统，我需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一个个都是好样的。

我是一个逆行者，我的作品也是逆行者。在随风飘逝和逆风飞扬这两种风采之间，我更喜欢后者。小时候撑船，就喜欢逆流而上，弯下身子，将竹篙绷得像张弓，听浪头撞击船头噗噜噗噜地响，很兴奋。遇大风天气，一样喜欢顶风前行。身体前倾，衣服鼓胀，或像旗帜一样哗啦哗啦地响，风扑打在脸上，麻酥酥的，也很兴奋。岁月如流如风，还是童年时代落下的脾气，喜欢迎着人流而不喜欢被人流裹挟。这些年，我在写作上没有东张西望，没有随大流，选择的常常是站住或是逆行，我并不认为只有前方才有好风景。我取这样的姿态，源于我对文学基本面的认同。文学确实在变，但怎么变，它还是文学，总不可以变得不是文学。基本面是恒定的，不会改变的，改变的仅仅是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寻觅，但基本面是不用寻觅的，它就在那儿，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在那儿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我不能离开它，哪怕是片刻。它是我必须坚守的山头、阵地、城堡。我在它之上，看到了滚滚风尘，在孤独中也有一番骄傲：人们终将回来，因为前面什么也没有。

我自然也有前方，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前方。

我愿意我的作品永远具有诗性。我的小说标准很简单：它不是诗，但应当具有诗性。与诗性相关的词有“意境”“气韵”“情调”“雅兴”等。我喜欢在小说中有这样一些东西。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贯注。我只有在这样的感觉中才可以写作。小说的思维，归根结底是诗的思维。既然具有诗性，那么小说就不再是对生活的简单模拟。因为生活常常是灰色的，缺乏诗性的。小说是为了人们可以超越生活，在博大的人文关怀中，使阅读者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小说不可以用它的全部去模仿生活，应当用相当大的一部分来引导生活，让生活来模仿它，而这部分小说理所当然要具有诗性。诗性是一种高度，一种境界，人类一旦完全失去了诗性，就等于回到了蛮荒，好在文学一直在向人类提供这种诗性。

诗性意味着向善、向美。

我不想用小说去展示来自生活的恶和丑，更不会用小说去强化恶和丑。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性也是一种对抗，对生活的对抗。我以为，小说的真正深刻，并不是来自对生活实相的摹写，而是来自对生活的对抗。这种对抗，可以是剑拔弩张的，也可以是另一种策略：用神圣、典雅、高尚、悲悯、宽容等加以净化、改造和呼唤。我让我的作品在更多的时候选择了后者，因为我更相信后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