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明编著的《西方人亲历和讲述的甲午战争》所涉及的英美战地记者中,伦敦《泰晤士报》的托马斯.科文、伦敦《黑与白》周刊兼《旗帜报》的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纽约《世界报》的詹姆斯。克里尔曼、纽约《莱斯利图画周刊》兼《纽约先驱报》的A.B.德·盖维尔等4人,是日军的随军记者,跟随日军第二军深入战场进行了报道。而纽约《哈勃周刊》的朱利安.拉尔夫、香港《孖剌西报》和中央通讯社的阿尔弗雷德-坎宁安,则主要在中国的后方对战争进行报道。另外,英国水手詹姆斯·艾伦则是一个意外卷入战争的亲历者,见证了大东沟海战、旅顺战役及旅顺陷落后的大屠杀。为了体现原作者的本意,本书所译各章中每节的标题,均取自原书章节或报道文章的标题。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英美记者当时所了解和记录的一些事件,尤其是关于清军行动的部分,有些地方与中文史料记载有出入,甚至存在失实之处,例如说丁汝昌“投降”等,这是需要我们予以甄别的。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媒体对这场发生于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给予了极大关注,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些重要报刊,为了及时地对战争进行报道,派出了一些战地记者前往日本和中国,大多数作为日军的随军记者报道战事。这些特派记者利用当时先进的电报技术,争抢独家新闻,及时将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汇报给各自服务的报刊,并随后撰写了长篇通讯详述事件经过。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中有许多人又撰写了其记者生涯的回忆录。他们的通讯报道及其回忆录成为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珍贵海外史料。刘文明编著的《西方人亲历和讲述的甲午战争》挑选、整理和翻译了当时英美报刊派出的6位战地记者对战争的报道及其战争回忆录,以及1位亲历战争的英国水手的回忆录,希望通过这些“他者”视角的史料,有助于从不同维度理解中日甲午战争,由此推动对其作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过了一会儿,小船靠近我们。从上面跳下一个小个子上尉,从身材判断,他应该是个日本人。他用英文问我们话,他的英文比一般日本人的英文要好懂一些。
“你们是美国人?”他指着桅杆上的星条旗问,“你们的船叫什么名字?”
我们回答了他的问题,他告诉我们他们那条是军舰。在谈话的时候,我们都显得心不在焉,事后恐怕没人记得当时都说了些什么。那名上尉继续问我们做的是什么生意,他的英语非常标准。我们事先已经商量好,如果遇到麻烦,我们就说船上载的是食盐、大米和布料。我们已经预先将这些东西运上船,它们大约占全船货物时四分之一。剩余四分之三是军火,为了节约空间,这些东西被装在大木桶里。除此之外,运货单也是我们事先伪造好的。当上尉要求看运货单时,查布显得异常镇定。日本人仔细地查看着货单,但还是不放心,要求检查我们的货舱。我们当然无法拒绝。他走到船边,又叫过两三个日本水兵做帮手。
“别担心。”查布说,“我们还没露馅呢。即便他们真发现了军火,我们也有办法。”
“要是真发现了,我们该怎么办?”韦伯斯特和我问。
“把他们从船上扔下去,然后咱们开船就跑。”查布说。我知道,他是认真的。
“什么!从军舰鼻子底下溜走?”韦伯斯特说。
当时已经没有时间多想了。日本军官和他的帮手重新回到我们身边,让我们领他到舱里去。我们答应了,并向他们介绍了我们的“商船”。船舱里横七竖八地放着许多木桶,它们下面盖着的便是违禁物资。在他们搜查的时候,我们是多紧张啊!日本人查了一阵,但并没有搜出什么。他们只是打开桶盖,没有仔细查看桶底有什么,也没有把桶抬起来,看它们下面是什么。我们的精神逐渐放松下来,但一个偶发事件使我们的努力前功尽弃。一个木桶的铁箍安得不是十分牢靠,突然崩开,左轮手枪子弹和用来掩饰它的盐撒了一地。日本上尉用眼睛斜视着我们,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好啊,”他捡起一包子弹,“非常好,这个很好吃吧。”
我们顿时觉得五雷轰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当然,日本人重新检查了货物,我们夹带的军火很快就被发现了。“我要扣留这艘船,先生们。”日本军官礼貌地对韦伯斯特和我说:“你们的船长在哪里?”
我环视四周,但没有找到查布。我说:“我想他一定是到甲板上去了。”
日本上尉和他的手下急忙跑出船舱,韦伯斯特和我跟在他们的后面。查布正在和一群水手商量着什么。探照灯仍然在发出夺目的光芒。我惊恐地发现,那艘军舰就在离我们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日本军官急忙走到船舷,高声呼喊小船上的同伴。这时,我听查布说了一句:“就趁现在!”刚才和他窃窃私语的船员就冲向日本人,抓住他们,然后把他们向小船的方向扔过去。当时,小船离我们很近,所以我们的水手在紧急关头也能找对方向。与此同时,查布在船桥上下达“全速前进”的命令,我们开足马力,拼命向前跑,就好像是刚从猎狗嘴里死里逃生的野兔。此时此刻,船上鸦雀无声,只有船底的海水在哗哗地响着。日本军舰向我们开火了。大炮的轰鸣一声接一声,我们屏住呼吸,炮弹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前几发炮弹都没有击中,但我们的船也没能全身而退。一发炮弹落在右舷的海面上,随后炮弹跳起,打到了一名水手,炸毁了船的栏杆。之后另一枚炮弹击中甲板。事后,查布称这是一次“难以置信的爆炸”,它炸毁了挡在它前面的一切东西,又有一名水手因此丧命。他的身体被炸成两段,上半身落到海里,下半身还留在甲板上。
“查布真是疯了!”韦伯斯特咆哮着,“我们可不想死在这儿。”他边说边冲向船桥,准备停船。
查布立即上去阻止他,于是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最后双双跌落船桥。即便如此,两人都没有停手,仍在厮打。
日本军舰不得不停止追击,回去接小船上的人,这耽误了些时间,我们才有了喘息之机。虽然探照灯能照到我们,但这对射击没有多大帮助。此时,锅炉已经到达了临界点,再加热就会有爆炸的危险。军舰在后面紧追不舍,炮火照明了天际,与其说它是一条由人操控的船,还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只传说中的海怪。它向我们发射炮弹,其中一枚在甲板上方爆炸,弹片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我们总共被击中了九次或十次,但没有一枚炮弹击穿船体。查布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们快速逃跑,最后好不容易逃出了对方的射程。在与炮弹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感恩之心。之后,我们就安全了。我们的船速比对方的船速快五节,现在就怕在逃跑的时候再遇到其他军舰。但幸运的是,我们再也没有遇到军舰。在日出之前,我们的航速将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
受损的船身很快被修好,但这次行动造成5名船员死亡,10名船员受伤。我责问查布这些牺牲有何意义,而他只是笑着走开了。
“他们选择的就是一条冒险之路。”他说,“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点,不然他们凭什么拿那么高的酬劳。我们保住了船和货物。这既是船东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事。”P10-12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媒体对这场发生于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给予了极大关注,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些重要报刊,为了及时地对战争进行报道,派出了一些战地记者前往日本和中国,大多数作为日军的随军记者报道战事。这些特派记者利用当时先进的电报技术,争抢独家新闻,及时将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汇报给各自服务的报刊,且随后撰写了长篇通讯详述事件经过。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中有许多人又撰写了其记者生涯的回忆录。他们的通讯报道及其回忆录成为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珍贵海外史料。本书作为“中日甲午战争的英美报刊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挑选、整理和翻译了当时英美报刊派出的6位战地记者对战争的报道及其战争回忆录,以及1位亲历战争的英国水手的回忆录,希望通过这些“他者’,视角的史料,有助于从不同维度理解中日甲午战争,由此推动对其作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本书所涉及的英美战地记者中,伦敦《泰晤士报》的托马斯.科文、伦敦《黑与白》周刊兼《旗帜报》的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纽约《世界报》的詹姆斯。克里尔曼、纽约《莱斯利图画周刊》兼《纽约先驱报》的A.B.德·盖维尔等4人,是日军的随军记者,跟随日军第二军深入战场进行了报道。而纽约《哈勃周刊》的朱利安.拉尔夫、香港《孖剌西报》和中央通讯社的阿尔弗雷德-坎宁安,则主要在中国的后方对战争进行报道。另外,英国水手詹姆斯·艾伦则是一个意外卷入战争的亲历者,见证了大东沟海战、旅顺战役及旅顺陷落后的大屠杀。为了体现原作者的本意,本书所译各章中每节的标题,均取自原书章节或报道文章的标题。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英美记者当时所了解和记录的一些事件,尤其是关于清军行动的部分,有些地方与中文史料记载有出入,甚至存在失实之处,例如说丁汝昌“投降”等,这是需要我们予以甄别的。
一、英美报刊对甲午战争报道的倾向性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由于日本打着“解放”朝鲜和传播西方“文明”的旗号,使得英美报刊在报道中普遍倾向于支持日本,从而使清朝处于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
艾伦的著作成为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珍贵史料。然而,也有人把这本小册子当作传奇小说来看待,使其史料性大打折扣。究竟这一作品是艾伦所讲的故事还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其实他在书中作了很好的回答。他说:“这就是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这个龙旗飘飘的国度看上去很辉煌,但实际上却衰弱不堪。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将这些事写下来。除了之前记录下的中式帆船的结构和船上装备之外,其余都是凭记忆写的,但我相信自己对一些重要事件的记忆不会出现差错。”
中日甲午战争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传统课题,中国近代史学者对此已有深入研究并有大量论著问世,有关史料整理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主要从事世界史研究和教学,在阅读19世纪晚期的英美报刊时,发现英美报刊对中日甲午战争有大量报道,这些报道和舆论理应成为甲午战争研究中重要的外围性问题,而以往甲午战争的研究者却很少对此予以关注。因此我从世界史的角度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日甲午战争的英美报刊舆论研究”,并获得了立项。本书是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主要对当时英美战地记者的相关报道和回忆录进行了整理和选译,希望以此为后期研究奠定一个较好的基础。
本书的参编和翻译人员如下:
邢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汪辉: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磊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凌寒:南京工业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学生
彭鹏: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仙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亚楠: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胡亚美: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书在构思、材料搜集和翻译过程中,得到诸多友人的帮助,他们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岳秀坤、陈志坚,中国人民大学的华林甫,德国雅各布大学的多米尼克·塞森麦尔及其学生助理吴依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刘文明
2014年4月15日于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