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实质是：把一切纳入规范、模式和套语中。大丈夫们津津乐道。有了个叔本华，“悲观主义”便成了套语。有了个尼采，他的“反基督徒”便挂在了成千上万的马嘴上。感谢上帝，幸亏现在没人读福音书，否则它也在劫难逃了。
上了这艘贼船你就别想跳下去。
——您想一鸣惊人吗？
——想啊。
——别着急。我给您提供一个模式。
——可我要的是心。我要的是灵魂。
一对不起。除了套路，什么也没有。
——那就算了……不，我还是走开的好。还是过我的穷日子吧。
写在马卡列夫斯基的名片上
为什么人身上有这么多的铁？这是首屈一指的金属。
——为什么人不是用金子做成？
“金子是给天使的”。
但金钱能切割铁。这对金钱来说是一种痛苦。但随之而来的又是怎样的快乐啊。
跟一个牧师谈话之后
要用指甲捍卫自己的爱，要用牙齿捍卫自己的爱。捍卫它不受理性的侵犯，捍卫它不受权力的侵犯。
只要你对爱坚贞不渝，上帝就会赐福予你。
因为爱是生命之根本。而上帝就是生命。
去沃尔科沃的路上
所有的女子学校，成功则培养修女，不成功则培养妓女。
“贤妻良母”——那是痴心妄想。
还是爱没有欺骗我。欺骗我的是信仰、文明、文学，总之是人。但爱我的那两个人，我却从没有看错。并不是说她们的爱使我心安理得，全然不是；但要求看到理想和真实的东西，则是一个人心里永恒的渴望。正是在这两个人身上，我发现了没有残缺的真实。她们灿烂的脸上没有一丝道德的“皱纹”。
假如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的生活就会是完美的，我就会是一个无比幸福的人，用不着宪法，用不着文学，用不着漂亮面孔。
目睹人间之美好，并知道它对你依依难舍，这是神才有的福分。我一生中曾经两次——最后一次持续了整整二十年——拥有这“神一般的生活”。
有可能，我们的人民并不好，但他们是我们的人民。这是决定一切的。
离开“自己的”能往何处去？“自己的”之外是“别人的”。就是这个词决定了一切。不妨试一试在“别人的国度”生活，不妨试一试跟“外族人”一起生活。“宁要自家的一片面包，不要别人的一块蛋糕。”
死，我无论如何不能承受。
如此度过一生，似乎死并不存在，不奇怪吗？这是最司空见惯和最平淡无奇的事。然而我却这样对待它，仿佛谁也不应该，什么也不应该死去。仿佛死并不存在。
最司空见惯和最平淡无奇的事，但我总是说：“我没有见过。”
我当然见过死，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注意过那些正在死去的人。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不爱他们呢？
这就是我作为坏人的一面，恶劣和可怕的一面。此时此刻，我是那么恨自己，那么讨厌自己。
说实话，我从未直接跟教堂融为一体（无论童年，少年，成年）……我始终是其中的一名观众，一位站立者——想要祷告并未祷告实际已在祷告的人，一个评价者； （成年时期）我对教堂颇多好感……但这并不是，比如，“朋友”身上，她母亲身上的东西：“我在祷告”，“这是我的”，“这里是我们大家的”，“这是我们的”。于是，我在这里成了一个“外国人”——一个“心向往之的无政府主义者”，比如在政治方面；遗憾的是，在其他方面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可怕的沙漠折磨着我：我永远不是“自己的”，人世间没有一个地方让我感到是“我的”，“上帝赐给我的”，“与生俱来的”。
我的整个生命乃是寻觅：“何处是我的？”只有在“朋友”身上我才发现了“我的”。相见与结合，这是“命运的安排”，“上天的旨意”。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东西，一种充满活力的理想的东西，而不是“由于充满活力（因为喜欢）而被理想化的东西”。这种结合是命中注定的。这是上帝的指引。
写作关于救火大会一文时
我并不仇视道德性，只是“不挂在嘴上”。或者说，当我把它作为题目（根据别人的要求），它总是滑脱。“行为准则”跟我的灵魂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我对此也无可奈何。再者，我始终讨厌“有行为准则”的人：他们矫揉造作，杲头呆脑，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他递给你一张纸条，读完你会对他了如指掌。”然而请看：当你遇见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跟你一样，从不把道德性挂在嘴上，他生来如此，是上帝、父母和永恒造就了他，他不阳奉阴违，他不别有用心，他不对别人怀有恶意——当你遇见这样一个人，难道你没有“一见如故”之感？难道你还用得着处心积虑地算计别人，伪装自己？难道你还用得着搬出“纯粹理性批判”？不，你会悄悄地躲到一边，以免他看见你，你会注视他，把他当作人世间最崇高的人。
一个美的人，即“善良的人”，“美好的人”，是人世间最宝贵的财富。世界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能看见他。
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论断呢？请看例子。天黑了。人人都像筋疲力尽的狗一样干家务活儿。我在门口揩拭书上的灰尘，而娜嘉（一位消瘦、苍白的侍女，有丈夫和孩子）在擦窗户。我的瓦利娅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到窗前，用那只还听使唤的右手搂住娜嘉的脖子，伸过头去像吻自己的孩子一样吻了她。娜嘉吓了一跳：“你怎么了，夫人？”她哭着答道：“这是上帝派你来的。你身体很虚弱，家庭又不幸（丈夫生病，躺在乡下没工作，孩子得了疝气），可你一直不怕辛苦，不抛弃我们。”说完就走开了。娜嘉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有分工的不同，却没有先生和下人，主人和奴隶的区别，人人都应各司其职，创造和谐，因为我们需要它。箱子、钉子和东西：没有箱子东西会丢失，没有钉子箱子会散架；不过钉子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切都是为了“东西”；而从另一方面讲，“箱子容纳一切”，且“大于一切”。普希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不把自己置于米罗诺夫上尉（白山要塞）之上，这样一来，上尉在普希金身边感到很愉快，而普希金跟上尉在一起同样很愉快。
可现在，当世风日下的时候，人们反倒糊涂起来。
性中有力量，性即力量。犹太人同这力量结合，而基督徒同这力量分离。这便是犹太人能战胜基督徒的原因。
这里的斗争在于根本，而不在于表面——而且如此深刻，以至你头晕目眩。
P84-87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罗扎诺夫，俄国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和教育家。1856年生于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小城，少失怙恃，靠长兄抚养成人。从小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更多地了解这位他心目中最伟大的作家，十八岁时娶陀氏情妇阿·苏斯洛娃为妻。这是一次失败和不幸的婚姻。1878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文史系，四年后毕业，先后执教于几所边远市镇的中学，讲授史地。这期间，结识瓦·布加吉娜，并与之同居，生下五个孩子。由于苏斯洛娃始终拒绝离婚，根据东正教教规，罗扎诺夫与布加吉娜的结合只能视为“非法”，所生子女亦为“私生子”。这种形式上的双重婚姻生活对罗扎诺夫一生的思想和创作影响极大。罗扎诺夫在外省生活长达十余年，他的处女作和成名作都是在那儿写成的。发表于1891年的长篇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宗教大法官的神话》轰动了当时的文坛，该文为将陀氏阐释为宗教思想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开辟了道路。1893年携家人迁居彼得堡，并相继发表《教育的黄昏》和《名言与观察》，对现行教育体制予以猛烈抨击。此外，《俄罗斯家庭问题》、《模糊和迷乱的世界》和《一张黑脸》等，也都是名噪一时的作品。20世纪头十年的后期，由于受到世俗和教会两个方面的排斥，罗扎诺夫开始脱离彼得堡文化圈，过起离群索居的生活，并在孤独和自省中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隐居》（1912）、《落叶》（第一筐，1913）和《落叶》（第二筐，1915）三部曲。同时，对困扰他一生的犹太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出版了《毗邻所多马（以色列之源）》、《耶和华的天使在犹太人中间》和《欧洲与犹太人》。1917年秋，罗扎诺夫举家迁入莫斯科近郊的谢尔吉隐修院，次年发表最后一部作品《当代启示录》。1919年2月5日，这位俄国历史上最容易引起争议，也最让人困惑不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在寂寞和潦倒中悄然辞世，时年六十三岁。
《隐居》、《落叶》（Ⅰ，Ⅱ）三部曲和《当代启示录》是罗扎诺夫的代表作，就体裁而言，它们的写作原则超出了我们所称的文学。这里，有瞬间的感受、意外的彻悟，也有生活的自述、心灵的记录；有旅行和外出时“在火车上”写的、“在马车上”写的，也有在家读书看报或“鉴定古币”时写的；有因一时找不到纸而“写在信封上”或“写在名片上”的，甚至还有洗澡时“写在鞋底上”的。像日记，不完全是日记；似随笔，有别于随笔；没有固定的章法，彼此间缺乏联贯，形不成完整的体系，却真实而自然地反映了思想的原始过程和状态。
很难将三部曲归入哪一种体裁。英国学者兰珀特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机智的独特的文体”，施克洛夫斯基则形象地称之为“无情节小说”。罗扎诺夫本人认为：“文学的本质并不在于虚构，而在于内心对倾诉的需求。”他还说：他没有形式，如一团乱麻，如母体中的胎儿。要保持直接来自灵魂，未经加工，没有目的，没有意图的“呐喊，叹息，飘忽的思绪，飘忽的情感”的本来面貌，就势必突破现有的文学规范。而罗扎诺夫创造的这种不像文学的文学，没有形式的形式，或者说是全新的文学，全新的形式，无疑恰好适应了“倾诉”的需要。
三部曲是非同寻常之作，它们具有鲜明的“手书性”。作者宣称：“我始终一个人写作，实际是为自己写作。‘灵魂的手书性，就是这样赋予了我的《隐居》一种全新的，自印刷术发明以来还不曾有过的笔调。”罗扎诺夫之所以强调“手书性”，是因为他发现书刊带有诱导性的修辞倾向，带有人为痕迹，与读者有距离感，从而失去了心与心直接交谈所具有的诚挚和率真。因此，他要还文学以手书笔调，向“大众文化”气息、向缺乏个性的文学发出强烈抗议。
罗扎诺夫是一个狂人、怪人，也是一个无比真诚的人，是一个思想丰富、风貌独特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民族观点，尤其是对犹太问题的看法中。这里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展开评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著《危机与复兴——白银时代俄国文学论稿》中有关罗扎诺夫的部分，以便对罗扎诺夫的思想与个性获得进一步了解。
罗扎诺夫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西方，均享有崇高声誉。高尔基说他“极有才华，胆识过人，思维敏捷……是俄罗斯当代最有意思的人”；吉皮乌斯说他“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种现象”；茨维塔耶娃称他“是个天才”；普里什文认为：“对我来说（我想对别人也一样），在我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当属罗扎诺夫”；劳伦斯指出：罗扎诺夫的作品具有惊人的当代性，至今读来依然清新，依然充满活力；兰珀特则说：“他几乎就是俄国的劳伦斯，但要加上一点戏谑感，减去一点社会热情。”
最后要说明的是，这里介绍给读者的是一个选本，平均约占原版总篇幅的三分之一。这也是罗扎诺夫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欢迎读者对译文中可能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批评指正。
郑体武
1997年3月20日
《隐居及其他：罗扎诺夫随想录》收录罗扎诺夫一生最优秀的代表作：《隐居》、《落叶》（第一筐）、《落叶》（第二筐）三部曲。就体裁而言，《落叶》等已超出一般文学范畴，似日记而有别于日记，似随笔又有别于随笔，无固定章法，彼此间缺乏联系，形成一个个孤立、不完整的体系，但却真实、生动地反映出思想的原初过程与状态。
英国学者兰珀特认为，罗扎诺夫的散文是一种“非常机智的独特的文体”；施克洛夫斯基称之为“无情节小说”；罗扎诺夫宣称：“我始终一个人写作，实际是为自己写作。”
《隐居及其他：罗扎诺夫随想录》收录罗扎诺夫一生最优秀的代表作：《隐居》、《落叶》（第一筐）、《落叶》（第二筐）三部曲。此时罗氏在彼得堡虽名噪一时，然其锋芒所向，深深刺痛了教会、世俗两方面势力，罗扎诺夫遂避开彼得堡文化圈，过起离群索居的隐士生活，同时对于困扰他一生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就体裁而言，《落叶》等已超出一般文学范畴，似日记而有别于日记，似随笔又有别于随笔，无固定章法，彼此间缺乏联系，形成一个个孤立、不完整的体系，但却真实、生动地反映出思想的原初过程与状态。
兰珀特评论说：“他几乎就是俄罗斯的劳伦斯，但要加上一点戏谑感，减去一点社会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