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所著的《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从“天朝”的最后崩溃发端，介绍了从甲午年中日战争至辛亥年革命爆发、清朝灭亡的历史，详细描述了此期间的国际形势、国际关系，以及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动荡、嬗变和清政府的种种作为，从而梳理出了清王朝覆灭的内在逻辑。全书结构合理，史料丰富，逻辑严谨，观点清晰，行文流畅。

雷颐所著的《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由甲午战争发端，分析了清廷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由此展开，浓墨重彩描绘了自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晚清最后十多年的历史画卷，围绕这一时段的事、人、社会的方方面面展开解读，最终梳理出了清王朝覆灭的内在逻辑。

一、“天朝”的最后崩溃

二、甲午战争与现代国家建构

三、一本书与甲午战争的失败

四、一座花园与甲午战争

五、白白浪费的巨额“学费”

六、结盟与破裂：政治风波中的洋务派与维新派

七、李鸿章的“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

八、在“祖宗之法”背后

九、“废缠足”与“思想出丑”

十、霍布斯、洛克的中国回响

十一、西学东渐　传统创新：中国红十字会的创立

十二、“小事勇”“大事怯”的张之洞

十三、东山再起李鸿章

十四、义和团的悲剧

十五、风口浪尖李鸿章

十六、风波险恶张之洞

十七、臣下都是替罪羊

十八、历史之结解不易

十九、《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与张之洞心态

二十、日俄战争与中国政治版图重刷

二一、新政与“公共空间”的扩展

二二、“改官制”划出清晰利益圈

二三、政坛更浊的地方改官制

二四、清廷“制造”革命党

二五、“严拿惩办”梁启超

二六、不及格的“宪法大纲”与“立宪权”

二七、立宪平台咨议局

二八、“诚感人心心乃归”：张之洞的最后时刻

二九、“官邪”与“民气”

三十、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三一、梁启超、宋教仁与社会主义对接口

三二、“圣旨”去“圣”

三三、商人与政治：清末商人政治态度的变化

三四、清王朝的最后时刻

一座花园与甲午战争

慈禧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自己修建颐和园并兴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晚清政局腐朽透顶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在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几濒破产、统治岌岌可危可说已到朝不保夕的险境之中，她竟能动用巨额军费为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而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园林，且无人敢于劝阻，则不能不说大清王朝的“气数”将尽了。

一、为何独独“看中”海军

不过，以慈禧的权柄独操、连皇帝都可玩弄于股掌上的“独尊”地位，从来是“朕即国家”、视举国为其私产，完全可以从各方各面拨钱为自己建园修海，为何独独“看中”创建伊始的海军、偏偏要动用海军军费？个中缘由，颇耐人寻味。

慈禧性喜享乐，曾几次想重修刚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终因花费实在太巨且在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及李鸿章等一批王公大臣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下不了了之。此后，“修个花园”始终是她的一个“情结”。到了1877年冬，在慈禧的几次打压下奕。已经失势，奕譞却日渐得宠。或许是为了弥补当年曾经反对重修圆明园之“过”，使自己在慈禧面前更得宠幸，奕譞就想以在昆明湖边设机器局的名义为慈禧重建与圆明园一同被焚、原建于乾隆年间的清漪园，但也为人所阻，未得实现。不过，奕譞此后却一直惦记着为太后“修园”邀宠。耿耿此心，将近十年。

1886年，慈禧借口即将结束垂帘听政，想建个花园以“颐养天年”，而这时早已主持军国大计、受命总理新成立不久的海军衙门事务的奕譞奉慈禧之命巡阅北洋海防时，赶忙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原来当年乾隆皇帝以为母亲祝寿、兴修水利和操练水师之名，将京城西北的瓮山泊扩改为“昆明湖”，健锐营、外火器营曾在昆明湖进行水上操练。在昆明湖练水师当然是“形式”大于“内容”，颇有些皇家观赏、娱乐性质，所以此制后来便被废除。但据此，奕譞却在奏折中提出：“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经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他知道，要找出这样的“历史依据”更有合法性。

就在上奏当日，奕譞即奉接“依议”的慈禧懿旨。这样，一年前刚刚成立的海军衙门就负责起恢复在昆明湖“水操”“练兵”的旧制。名为“水操”，实为给太后修园。在昆明湖“水操”，皇上和皇太后自然要“幸临”，各种设施自然不能简陋，所以奕譞在另一份奏折中“顺理成章”地写道：“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圯，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因此“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修园就在恢复水操旧制和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这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正式开始，经费自然从海军出。人人明白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翁同龢在日记中讽刺道：“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渤海”指北洋水师的主要防区；“滦阳”是承德的别称，指实际是以海防为代价修建类似避暑山庄一样的行宫别馆。但权倾一时的翁氏也只能在日记中发泄自己的不满而不敢公开表示，遑论他人！

1887年1月末，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开学典礼竟“不避嫌”，与专门为慈禧太后过生日受贺而建的金碧辉煌、气势宏大排云殿上梁典礼同日举行；3月中旬，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不久水师学堂的内、外学堂先后竣工，还安装有电灯、锅炉房等“现代化”设备。给“老佛爷”造园当然是头等大事，有关官员自不敢有丝毫怠慢。1889年，朝廷命令李鸿章将部分北洋水师官兵和水师学堂新毕业的学员共计3000多人调来昆明湖，将“湖水浅”的昆明湖当成“汪洋大海”，用小火轮作“战舰”在湖面驶来驶去，水兵们做各种表演，与岸上的陆军同向坐在南湖岛岚翠间的“阅兵台”上的慈禧摇旗呐喊，欢呼致敬。这次“阅兵”既显示了慈禧对海军的关心和作为全国军队最高统帅的绝对权威、使其虚荣心又一次得到满足，同时又带有相当大的娱乐性、使性喜游乐的她兴奋不已，更企图以此向世人表明“修园”并非为己享乐、真的是为了大清海军的建设！可谓一箭数雕。

从1886年到1894年，颐和园一直修园未停，究竟动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准确数字已难考订，因为统治者其实也“做贼心虚”，唯恐为世为人所知，所以早就由海军衙门奏请，将其各项杂支用款不用造册报户部核销。准确数据，将成为永远的秘密。根据相关史料研究推算，多数研究者认为花费在两、三千万两白银之多。

P25－27

总体性失败（代序）

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傅勒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版）中说，当一个历史事件失去当下一切参照意义、不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后，“它也就从社会论战领域转移到学者讨论的领域去了”。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历史事件仍有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学者的讨论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会论战领域”，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

至少，直到20世纪40年代，法国大革命160余年后，法国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公民必须挑选历史，填写出生年月，选择旧制度或大革命。”现在，法国大革命才在法国政治中消失了，因为“今天，无论右翼还是左派，双方的说辞都为自由和平等弹冠相庆，而围绕1789年价值展开的辩论不再包含真正政治利害关系，也不再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

1994年，甲午战争爆发100周年，学界与公众对此并无特别反应，一片沉寂。2004年，甲午战争爆发110周年，学界与公众对此仍无特别反应，仍是一片沉寂。2014年，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突然火爆，各种纪念会、研讨会、讲座、出版物、电视、视频、新媒体……争先恐后、铺天盖地都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成为2014年最为抢眼的热点之一。

“甲午战争”2014年的火爆，无疑与当下中日关系的紧张有直接关系。现实的中日关系，激活了这一段已近沉睡的史实，使之重新具有强烈的当下参照意义、又成为一面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再次“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从学者的书斋转移到社会领域，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其实，甲午战争应当反思的，不仅仅是战争本身、中日关系，而应是中国近代面临的一些更深层问题。

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此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国虽然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但清王朝对中国面临现代性转型懵然无知、应对失据、步步被动，各种问题、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的总爆发。因此，反思这段历史，还真不能不从头梳理。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之所以昧于世界大势，因为举国上下仍然沉浸在千百年来的“华夏中心论”“华夏文化优越论”、中国是“天朝上国”的迷思中，认为只有中国典章制度、声名文物才是“普世的”，因此只有华夏是文明的；而其他文明、文化都是“特殊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边缘”，因此是野蛮的。总之，这种“中心”与“边缘”之分、“普世”与“特殊”在历史中演变成文野之分，具体说就是“夷夏之辨”，要“严夷夏之防”，如果要变，也只能是以夏变夷而不能以夷变夏。

因此，鸦片战争使林则徐认识到英夷船坚炮利的厉害，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之策却遭到“溃夷夏之防”的严厉指责；旨在启发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也遭冷遇。直到20年后，曾、左、李在推行洋务时，“师长”之说才重受重视。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几临灭顶之灾的清王朝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也被指为“渍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

在这些争论中“顽固派”很少从技术层面论证、反对新事物，而是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高度”来否定新器物的合法性。这种对外来新事物首先要质问其性质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意识形态化”的深厚传统和话语体系，使主张架电线、修铁路者长期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

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近代从西方传来的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开始不仅被鄙视为“夷务”，而且与侵略联系起来，主张学习者被攻击为“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

……

当坚决反对革命的梁启超自上而下立宪的主张被否决、老臣张之洞自上而下立宪的主张被否决、连皇叔载洵、载涛自上而下立宪的主张都被否决时，一直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孙中山，就不能不从历史舞台的边缘跃居中心。所以，与其指责孙中山“过激”，不如指责清王朝的顽陋，连皇叔的开明建议都被其否决，遑论其他！

鸦片战争后，现代工商阶层逐步产生，中国传统士绅逐步向现代绅商转换，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政府鼓励工商，这一阶层突然壮大，其观念与行为方式都与前不同。绅商本是统治阶层最可靠的社会基础，其社会与经济地位使之本能地反对激进革命，而主张自上而下的渐进改革。然而，清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使这一阶层产生了越来越强的离心力，从不赞成甚至反对革命而日益激进，最后参加革命。上海总商会举总会议董、大商人沈缦云为代表参与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并求见庆亲王奕勖请从速召开国会。遭到拒绝后，沈大发感叹：“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请从此辞。”回上海后，他开始与革命党人联系。后来，他与商会、商团重要负责人都相继参加同盟会。绅商的激进化，对清王朝来说，是致命的危险。

就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个违反内阁制原则、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与1906年缩减汉族官员权势、扩大满族亲贵权力的改官制的总体精神一脉相承。越到最后，清王朝的政策越使其利益高度集中化，而且利益边界高度清晰化，与之相对必然是体制内汉族官员和士绅的离心倾向越来越强。皇族内阁的出台，说明清政府事实上不愿放弃任何权力、不愿做出必要的妥协，人心尽失。

就在1911年5月推出人心失尽的“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倒行逆施地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终于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武昌起义最终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有钱、有武装、相当程度掌控地方权力的立宪派走向革命。宣布独立的省份，绝大多数都是革命党与立宪派共同完成革命的。因此，相对而言，这次革命是各方力量博弈、妥协的结果，所以也比较温和。立宪派的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在于即有体制已经无法满足其要求，正如亨廷顿所说：“向上攀登或期望过高的集团和僵硬不灵活的制度是制造革命的原材料。”所以，“在能够扩大权力并在其内部放宽参与的政治体系中，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也就是说，只有扩大政治参与，才能“告别”各种各样的“激进主义”。

揆诸史实，清王朝的覆亡是一种总体性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亨廷顿的说法：革命“最可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又已落后于社会经济变化的社会”。（《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