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街散记
1963年，毛泽东主席曾在武昌问几个小青年：“你们知道武昌有个都府堤吗？”并且还主动热情地告诉他们：“那是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街。”一位国家元首，他要心系多少国家大事，居然还想起四十多年前的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街，由此可见，都府堤在领袖心中的分量。
从此，都府堤、农讲所、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街，便举世闻名了。并且成为武汉人心中的亮点，成为这座历史名城的光荣与骄傲。我这辈子的人生经历，也有幸和这条小街结缘。
记得那是1968年的冬天，我们一伙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受命走进了农讲所。我们的任务很明确，为农讲所纪念馆的复展征集史料。这支队伍集中了一批专家和干才，李涌泉、欧阳值梁、张志善、李婉霞、涂传圣等人都是精兵强将。同时，还有从工人、老师、大学生、解放军中抽调的生力军。姑娘们年方十七八九，小伙子也不过二、三十出头。那时，我们都明白在做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在那个风雷激荡、如火如荼的岁月，虽然大街上的高音喇叭不时传来喧嚣，我们这支队伍的心境却显得特别镇定，大家心无旁骛，很快进入了角色。那一年的冬天显得有点冷，不时还下着大雪。会计张培春总是在办公室烧好一盆炭火，我们就围坐在火炉边讨论计划与选题。大伙的心立刻飞到黄麻，飞到阳新，飞到井冈山……全新的任务立刻使我们脱离了市井喧哗，远离了人间是非，走进了历史的腥风血雨，穿行在大刀和长矛、洋枪和土铳的历史较量之中。我的同事们很优秀，他们走黄麻，奔潇湘，出阳新，上井冈；跋山涉水，餐风饮露，不辞辛劳；他们考证历史，追踪事件，查遍浩瀚档案，探访历史名人，获得了大批珍贵史料。于是，善于思考的欧阳值梁整天在资料室求证精编；精于策划的李涌泉常常沉思于总体布局的深化；画家涂传圣则在版面设计上充分展示艺术天才；勤奋的张志善“失踪”几天后总能带回令人期待的信息；严谨的李婉霞在资料的甄别中常常提出令人信服的思考……这帮人太能干了！记得在农讲所纪念馆开展的那天，大家的脸上都流露出会心的笑……
于是，长江边上的这条小街从此便热闹起来，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纷纷涌到这里，人们静静地踏着青青的石板路，走进教室，走进操场，走进陈列馆。农讲所成了一个大课堂，每天都在开阔人的胸怀，陶冶人的情操，拓宽人的思路……
望着参观人流鱼贯地走进农讲所的大门，我常常站在毛主席曾经站过的那颗大树下，情不自禁地走进历史……
我记得我采访过杨德圃，他告诉我，二七大罢工以后，在追捕李之龙的那天早晨，特务刚刚走进花楼街的一个院子，机警的李之龙便夺窗而出，桌子上的两根油条和一杯豆浆还在冒着热气…… 我记得我采访过罗章龙，在那个年代，他无疑是一只“死老虎”。他捧着一个用来吐痰的搪瓷缸，一边咳嗽，一边反复声称他不反对毛主席，精神似乎有些恍惚；但是，他又能如数家珍地告诉我，参加五次党代会的代表名单和会场布置的点点滴滴……
我记得我采访过李伯刚，我还采访过林育南的女儿林光秀……他们提供的史料是珍贵的，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常常感受到一种心灵震撼。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常常一同走进历史的隧道，目睹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并且真正理解什么叫来之不易。尤其是每当我走进毛主席旧居，看到杨开慧的那张照片，和毛主席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用过的那盏灯，心头便油然升起一种敬意。他总是夜以继日地写，据说有时写累了，还跑到民主路的那家哈胖子牛肉馆，吃上一碗牛肉面……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时过四十多年，毛主席还记得长江边上的这条小街了。
1977年春天，我的好友徐刚从北京来汉探亲，他要我陪他去探望在汉口卫校工作的姐姐，我顺便给他讲了农讲所的故事。极有政治敏感的徐刚当即约稿，要我写一篇散文。由于农讲所这段历史对我来说已是胸有成竹，写起来十分得心应手，两天之内就交卷了。徐刚很高兴地带回北京，1977年5月，便以《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街》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头条。这篇短文开始我并不在意，没想到引起不同凡响。“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街”成了农讲所的代名词，一位诗友还写了同题诗。更令我难忘的是还引出一件牵肠挂肚的故事。文章发表不久，我收到从湖南寄来的信，信封是用牛皮纸糊的，文字虽不尽通顺却情真意切，她要我帮她寻找失散几十年的爷爷。她说：“看了你的文章，晓得你是了解我们湖南人的事的，我的娱驰告诉我，爷爷十几岁就跟毛委员上了井冈山，说是打土豪去的，为什么事到现在还不回家？求你帮我找一找……”看了这封信，我立刻心里一沉，不管这位湘妹子或是湘嫂子的要求是否正常，孙女找爷爷总是天经地义的。我一连几天如坐针毡，束手无策。由于她没有留下地址，我只好将那封信转给湖南省民政局。我知道，在那个年月，这无异于将一颗小石子丢进茫茫大海，她的爷爷怕是永远也找不到的，他应当是跟着毛委员上了井冈山了，他绝不是忘了回家的路……
这是“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街”给我留下的一个永恒的记忆，每当想起它就心绪难平。
去年冬天，老同事张志善热心快肠地给我打了几次电话，说是农讲所要请当年“二办”的老同志回家看看。已经几年没有到农讲所了，我异常兴奋。十二月二十四日一走进农讲所，我真的有回家的感觉。老同事相见，一个握手，一声问候，串起几十年的暖流。想起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都有说不完的话。大家欣喜地看到“二办”之后，农讲所的几代人又续写了许多精彩故事，周斌所率领的这支队伍更趋现代化了，他们不仅用传统思维向人们展示历史辉煌，还运用声、光、电手段向世界说话。
走出农讲所大门，我们又在长江边上的这条小街徐徐漫步，倾心畅谈。长江边上的这条小街是一个大熔炉，我们都在这里“炼”了一回，张炎炳还“炼”得拄起了拐杖。但是大家都觉得非常值得。举目远望，都府堤已经完全变了，它已经变成一条绿荫扶苏，青幽别致的历史文化街了。旧居一侧还建起了一座雕塑公园，这里已是人们走进历史时空，穿越几代人的信念，陶冶高尚情操的精神家园。不是我情有独钟，这里真的是一道别致的风景，当你在红安饮了天台泉，在麻城看了红杜鹃，在黄陂上了木兰天池，在江夏听了梁子渔歌，你还不妨到长江边上的这条小街走一走，你的精神会得到慰藉，你的心情会为之一振。
万里长江一泻千里，不舍昼夜，从这条小街身边匆匆流过，滔滔激流正在唱着远行的歌。蒸蒸日上的江城武汉，因这条大江而美，也因这条小街而美，它美在昨天、今天、和未来。
（2014年元月）
P8-11
我在1987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爱的童话》后记中曾坦言：“我虽然从小钟情于诗歌，但是，缪斯并没有给我以特殊灵感。”因此，我不是一个很有灵气的诗人，而且写得很杂，翻开几十年已经变成铅字的东西，我从不沾沾自喜。就像农民每年要从地里挖出红薯那样自然而然。尤其是当文学作品真变成“红薯”，必须自产自销以后，对自己的作品一直很淡漠。
文学是我们自主追求，是精神需要，不是生存需要。记得当我以“保送生”资格到哈尔滨市九中报到的时候，班主任瞿老师就对我说，你的文科很好，一定会有出息。从此，我就暗下决心，上大学一定要学文科。
由于父亲英年早逝，我一直由大哥供养，还跟他“闯了关东”。1957年又随大哥从哈尔滨回到武汉，我的学籍转入华师一附中。命运的安排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大哥难以养活一家七口人，我不得不在求学与吃饭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吃饭。1958年，我十七岁就走进武汉锅炉厂的大门。于是，我开始一边当工人，一边吃食堂，一边“吃”图书馆。我在参与编写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唐·十大诗人诗画雅鉴》的作者自介中曾坦陈：“也许天生了一个好胃口，自出娘胎我便感到饥饿；我活得很随意，生的熟的，死的活的我都吃，尤其是书。”为了读书，我还自荐当了厂图书馆的管理员，五年时间，几乎读完了当时馆藏的所有中外名著，从而弥补了我失学的遗憾，也满足了我与生俱来的饥饿感。
从此，我便开始与文学结缘。在我攻读省教育局办的中文专修班时，恩师刘友三对我厚爱有加，常常把我的作文在课堂上朗读示范。有一次还悄悄跟我开玩笑：“你已经显露作家苗头。”也许正是这种鼓励，我便开始做起了作家梦。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学徒期就被评为武汉市的优秀徒工。同时，业余创作也开始应验刘友三老师的戏言；年仅十九岁，我便在《武汉晚报》发表了处女作，第二篇还是小说，写的是我和师傅的生活。从此，我的诗和散文开始在省市报刊频频露脸，就这样写了三四年，文坛开始注意我。我居然在1965年11月，和夏雨田等人一起，到北京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时年二十四岁，我好像是在做梦。
机遇总是惠顾有期待的人。1967年冬，正当社会上风起云涌的时候，我有幸被抽调到市委宣传部“二办”，参与“农讲所”纪念馆复展的资料征集工作。我接触到大量大革命时期的珍贵史料，采访了一批重要的历史见证人，成为我人生旅程中的重要精神财富，也为我从事革命历史题材写作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一时期，我写了《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街》《灯之歌》《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她在百花丛中笑》《莫教弦管作离声》一系列散文。《长江边上的一条小街》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头条；《灯之歌》人选七十年代后期湖北省编初中三年级语文课本，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成为我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
我虽然一直在做文学梦，并且起点很顺，但是，又一直很不自信。当我已经写了大批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有的作品还登上了《人民日报》《诗刊》《中国新诗年编》的大雅之堂；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还在《武汉地区作家诗人》专题中，对我进行了专访和作品朗诵直播，我不认为我就可以成为作家了。因此，当莎莱主席找我到家里谈话，准备调我到市文联时，我不是兴奋、而是诚惶诚恐，没有勇气去吃那碗作家饭。
1979年秋天，市文联安排我去革命老区采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走遍了红安的山山水水。我北上天台，南走七里，在董必武旧居听传奇故事，到李先念故里访革命先驱；历史的血雨腥风，启迪了我的创作灵感，接连写出了散文《天台泉》《纪念碑》《山泉》和组诗《大别山行吟》《方和明》；抒情组诗《红军之家》《杜鹃》《竹根》《故乡的云》《弯弯的石拱桥》，曾受到曾卓先生好评。这一个系列的作品先后在《诗刊》、《羊城晚报》和省市主要报刊发表，是我的一个创作旺季。
机遇有时又是不期而至的。八十年代初，已经调入市人大机关的老友胡大楚问我：“想不想去市人大？”我问去干什么？他说修地方志，我一听就有点心动。那是做学问的地方，也是深造的机会，况且还和创作搭界。经过他的鼎力周旋，和周代先生积极向朱文尧主任推荐，1980年终于如愿以偿。记得刚到志办不几天，老报人朱文尧就拿出出一篇旧方志中一段文言文，要我翻成白话文，我明白那是在试我的深浅。第二天朱文尧先生看到我的译文，脸上露出了笑容。于是，我在市志办一干就是十年。那里是一个知识的天堂，学到了我从未涉猎的东西，比上大学还重要。在一大批老报人和方志专家的呵护下，又由于陆天虹主任的信任，八十年代后期便出任大型史志丛刊《春秋》杂志的社长兼主编。杂志面貌从此发生极大变化，内容在以地方为主的前提下扩大了层面，一大批国家级专家学者，直至国家领导人都为杂志撰稿。在两位发行行家张羽生、徐峯的操持下发行量又一举突破三十万，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至今还有许多老人都记得《春秋》杂志。与此同时，我也接触了一批国家党政军文各界的重量级人物，他们的人生追求、道德情操、奋斗故事，一直深深地感染着我。这本自选集中所收录的《只研朱墨作春山》《铁马冰河人梦来》，就是根据那一段历练所撰写的。我的创作很自然地与专职工作结合起来，不再局限于散文和诗了。
人生的经历往往是不可预测的。1990年5月，我又一次爬上了江汉路长江日报大楼的台阶，出任《武汉晚报》副总编辑，我又像做了一个梦。从1960年开始，我就爬长江日报大楼这个台阶，一直爬了三十年，每一步都是老报人、老编辑扶着走上来的。这一次走进《武汉晚报》编辑部，我不在乎地位的转变，更在意角色的转换。过去是我送稿子他们审，现在是别人送稿子我来审，更能体会创作的艰辛，对每一篇稿子都不能大意。从作者变成编者，不仅要体谅作家艰辛，也要捍卫文学价值，确实是很难的。我就是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不断寻找平衡。
当然，《武汉晚报》是一个新闻平台，我的主要精力和责任必须放在新闻上。尤其是轮到总值班，责任更是沉甸甸的，必须对当天的报纸负责。所以，在《武汉晚报》的这十多年，本来应该更有利于拓展我的文学创作空间，恰恰相反，这十多年反而成了我的文学淡季。自选集收入的《西方的月亮》这一组文章，便是这一阶段的有限成果。当然，办报压力只是我减产的原因之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作品渐渐变成了“红薯”，必须自产自销，也使我对文学的社会地位、生存法则、价值取向产生困惑，在一定程度上也干扰了创作情绪。文学应当是精神追求，而不是生存追求，我一生追求文学就不是为了吃饭。况且，好卖的东西不一定值钱，值钱的东西不一定好卖。“一本书主义”在当今已经过时，它既不能出名，又不能饱肚子，它所承载的只能是社会责任。诚然，时代是瞬息万变的，如今已进入商品时代，我的观点的确有点老土。在某种意义上文学作品也是“红薯”，如果你的“红薯”种得又大、又甜，也是有市场的。所以，我的某些担忧，只不过是一个年过七旬老人的杞人忧天罢了。
老汉今年七十有三，且心脏搭了三根桥，血脉是通了，种“红薯”的精力恐怕是日渐式微了。退休十多年来，我不喜欢到处“野”，客观上也疏远了朋友。我天天在书房转悠，望着满屋子的书，和贴满一面墙的孙女朵朵的儿童画，心里总感到宽慰，唯一对不住的是，有很多书还没有来得及翻过。一位哲人说得好：“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就是顺着这个梯子爬过来的。我对孙女说，一个人可以讨厌很多事，但不能讨厌书。
我这个人穷了一生，唯一有余的是书。每走一步，除了书给我搭桥，总有贵人相助。因此，我经常提醒自己要珍惜朋友。记得老友徐刚远在巴黎画画的那些年，我还到蒙马特高地的那些画廊里找过他。令我欣慰的是，有不少朋友也还记得我。有一次，我的老同事唐惠虎给我发来一个短信，他说一次在省里开会，某省厅的一位副厅长对他说，由于受了我的影响，他才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所以才有今天的改变，他一直记着我。还有一次，我从《长江日报》门前搭一位前市长秘书的顺车回家，他主动给我开车门，我谢他，他说不谢。并说在他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课本里就有我的文章，我是他的老师，多年就想见我，他要谢我。去年，我在香港路家乐福超市门口碰到诗友刘益善，他惊讶地看着我，只说了一句话：“这些年怎么啦！”我心领神会，知道文友们还在关心我。朋友们的这些惦记与激励，常常使我心头一热。
也许正是由于这满屋子的书，和朋友们的惦记激励了我，我忽然心血来潮。自己毕竟是种过“红薯”的人，沉默等于自虐。于是，我打开尘封多年的收藏柜，将已积累半个世纪的作品搬出来，仅变成铅字的文字居然已超百万。我就象检查库存的“红薯”那样，看看有没有过时的，变质的，或不能食用的；凡是还可以吃的，而且还有点味道的，精选出近三十万字，并且分成三卷：散文随笔卷、诗歌卷、古诗雅鉴卷，编成这本自选集。题材大部分是以写湖北，武汉的人文风情、都市生活、革命圣地、历史人物为主，时间跨度长达五十多年。由于我这辈子经历很杂，这部自选集的作品也是“五味杂陈”。人选的文字作品基本以新闻作品为主，我十分注重作品的历史性和真实性，相当一部分作品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其中一些代表作，曾人选包括《湖北省新时期文学大系》在内的全国及本地十多家出版社选编的诗歌、散文专集。值得一提的是，《古诗雅鉴卷》所收录的《刘禹锡诗十首》雅鉴，是我尝试用散文笔法鉴赏古诗词的一种新的探索，不知读者是否认可。本书三卷所选作品，还贯穿着一个明确的创作理念：“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说自己想说的心里话。”
端出这个“大拼盘”，我只是想表明：追求文学的漫漫长路上，我曾经走过。文学作品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值得作家终身守候，不会因某种情绪而改变。我一生只是从事业余创作，从未奢望著作等身。但我毕竟种过“红薯”，当过“厨子”，这盘“家常菜”味道如何，还请雅鉴者评判。在这本自选集的选编过程中，有些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代表作，因历史局限，只能割爱。编完这个集子，我又想起曾卓先生，他在我的诗集《爱的童话》序言中，曾说过一句话：“老诗人流沙河曾对叶圣华说过，一个人一生能写出一两首好诗就不容易了。”按照这个标准，这个集子里如果有一两首诗或一两篇文章还可以读一读，我就知足了。
2014年4月20日
于汉口花桥一叶斋
《叶圣华自选集》是文学作品选集，是武汉市知名作家叶圣华自1960年代起发表在国内报刊的散文、诗歌的作品。本书收录了作者近半个世纪的代表作。主题以歌颂湖北武汉人文风情为主，全书分三卷：即散文随笔卷、诗歌卷和古诗雅鉴卷。
叶圣华1941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当过农民、工人，做过党务，编过杂志，办过报纸，曾任大型史志杂志丛刊《春秋》杂志社长兼主编，2001年在武汉晚报副总编辑任上退休。文学创作是叶圣华坚持一生的业余爱好，他19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24岁出席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散文作品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其代表作曾入选10多部国内出版社选编的优秀专集。叶圣华50多年的业余创作生涯中，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100多万字。
《叶圣华自选集》分“散文随笔卷”、“诗歌卷”、“古诗雅鉴卷”三卷。本书所选作品，贯穿作者一生的创作理念：“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说自己想说的心里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