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是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这部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小说，通过外省农村少女爱玛在修道院受到与自己出身完全不相称的贵族教育后，又受到消极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在嫁给平庸无能的乡村医生包法利做续弦后由失望逐步陷入堕落的泥潭，最后在高利贷逼迫下服毒自尽的悲剧，深刻地揭露了法国19世纪中叶恶浊的社会现实，被公认为巴尔扎克之后法国第一部杰作。

《包法利夫人（上下）》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创作的长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妇女因为不满足于平庸的生活而逐渐堕落的过程。作者以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妇女爱玛的生活经历，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社会生活。

上卷

中卷

下卷

附录：审判记录

上卷

1

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扛一张大课桌的校工。打瞌睡的同学都惊醒了，大家起立，像是正用功被搅扰了似的。

校长做手势让我们坐下，然后转向班主任，低声对他说：

“罗杰先生，我给你带来一个学生，先让他进五年级，学习和操行都好的话，就按年龄，把他编到高年级吧。”

新生站在门后墙角几乎看不到的地方。这是一个乡下孩子，十五岁左右，个子比我们谁都高。头发顺前额剪齐，像乡村教堂唱诗班的孩子，神情规矩而十分局促不安。他肩膀不算宽，但身上那件绿呢黑纽扣的上衣，抬肩似乎太紧，袖口露出裸惯的红红的手腕子。浅黄色长裤的裤管被背带吊得老高，穿蓝色袜子的小腿露在外头。脚上一双钉了钉子的皮鞋，非常结实，但擦得不亮。

我们开始朗读课文。他聚精会神地听着，连腿也不敢跷起，胳膊肘也不敢支在课桌上，像听布道一样专心。两点钟下课铃响了，班主任不得不提醒他一声，他才随同我们走出教室。

我们有个习惯，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在地上，腾空了手好做功课。做法是一到门口，就把帽子扔出去，穿过凳子底下，一直飞到墙根，扬起一片灰尘。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但这新生不知是没有注意到这做法，还是不敢照着做，祷告完了，他仍然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他那顶帽子可是颇有特色，既像熊皮帽、骑兵盔，又像圆筒帽、水獭皮鸭舌帽和棉布睡帽，总之不三不四，十分寒碜，它那不声不响的难看样子，活像一个表情莫名其妙的傻子的脸。它呈椭圆形，里面用鲸鱼骨支撑；帽口有三道环状绲边，往上是由丝绒和兔子皮镶成的菱形方块，彼此交错，中间有红道隔开；再往上，是口袋似的帽筒和硬纸板剪成的多角形帽顶；帽顶蒙着一块图案复杂的彩绣，中间垂下一根过分细的长带子，末梢吊着一个结成十字形花纹的金线坠子。那顶帽子倒是崭新的，帽檐闪闪发光。

“站起来。”老师叫道。

新生站起来，帽子掉了，全班笑开了。

他俯身去捡帽子，邻座的同学用胳膊肘把它捅到地上，他再次弯腰才捡起来。

“放下你的战盔吧。”风趣的老师说道。

同学们哄堂大笑，窘得这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该把帽子拿在手里，扔到地上，还是戴在头上好。他又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又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结结巴巴，说出一个听不清楚的名字。

“再说一遍。”

他吞吞吐吐又说一遍，引得全班哗笑，还是一个字母也听不清。

“大声点儿！”老师喊道，“大声点儿！”

于是，新生下了最大决心，口张得大大的，像喊人似的，扯开嗓门，嚷出这样几个字：“夏包法里”。

整个课堂轰的一声吵嚷开了，越闹越凶，夹杂着尖叫（有人乱吼，有人学狗叫，有人跺脚，有人重复：“夏包法里！夏包法里！”）。吵嚷了好一阵子，才变成零星的嘘叫，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但间忽，一排学生之中，还有人禁不住笑出声，就像没有燃尽的鞭炮，东一声西一声地响起来。老师一再威胁要重罚作业，课堂秩序才渐渐恢复。他让新生拼音，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再连起来重说一遍，才弄明白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立刻命令这可怜虫坐到讲台前面那条懒学生坐的板凳上。新生站起来，离开自己的座位，但又显得犹豫不决。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帽……”新生怯生生地说，不安地四下张望。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老师一声怒吼，就像涅普君的咒语一样，制止住了另一场风暴。“不许吵闹！”老师怒不可遏，一边继续训斥，一边从帽子里抽出一块手绢擦着脑门。“至于你，新生，给我把‘ridiculussum’这个词组抄写二十遍。”

然后，他把语气放缓和些：

“哎！你的帽子吗，会找到的，又没人偷走！”

整个教室又安静下来。一个个脑袋俯在练习本上。新生端端正正坐了两个小时，尽管不时有人用笔尖弹起一个小纸球，飞来打在他的脸上。他只是抬手揩一揩，低眉垂目，纹丝不动。

晚自习时，他从课桌里取出袖套，把文具整理好，然后细心地在纸上打线。我们看见他学习认真，每个字都查字典，很卖力气。他大概就是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才没有降班，因为他语法掌握得还勉强可以，造句却半通不通。他的拉丁文是村里的本堂神甫开的蒙，他父母图省钱，迟迟不送他上中学。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原本是助理军医，一八一二年左右，在征兵事件中受到牵连，被迫退役，靠天生的长处，即长相漂亮，赢得了一位帽商女儿的爱，毫不费力捞到六万法郎的陪嫁。此人是个美男子，爱夸夸其谈，故意让马刺碰得铿锵作响，颊须生得连着八字胡，手指上常戴着戒指，所穿衣服颜色鲜艳，外表颇像一位勇士，见人就打招呼的那股热情却像一个旅行推销员。结婚头两三年，他全靠妻子的财产生活，吃得考究，常睡懒觉，抽细瓷大烟斗，夜里看完戏才回家，是咖啡馆的常客。不料岳丈仙逝，遗产甚少，他一气之下办起了制造业，结果赔了钱，于是退居乡村，希望在那里发起来。可是，他一不懂种田，二不懂织布，几匹马只供自己骑，而不让它们去耕地，苹果酒一瓶瓶喝光，而不一桶桶运去贩卖，最肥的鸡鸭都宰来吃掉，用猪油擦打猎穿的靴子。

这样，他很快就发现，一切碰运气发财的念头最好从此打消。他每年出二百法郎，在科和庇卡底两地区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座半像农庄半像住宅的房子。从四十五岁起，他就守在家里不出门，闷闷不乐，懊恼万分，抱怨上天，见人就妒忌，声称自己厌恶尘世，决心清静地过日子。

他妻子过去爱他爱得神魂颠倒，百依百顺，结果反而使他变得不冷不热。她早年性格活泼，感情丰富，充满爱心，上了岁数，就变得（像酒走了气，变酸了一样）脾气古怪，唠唠叨叨，喜怒无常。她看见他追逐村野的浪荡女人，夜里经常从一个又一个下流地方，被人送回家来，烂醉如泥，酒气熏天。起初她心里非常痛苦，但并不抱怨，后来自尊心再也忍不下去了，就干脆不言不语，忍气吞声，直到离开人世。她终生劳碌，东奔西跑，今天去找律师，明天去见商会会长，想起欠款到期，还得去交涉缓付，在家里不是缝缝补补，就是洗洗烫烫，监督雇工，开发工钱。而先生呢，成天无所用心，昏昏糊糊，半睡半醒，还总像窝了满肚子气，坐在火炉边抽烟，往灰里吐痰，就这样不清醒过来还好，清醒过来尽对她说些没心没肺的话。

她生了一个男孩儿，不得不送到奶妈家喂养。小把戏回到家里，娇宠得像个王子似的。母亲喂他蜜饯，父亲让他赤脚奔跑，甚至冒充哲学家，说他可以像幼畜一样，赤条条地去外面玩耍。对于幼儿教育，这位父亲抱着某种男性的理想，力图排除母性的影响，按自己的理想培养儿子，以斯巴达的方式，让他经受严酷的磨炼，练出一副强健的体魄。他打发孩子睡觉不生火，教他大口喝朗姆酒和咒骂宗教仪式的队伍。可是，这孩子天性温顺，他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母亲成天把他带在身边，给他剪硬纸块，讲故事，一讲起来就没个完，一个人喋喋不休，充满忧郁的快乐和闲聊的甜蜜。她日子过得孤单寂寞，对虚荣的渴慕早已支离破碎，便把希望一股脑儿寄托在孩子身上。她梦想高官厚禄，看见儿子已经长大成人，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当上了土木工程师或法官。她教他读书，甚至弹着她的那架旧钢琴，教会了他唱两三支浪漫小调。可是，包法利先生轻视舞文弄墨那一套，看见老伴所做的这一切，只是说：“白费力气！”难道他们有能力送他上公立学校，给他买一个官职或提供一笔做生意的本钱吗？再说，“一个人只要天不怕地不怕，在社会上就不愁吃不开。”包法利夫人咬住嘴唇，孩子成天在村里野跑。

他跟在犁地的农夫后头，扔土块赶得乌鸦乱飞，沿河沟摘桑葚吃，拿根长竿子看火鸡，收获季节翻晒谷子，去树林子里乱跑，雨天在教堂廊檐下玩造房子，遇到重大节日，就央求教堂的杂役让他敲钟，整个身子吊在那根粗绳子上，在空中荡来荡去。  这样，他长得如同一棵橡树，两手粗大，肤色健康。他十二岁的时候，母亲才争取到让他开蒙，请本堂神甫当老师。可是，上课的时间短，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有什么效果。神甫不是忙里偷闲，赶在行洗礼和葬礼之间，在圣器室，匆匆忙忙，站着给他讲点功课，就是在晚祷之后，不出门时，打发人叫他过来教。他们上楼，到神甫卧室里坐下，蚊子和蛾子绕着蜡烛飞旋。房间里闷热，孩子很快就昏昏入睡，老头子不一会儿也打起盹来，双手搁在肚皮上，张开嘴，鼾声如雷。有时，神甫给附近的病人做完临终圣事回来，看见夏尔在田野里玩耍，就把他叫到跟前，在树荫底下开导他一刻钟，顺便教教动词变位，但往往天上掉下雨点或一个熟人经过，打断他们。不管怎样，神甫对自己的学生是满意的，甚至说小家伙记性蛮好。

不能让夏尔长此下去。太太下了决心。先生呢，也过意不去，或者不如说厌倦了，没怎么反抗就让了步，同意再等一年，就让孩子接受初领圣体。

一晃又是半年，第二年总算决定把夏尔送进卢昂中学。是接近十月末，由他父亲亲自送去的，其时正逢圣·罗曼庙会。

夏尔当时的情形，现在我们恐怕谁也不记得很清楚了。总的讲，他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玩的时候就玩，学习的时候就学习，堂上用心听讲，进宿舍安静睡觉，在饭堂好好吃饭。他的监护人是冈特里街一位五金批发商，星期天铺子不营业，每月把他接出来一次，打发到码头去散散步，看看船，然后一到七点钟，就赶在晚饭前送回学校。每星期四晚上，夏尔用红墨水给母亲写一封长信，写好之后用三个面团子封好，然后复习历史课的笔记，或者读一本扔在自习室的旧书《阿纳喀尔席斯》，散步的时候，他常与校工聊天。校工和他一样，也是乡下来的。

他靠死用功，在班上始终保持着中不溜，有一次考博物学，甚至还得了个一等奖哩，可是，第三学年末，父母让他退了学，准备让他去学医，深信中学毕业的水平，他靠自学就能达到。

母亲到她认识的一位染匠家，在五层楼为他挑了一个临洛贝克河的房间，讲定膳宿费，买了一张桌子、两张椅子等家具，又从家里运来一张樱桃木旧床，还买了一个小小的铸铁炉子和一些劈柴，免得她可怜的孩子挨冻。她一直待到周末才离去，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说从此他一人在外，无人管教，一定要处处学好。

印在布告牌上的课程表，他一看都吓呆了：什么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理学、化学、植物学、诊断学、治疗学，还有什么卫生学和药学，全是一些闻所未闻的名词，像一座座神殿的大门，黑洞洞的，森严吓人。

上课他像腾云驾雾，听也白听，半点不懂。然而，他硬着头皮学，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每课必上，一次实习不缺，当天的功课当天完成，像一匹推磨的马，两眼蒙住，绕着磨盘转呀转，根本不知道磨的是什么东西。

为了替他省钱，母亲每星期托信差给他捎来一块烤牛肉。他上午从医院回来，一边拿它就午饭吃，一边用鞋底跺墙。撂下碗，又朝教室、解剖室或救济院跑，然后又穿过一条条街，回到寓所。晚上，用完房东预备的简单的饭食，便上楼回到卧室，埋头功课，身上汗湿的衣裳经熊熊的炉火一烤，直冒热气。

晴朗夏日的傍晚，暑热消散的街上行人稀少，女佣人们在门口踢毽子，他便打开窗户，趴在窗台观看。打窗下流过的小河，在一座座小桥和栅栏之间，呈现出黄色、紫色或蓝色，给卢昂这个破旧的小区，增添了几分威尼斯的风味。一些工人蹲在岸边洗胳膊。各家阁楼顶伸出的竹竿上，晾着成束的棉纱。越过对面的房顶望去，一轮西沉的红日，辉映着明净、高远的天空。那边该多么宜人啊！山毛榉林子下该多么凉爽！他仰起鼻孔想吸那沁人心脾的田野气息，但什么也没吸到。

他消瘦了，个儿长高了，脸上总现出忧郁的神情，让人见了有点怪可怜的。他原本天性懒散，早先下的决心，终于都抛到了脑后，有次实习缺席，第二天他也没去上，尝到了偷懒的滋味，便渐渐地干脆不学了。

他养成了上酒吧的习惯，迷上了骨牌。每天晚上，钻进一家肮脏的赌坊，坐在大理石赌台边，掷带黑点的小羊骨头，觉得这是体现自由的可贵行为，平添了几分自尊。这无异于初涉人世，初尝禁脔。每次进赌坊，一抓住门把手，就感到一种近乎肉感的乐趣。于是，心头被压抑的许多东西膨胀起来，他学会了为女伴们唱几支小调，迷上了贝朗瑞a，会调五味酒，最后，懂得了谈情说爱。

由于功夫都下在这些方面，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他遭到惨败。而当天傍晚，家里人还等他回去，庆贺胜利哩！他步行回家，走到村口停下来，请人叫母亲出来，向她坦白了一切。母亲原谅了他，把失败归咎于主考人的不公，勉励他几句，负责安排一切。这件事情的真相，直到五年以后，包法利先生才知道，可已经时过境迁了，他也就不再追究，再说，他不能设想，自己生的孩子会是一个蠢材。

于是，夏尔重新埋头苦读，起早贪黑，温习考试科目，事先把所有问题都背得烂熟。这回他通过了，分数还相当高。母亲欢天喜地，全家大摆酒宴。

他到什么地方去行医呢？去道斯特。那里只有一位年老的医生。包法利夫人早就盼老医生死，没等老头子卷铺盖，就让夏尔在对面安顿下来，准备接替他的位置。

但是，对包法利夫人来讲，把儿子哺育成人，让他学成医，并帮他在道斯特挂牌开业，心愿还不算全了，还要给他讨媳妇。媳妇找到了，是迪普一个小吏的寡妇，四十五岁，每年有1200法郎收入。这位杜布克夫人尽管相貌丑陋，瘦得像根干柴，满脸疙瘩多得像春天的树芽，却不愁找不到男人。包法利夫人为成全儿子的好事，不得不把其他人一个个挤掉。甚至有个猪肉店老板，有教士们撑腰，手段十分高明，也被她巧妙地击败了。

夏尔以为，结了婚，他的地位就会改善，行动更自由，可以我行我素，随意花钱。谁知妻子竟成了一家之主，他在人面前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都不能自主，每星期五必须吃素，穿衣服得合她的意，对拖欠诊费的病人，得按她的旨意登门催讨。她拆阅他的书信，窥伺他的行动，每当有妇女登门就诊，她就隔着板壁偷听。

她每天早晨要喝巧克力，要求没完没了的照顾，成天不是抱怨神经痛、心口疼，就是抱怨心情烦躁。听到脚步声她受不了。你走开，她又嫌寂寞得慌，你回到她身边，那大概是想看她死。晚上夏尔一回来，她就从被窝里伸出瘦长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要他在床沿坐下，开始诉说她的苦恼，说他不再把她放在心上，必定另有所爱，本来人家早就说过，跟着他会不幸的！末了，她要求夏尔为了她的健康，给她点糖浆喝，更要多给她一点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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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多少真正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经问世，即遭到无情的非难、攻击、批判，甚至查禁、焚毁，仅仅凭仗历史的公证，才最终获得其应有的地位，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传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九日在卢昂近郊的克罗瓦塞别墅，福楼拜动手写《包法利夫人》。经过将近五年呕心沥血的创作，直到一八五六年五月才完稿。但誊写人誊得一塌糊涂，他又不得不仔细校正，至五月三十一日，才寄给他在《巴黎杂志》供职的朋友杜康。《巴黎杂志》是一家半月刊，将手稿搁置了三个月，才决定从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分六期连载《包法利夫人》。但该刊审读委员会致函福楼拜，认为他的小说需要删节，请他把删节的全权交给编辑部。福楼拜未予理睬，仅在来函背面写了“荒谬透顶”四个字。从十月一日至十一月十五日发表的几部分，倒是未作删节。及至十二月一日那一期准备付印之时，编辑部一位负责人对出租马车里发生的场面（即莱昂与爱玛从卢昂大教堂里出来后，乘出租马车疯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担心，说：“这一段不合适，我们还是把它去掉吧。”福楼拜对此十分气愤，但为了不使编辑部为难，便说：“你们要删节，悉听尊便，但你们必须说明你们作了删节。”于是，编辑部加了一条脚注：“审读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删去此处的一段，因为它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特此说明。”事情并未到此止步，接着十二月十五日那一期，编辑部又决定删去几处。福楼拜确实恼怒了，经交涉，在小说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议：“《巴黎杂志》出于我不赞同的某些考虑，在十二月一日那一期里已删去了一段。在编辑这一期时，他们又顾虑重重，认为必须删去好几处。因此，我声明对后面发表的部分不负责任，读者看到的仅是片段，不是整体。”

《包法利夫人》一发表，立刻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轰动。当时负责严密检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国检察署，看到这部轰动性小说，《巴黎杂志》在发表时竟“顾虑重重”，多次删节，该刊审读委员会还特地声明，所删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编辑方针”。这还了得！检察署高度警觉起来，对陆续发表的每一部分仔细研究，很快决定对这本书的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诉。福楼拜等很快收到传票，审判于一八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开始。负责宣读公诉状的是代理检察长埃内斯特·皮纳尔。此人是帝国政府豢养的一条鹰犬，后来出任内政大臣。他在公诉状里，指控《包法利夫人》“败坏公众道德，诽谤宗教”。其重点打击对象是作者福楼拜。公诉状最后要求法庭从轻处理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至于主犯福楼拜，你们必须严惩。”这篇公诉状尽管十分蹩脚，许多地方十分可笑，但至今仍值得一读。它使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集权制度下，检察机关怎样不择手段，罗织罪名，扼杀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达到钳制舆论、巩固专制统治的目的。它是一个时代的回声，不仅说明了那个社会制度及其专制政权的反动，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偏见和狭隘。

出庭为福楼拜辩护的是儒勒·塞纳尔律师。他在辩护词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一本诚实的书”“这本书的思想，从头至尾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是通过揭露令人发指的道德败坏来弘扬道德”。塞纳尔是巴黎律师公会成员，曾任国民议会议长，可谓声誉卓著，而又雄辩机警。他的辩护词很有特色。当时，他如果不从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这个前提人手，而从维护言论自由和维护艺术之于道德的独立性人手来进行辩护，那将是非常笨拙的。他不仅论证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书，而且肯定了它的艺术成就，强调它是作者长期深入、细致观察生活的结晶，赞扬了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甚至大胆肯定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作为一个律师，在当时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就在开庭前夕，当时影响很大的诗人拉马丁，约见年轻的作者（福楼拜那时年仅三十五岁），对他表示支持。福楼拜问他：“先生，我因为写了这部作品，正受到轻罪法庭追究，指控我违背了道德和宗教，这一点你想得通吗？”拉马丁斩钉截铁地回答：“亲爱的孩子，在法国没有一个法庭能给你定罪。有人如此误解你的作品，并下令对它提出起诉，这非常令人遗憾。不过，为了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荣誉，任何法庭都不能给你定罪。”事实证明，拉马丁的断言是真知灼见。面对《包法利夫人》这部杰作，面对德高望重的塞纳尔律师逻辑严密、雄辩有力的辩护，面对许多著名作家的声援和抗争，巴黎第六轻罪法庭在“判决书”里虽然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诉的这部作品应该受到谴责”，但不得不承认，公诉状所指控的段落，“无论从它们所阐述的思想还是它们所描写的情景，仍属于作者试图塑造的人物性格的范畴。”因而宣告作者福楼拜以及《巴黎杂志》发行经理和印刷商“无罪”“不予追究”。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它不仅是福楼拜的胜利，也是整个文学界的胜利。福楼拜本人充分意识到这个胜利的重大意义，他说：“我这场官司是整个当代文学的官司。人们攻击的不是我的小说，而是所有小说连同创作小说的权利。”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产生与其愿望相反的结果。这场官司不仅为《包法利夫人》作了广告，使它在两个月内销售量达一万五千册，此后又一版再版，而且进一步确立了这部作品的历史地位。

《包法利夫人》描写的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女性因不满夫妻生活的平淡无奇而通奸，最后身败名裂、服毒自杀的故事。这样一个桃色事件，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向来的爱情小说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何以经福楼拜写出来，便惊动了帝国政府检察署，立即对作者提出公诉，给他加上“败坏道德，诽谤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须严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要分析一下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便昭然若揭。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着眼点不在写她的爱情故事，而在写她从纯真到堕落，从堕落到毁灭的前因后果，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戕害人性、腐蚀人的灵魂，甚至吞噬人的罪恶本质。

爱玛出生于外省的一个殷实农家。和许多乡下女孩子一样，她聪明伶俐，天真纯朴。可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无论巴黎还是外省的中上层资产阶级，都把女孩子送进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培养贵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举止，为日后进入上流社会打下基础。爱玛的父亲鲁俄老爹爱女心切，也赶时髦，把她送进卢昂的修道院。爱玛生性敏感，感情热烈，想象丰富，在修道院里，“修女们在训诫时，反复拿未婚夫、丈夫、天国的情人和永恒的婚姻这些概念进行比较，在她的灵魂深处，唤起意想不到的柔情”，而宗教音乐课上所唱的抒情歌曲，全都“格调低下，音调轻浮，使爱玛窥见了诱人而又变化莫测的感情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修道院禁欲主义的说教，只能起反作用，越发刺激她受压抑的情感和对爱情的遐想。不仅如此，一八三。年前后风靡人心的消极浪漫主义，配合天主教卷土重来的活动，也渗透进了修道院。正是在修道院里，爱玛接受了浪漫主义传奇小说的熏陶，成天满脑子情男、情女、眼泪与吻、月下小舟、林中夜莺、凭窗盼望白翎骑士前来幽会的女城堡主。这些东西与她出身的环境和她日后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正是社会提倡的修道院教育，腐蚀了爱玛稚弱的心灵，在她灵魂深处播下了淫靡的种子，做成了堕落的温床。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这种教育，日后的爱玛及其生活道路，必然会是另外一种样子。由修道院陶铸出来的爱玛·鲁俄小姐，怀着对爱情的憧憬结了婚，成了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是乡镇医生，按理说在乡间算得上是一个体面人物，可是他平庸无能，感情迟钝。与爱玛幻想中的骑士相差十万八千里。爱玛所期待的爱情没有到来。而沃比萨尔的舞会却向她展示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生活。在这里，她体验到了奢侈豪华的生活的滋味。看到了养尊处优、浪荡调情的贵夫人，看到了曾经在王宫里很吃香、在王后娘娘床上睡过觉的老公爵，还同那位风度翩翩、颇有骑士派头的子爵跳过舞。

……

福楼拜是位语言大师，很注重人物性格化的语言。但是在《包法利夫人》里，他对人物对话的描写显得相当节制，作品里几乎见不到大段大段的直接对话。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突出地运用了人物内心独白。不仅爱玛和夏尔，就是罗多尔夫和莱昂，甚至鲁俄老爹，都有大段的内心独白。虽然从整体上讲，内心独白在这部作品中也是局部的，但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为“包法利特色”。内心独白正是人物心理上那个最隐秘的领域、那个梦呓般难以表达的领域的流露，是人物的思想在无意识层次的流动，有助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具有立体感，更真实可信。

福楼拜是一位锐意创新的艺术家，他在《包法利夫人》里为追求艺术的完美所做的尝试，为革新小说的艺术形式作出了重要贡献，引起了二十世纪的现代派小说家们的普遍注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认为，《包法利夫人》中人物内心独白和动词非确指过去时的运用，使得福楼拜“几乎像康德一样更新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更新了认识外部世界现实的理论”。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称福楼拜是“现代小说的创始人”“处于当今所有文学问题的会合处”。而六十年代“新小说”的主要作家罗伯一格里耶和娜塔丽·萨洛特，在猛烈抨击巴尔扎克式小说的同时，却把福楼拜奉为前驱，全面继承并大大发展了《包法利夫人》革新性的艺术特色，进而把小说的艺术形式推到了极端。现代派小说家们对福楼拜的崇奉和继承，充分显示了福楼拜在法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一百多年来人们对《包法利夫人》的研究、评价和借鉴，说明这部作品成了现代小说名副其实的经典。法国当代小说家兼评论家蒙泰朗说得好：“法国当代所有作家，至少像我这种年龄的作家，都从他（福楼拜）那里得到了一点什么。”“人们感激他塑造了一个典型——包法利夫人的典型。”

罗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