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战胜利前后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空军偷袭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成功，很是得意，但实际上这是日本孤注一掷。据说汪伪头目汪精卫听说珍珠港事件后大哭，因为他深知日本的国力要同美国抗衡，必败无疑。果然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立即对日宣战，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但日本还要作垂死挣扎，所以在上海，形势不甚明朗，于是我十八叔和廿二叔在1943年去了重庆。
十八叔本来在美商电力公司做事，珍珠港事件后公司被日本人接管，工资降了很多，生活维持困难，而廿二叔也感到此时在上海生意难做，为此他带了一批重庆所缺的生活用品、药品等，想赚点差价，贴补生活。十八叔到了重庆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就是在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徐堪下面当首席英文秘书。因徐堪的祖父是我曾祖父刘秉璋在四川做总督时的部下，徐堪跟我祖父也是朋友。廿二叔则他把带去的东西全部卖掉，赚了钱后又回到上海。
这个时候我十七叔在芜湖工作，他对我祖父说，若形势紧张，他可以接家人去芜湖，然后转到屯溪。1944年秋冬之际，上海形势很紧张，美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晚上进行灯火管制。每家都要做双层布窗帘，外面一层必须是黑的，晚上把窗帘拉上，不允许有一点亮光漏到外面。粮食供应也非常紧张，限量供应，大家抢购户口米。我家人多，粮食也不够吃，只好早上排队去买大饼油条。为了增加生活来源，征得我祖父的同意，我十六叔在我祖父大宅院的汽车间破墙开店，开了一家销售酒和酱油等的店。日本兵经常到店里来买酒喝，但喝时总是很紧张的样子。有一次，我看见有个日本兵在店里喝酒，正好日本宪兵过来，看见了，上去打了那日本兵两个耳光，我这才搞明白日本兵为何喝酒时这么紧张的原因。
形势不明朗，人家都说上海可能会成为战场，此外生活艰难，于是我祖父母、四伯伯和他的助手、十六叔全家，廿二叔全家，十八婶和她的一个女儿，还有我堂兄刘松龄等一大帮人，带着许多行李，向内地迁移。此时大宅院内只剩下一岁到十一岁的几个小孩：刘永龄、刘万龄、刘梅龄、刘杏龄和我，加上佣人，总共7人。偶尔个别长辈会前来看看。而我祖父他们一大拨人先乘火车到安徽蚌埠，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可能是为了将所带的汪伪中储券兑换成国统区流行的法币。后来他们来到了安徽同河南的交界处界首县，因为走的是泥路，颠簸得厉害，我祖父母等年纪都大了，故一路上十分艰苦。为了同人力车夫搞好关系，我祖父还经常跟他们下象棋。他们的最后目的地是四川重庆，从界首到四川要经过河南、湖北省，其中许多地方被日伪军占据，这么多人和一大批行李，所以行程很艰难。
界首虽然是安徽西北部没有名气的一个小县城，但因为它是江浙一带人逃往重庆的必经之地，所以集中了许多上海和江浙过来的人，县城内所有的旅馆几乎全部爆满，我祖父他们一行人只能分几个旅馆住。离开上海时，我祖父特地从他的收藏中挑了一些最好的宋版书和宋元名画的手卷，装了一整箱，他叮嘱家人说，其他箱子可以丢掉，这个箱子无论如何要保护好，今后全家的生活全靠它了。正当他们在界首等待走的机会时，忽然有一天街上大放鞭炮，人们欢庆喜悦，原来是日本人投降了，八年抗战终于胜利。此时除廿二叔、十六叔和四伯伯要继续押运货物到重庆外，其余的人都乘车回上海了。
日本投降了，而围绕日军向谁投降问题国共两党斗争得非常激烈。当时京(南京)沪杭附近都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快速进驻上海接受日军投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国民党的军队还远在西南和四川等地。但是国民党决不甘心中国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上海这个极其重要的城市。早先投敌在汪伪政府里担任要职的周佛海，先前已经通过军统头子戴笠同蒋介石接上关系，因此在日本人投降前戴笠手下的特工设立的电台，就在周佛海外室所住的房子里。这是当年担任周佛海贴身秘书的孙曜东告诉我的。孙曜东曾经因受潘汉年案件牵连，被关在白茅岭劳改农场十余年，1975年特赦释放，有一次我去看他时他亲口跟我说的。正是因为有周佛海作内应，日本人投降后，周佛海手下的税警团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的军队，由此给中共早先决定占领上海的计划造成障碍。
此后国民党的军队陆续从大后方空运到上海，国民党汤恩伯的部队刚到上海时，老百姓都到马路上欢迎，但这个军队军纪很差，很快就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失去威信。
日本人投降后不久，美军开到了上海，大量美军的剩余物资充斥上海，上海许多地摊上都摆满了美国货。最常见的是食品罐头，有午餐肉、罐头牛肉、压缩饼干、白脱油等，在南京路边上的中央商场，这类东西特别多。当时美国的军用大衣质量很好，都是上好的毛料做的，成为上海一些高中生包括大学生的流行时尚。那些用化纤做的衣服很流行，特别是女士喜欢穿的“玻璃丝袜”，还有派克金笔、名牌手表等。
这段时期社会动荡，鱼龙混杂，在我的叔叔辈中也有品德极差的，我廿二叔就是典型。P13-15
这次承蒙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领导高看，受聘担任馆员口述自传撰稿人，有幸为刘耋龄先生口述自传撰稿，使自己不但在口述历史整理方面能有一次系统的实践，并在同刘老的交往中学到许多东西，真是得益匪浅。
有关口述历史记录整理，据我所知，美国和台湾做得时间较长，经验丰富，成果也多，已成为历史资料一个新的品种。大陆近年来有不少学术机构和单位也开始重视这方面工作，至今出版的成果也不少，像有关党史、革命史的口述回忆，有关改革开放实践的口述回忆，最近还看到有关“文革”前三线建设的口述回忆等，说明社会对这一留存历史记忆新方式的认同和重视。
我一直比较关注这种新记录方式的发展，也参加过几次实践。一次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口述史研究中心策划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做若干个有关人物的口述，结集出版，我有幸为其中两人做口述，一位是当年担任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的朱匡宇，谈他如何为深化改革，企业转制，挥泪砸纺锭，安置几十万下岗职工，包括极力促成一批纺织女工成为空嫂的故事；另一位是当年的知青，后来的著名作家叶辛，讲他当年从大城市上海到贵州深山农村插队落户，如何从知青生活中得到感悟，进行文学创作的经历。两位社会著名人士，生活和工作的经历跌宕起伏，他们的口述历史当然十分精彩，毫无疑问今后会成为正史的重要补充。另一次实践是经某出版社牵线，为一民营小企业家做口述。这位企业家是位女性，出身干部家庭，“文革”中经历了波折，后来经过奋斗，终于为自己开辟出一片天地。她喜欢文学，期望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包括历经苦难奋斗成功的故事告诉大家。她的经历显然是充满故事的，尽管她对往事的记忆并不是非常清晰，表述也不是很精练生动，但毕竟她的经历与众不同，反映了在社会急剧变化下一个曾经家境很好的知识青年的生活遭遇，写出来应该是很有价值，也很有可看性的。但是在做了几次访谈后，她中断了，也没有向我说明理由。我猜测阻碍她继续做下去的原因，是她不能忍受重揭心灵上的创伤，因为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她曾经全力支持他出国的丈夫抛弃了她，当她再次面临这段伤心的往事时，很难挣脱感情的锁链，最终她放弃了。对此我很理解，但也有点遗憾，没能完整地做完一个人的口述自传。没想到几年后，我的这个遗憾得到解决。
这几次做口述的实践，使我深切感到，要做好口述历史，访谈对象十分关键，也就是说，传主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传主的经历十分平淡，毫无曲折起伏，那他的口述必然也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难以感动人，更不要说能给人以启发。另外，访谈对象的记忆力、表述等等，也很重要，都会影响口述成果的质量，只有这些主要条件具备了，高质量的口述才有了基础。 这次为文史馆馆员做口述自传，传主是没有问题的，馆员本来多是社会某一领域的知名人士，再加馆方确定的先期做的人物，更是各界精英，每个人都有许多精彩的故事，所以决定了这些口述自传必定不同凡响。但是在实际做的过程中，还是会产生许多问题。我访谈的刘老，他自己的人生经历虽然有不少故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祖父、曾祖父，包括他的外曾祖父，他们的故事更精彩，而这些长辈，确实对刘老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今仍可在刘老身上见到他们的身影，为此，作为完整的自传，显然不能舍去这些长辈的故事。但是因为长辈的故事过于丰富，难以跟传主的生活经历糅合在一起，所以在一开始设计内容结构时，便将这些长辈的故事作为单独的组成部分，这同一般的人物口述自传体例，显然有点不太一样。还好，最后决策者拍板，打破常规，将这些内容作为附录，才使这些精彩而又有历史价值的内容得以保留。当然因此也有人质疑，口述自传怎么能有这么多篇幅的附录？
由此也对口述自传究竟应该有怎样的范式提出了问题。我个人虽然这方面的经验不多，但认为在当今算是口述历史实践的初级阶段，不妨允许有多一点的样形，多一点探索的空间，等若干年后，再来进行总结，归纳出几条范式，也不会太迟。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将近一年时间的口述访谈和交往，使我和刘耋龄先生成了忘年交。在他身上，我看到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国家做出了贡献，这些人是不应该被忘弃的。特殊的家庭背景，给刘老的成长带来深刻的影响，在刘老身上，承继了家族的优良传统：爱国忧民，酷爱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方面，《细说刘秉璋》的作者宋路霞女士曾这样评价刘老，说他是他们家族里的唯一，这有他收藏的许多门类中国古代艺术精品为证。几十年来，刘老收集这些藏品花了很大的心血，而且像他祖父一样，慷慨地将最好的藏品捐赠给他工作的学校上海第二业大学和上海市文史馆。他的这种精神，令我敬佩。
最后要说一下参与此项口述自传撰稿工作的我的两位助手刘岸冰和易海涛。刘岸冰是历史学硕士，经济史学博士，易海涛是历史学硕士，现在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两人的学术基础都很好，他们各分担了一半的访谈录音整理工作，帮了我的大忙，同时还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稿，在此应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希望，这次经历，会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和学术研究，有所帮助。
马长林
2015年9月23日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l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径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马长林撰稿的这本《刘耋龄口述历史(精)》由古玩鉴赏专家暨收藏名家、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副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刘耋龄先生畅述其人生历程。出身名门望族，亲历晚清重臣刘秉璋家族在时世变换间分崩解体、急速衰落的过程，以豪宅大院“五等公民”的视角，目击主人和仆人的故事，诸如沦陷时期叔伯们的逃难生涯，敲东家竹杠的汽车夫，出入舞厅的“阿飞”少爷，形形色色，令人感慨。披露其作为一代大收藏家的祖父刘晦之与容庚几十年情同手足的交往，以及由郭沫若向陈毅推荐进入上海市文史馆的经过。作为小校经阁嫡系传人，他娓娓而诉怎样独辟蹊径，从鸟食缸、象棋、砚滴等小品入手，最终成为拥有瓷器、漆器、朝珠、料器、家具、竹雕、鼻烟壶、景泰蓝等多个门类收藏名家的经历，并与读者分享“检漏”的喜悦，多具传奇色彩，读来饶有趣味。
马长林撰稿的这本《刘耋龄口述历史(精)》为上海文史研究馆策划的“口述历史丛书”中的一本，采取口述、整理的方式，展现个人的历史。古玩鉴赏专家暨收藏名家、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副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刘耋龄先生，深受曾祖父、祖父、外祖父的影响，通过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收藏史，展现了一个收藏大家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