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东征前夕
1064—1095 年
综述（1064—1095 年）
基督教纪元的第一个千年，西方世界的“末日情绪”达到了顶峰。不过，既然所谓的“末日”最后并未如期而至，那么社会也只能继续前进，东西方的秩序在不断的失衡中持续变化着。脱胎于法兰克帝国的法德两国在彼时的疆界已依稀可辨，尽管那时的德国更多只是个冠以“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称号的地理名词，而非实体民族；同时，东部的斯拉夫民族一刻也没有缓下对西部国度的入侵；来自北部的诺曼人占领了南意大利；而在海洋的那一边，穆斯林军队赶走了哥特人，侵占了半个西班牙，甚至连西西里也没能抵御住他们的进攻。欧洲文明最东部的拜占庭，在北非法蒂玛王朝（绿衣大食）及来自波斯的塞尔柱突厥侵扰下战栗不已。
可是，战争并未能阻挡商贸的活跃。不同国家的商业都市突破了人为的政治藩篱，联合接力，给欧陆的人们带来了远方的商品，并赚取了数不清的财富。在这样的背景下，贫者愈发沉沦，贵族富者则骄横到不可一世。贵族富者当中产生了自信的骑士阶层，他们用金钱换取铠甲和武器来加强自己，并按照上级领主的意愿，相互兵戎相见。
基督教陷入危机
当以国王、贵族为代表的世俗权力日益强大起来时，教会的地位却每况愈下。原本教会的策略始终是讨好国王和贵族，并在他们的冲突里扮演墙头草的角色，坐收其利——由此大部分教士富埒王侯。但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罗马帝国覆灭后唯一的幸存者——教会，却逐渐变成了腐败浪费的代名词，因而声名狼藉。从 11 世纪开始，越来越多真正虔诚的教徒发现，彼时的教会已经不能履行它的责任。神秘主义者开始揭示基督教的灵性力量，由此僧侣们重新将苦修和贫穷镌刻在了教义之上。甚至在勃艮第的克吕尼本笃修道院里，人们要求彻底改革罗马教会——因为教会职务已沦为集市上讨价还价的商品，教会政策只能对世俗权力阿谀逢迎，这样只会导致教会的最终失败。
王座与宗座之争
克吕尼的改革呼声振聋发聩，许多教会中人也拍手称赞。其中份量最重的人物名曰希尔德布兰德，他在 1073 年被教廷里的改革派拥戴为教皇，即格里高利七世。格里高利七世坚决走上与世俗力量代表——亨利四世抗争的道路。他在即位两年后就颁布敕令，取消所有世俗贵族干预教职任免的权力。非但如此，格里高利七世还认为：君权既来自于教皇封授，那么他就有权罢黜国王。这一构想让亨利四世首当其冲。由于亨利四世对教廷不顺从，格里高利七世将他逐出教会——世俗最高统治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亨利四世不甘如此，他也下达了最后通牒，若是革教令一年内未撤销的话，他就还置彼身，直接废黜教皇。而后，由于贵族借着革教令滋事叛乱，亨利四世只得亲自前往卡诺莎向教皇俯首臣服。不过，此刻即便格里高利七世愿意平息干戈，事态也非这两位始作俑者所能控制——德国的叛乱贵族趁机选出了一位新国王，将亨利四世拒之门外。勃然大怒的亨利四世也照葫芦画瓢，纠集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地区主教，选出了一位叫克雷芒三世的新教皇。1084 年，亨利四世进军罗马，驱逐了格里高利七世，将他认定的教皇人选克雷芒三世扶上圣座，并叫对方给自己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拜占廷——被钳住的帝国
罗马帝国解体后，拜占庭自认为是罗马的合法继承者，于是自称“东罗马”。但此刻“东罗马”面临着莫大的危险——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政教合一的力量，以令人惊惧的速度急速扩张。从中亚迁徙来的塞尔柱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显然也获得了此种特性的加持。他们在东方边境对老大拜占庭帝国构成巨大威胁，不断侵袭帝国境内。
此时的拜占庭经济颓败，政治混乱，无法抵挡入侵者。在 1071 年于安纳托利亚重镇曼齐克尔特爆发的战役中，拜占庭大军惨败于阿尔普·阿尔斯兰率领的突厥军队，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被俘，此战大大重创了拜占庭的士气民心。十年后，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在拜占庭帝国的内部争斗中获取最终胜利，加冕为罗马皇帝。但他纵有雄心，
也无法挽救现状：一方面，拜占庭兵源枯竭，科穆宁的军队只能靠缺乏忠诚和纪律的雇佣军勉强维系；另外一方面，诺曼人对亚得里亚海岸大肆入侵，也让帝国防务捉襟见肘。最终，无计可施的阿莱克修斯一世只能向西方拉丁教会求援。虽然西方拉丁教会早在 1054 年就与拜占庭控制下的东方教会决裂，但他们起码愿意抵御来自更遥远东方的异教徒。最早接到援助邀请的正是格里高利七世。当时这位教皇正陷于和亨利四世的权斗而无法自拔，所以援救拜占庭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P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