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乡村现代性”受到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新的冲击。亦夫的《吕镇》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故事的。这个故事既有对当下乡镇社会的真切把握，又有象征性和对于民俗和乡村生活样态的深入体察。

这部书可以说是关于当下中国乡镇社会的新的想象的结果。本书可以感受亦夫的想象力和中国乡镇社会的命运。

亦夫著的《吕镇》讲述：吕镇，一个前有忘忧河、后有石鹰山的偏远小镇。在灾难越来越临近的时候，一系列充满预言色彩的传奇故事，让吕镇诸如父子、夫妻、情人等一切传统人伦关系，都呈现出一种古怪和不可琢磨的神秘色彩。每一个突兀出现的事件，结局都走向了人们预料的反面……

正文

吕宝妮闻言，惊得膀胱一紧，憋了整夜的一泡尿差点失禁。她狐疑地打量着毛蜡，在确信他不是在装神弄鬼地给自己演戏之后，又惴惴不安地问：“不逢年不过节的，咋会平白无故梦到你爹？你爹的意思是说原因在我？”

毛蜡说：“我爹说原因在你就在你了？不下蛋错在母鸡，不生崽罪归女人，老人不懂科学，都是老封建，这你也用得着放在心上？”

洗漱完毕后，毛蜡下厨煎了油馍，煮了拌汤。夫妻俩坐在椿树下的石桌上吃饭。吕宝妮总是心有余悸地偷眼往树上看，以至于毛蜡几次问她话，她都因心不在焉而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

吃过早饭后，毛蜡带着一兜长刀短刀，去镇上一户办喜事的人家帮忙杀牛了。吕宝妮在家里糊了一艘纸船，从小卖铺里买了一叠冥币和蜡烛，径直去了忘忧河。

自从上周末发生多具死尸漂过河面的事件以来，在河岸观望的闲人比过去多了几倍。但似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尽管如此，忘忧河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了一条被污染的河流。过去在水边洗衣的主妇、戏水的孩子和垂钓的老人们，一个都看不见了。甚至往来两岸的渡轮和运货的木船，都比往日少了好几成。许多货物不再用木船运输，而是改用汽车，绕行上游十公里外的白马桥送到吕镇。

吕宝妮到渡口后，看看附近人多眼杂，便往西走了很长一段距离，在一处僻静无人的岸边停了下来。她将写着毛蜡爹名字的纸船取出来，将那叠冥币放进去，然后点燃几根蜡烛固定在船舱中。吕宝妮两手捧起纸船，双目微闭，嘴里念念有词地说道：“公爹啊，您怎么找到这边门上了？清明节我让毛蜡在十字路口给您烧纸，他八成是忘了。公爹啊，我今天多给您孝敬些钱，您在那边好好过，别再给您儿子嚼舌头了。能不能生娃，要不要生娃，都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事，那是命中注定的。您把心放宽展，别再操心这事了。再说了，明年就是壬辰年了，世界末日都要来了，地球一爆炸，没有一个人能活得成，儿孙满堂不也得断了香火吗？好我的公爹啊，就算媳妇我求您了。”说吧，她将纸船小心翼翼地放人了河水中。

吕宝妮看着纸船刚漂出一米来远，身后却传来一阵笑声：“什么世界末日快来了，你这不是糊弄鬼吗？”她转身看时，却是卫生院院长胡南风和一个年轻女子站在后面的河堤上。两人都穿着上班时的白大褂，那女子手里提着一个铝合金的方匣子。

吕宝妮有些尴尬地：“是胡大夫啊。我来给公爹放只阴船，嘴里胡说，让你看笑话了。”这么说着，再回头看时，那只纸船却被水浪打翻，早已经无踪无影了。

胡南风从河堤上下来，走到吕宝妮身边：“镇上到处疯传，说忘忧河被死人感染了，一沾水就生病。我们今天来取样水，回去一化验，是谣言还是事实，立马就一清二楚了。”

吕宝妮没心思扯闲篇，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传说的事多了，还有人传说吕镇已经有人患上了干尸病呢。”不料一听此话，胡南风却认真地说：“这件事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确有其事。是住在上街一个姓吕的中年男人。不过发现及时，加上我们大胆用了偏方，他昨天已经病愈出院了。”

这回吕宝妮眼睛瞪大了：“听说外镇人死得一拨接一拨的，连国家都想不出办法。咱小小一个吕镇卫生院，倒把天大一个难题给攻克了？那胡大夫你还不赶紧上报中央，这事要被认定下来，不光你胡大夫一人得道，名利双收，咱整个吕镇都要跟着鸡犬升天啊。”

胡南风摆了摆手：“偏方虽能治病，但毕竟不是国家认可的药品，出了差错谁能负责？再说了，这偏方原料奇缺，吕镇卫生院需要负责的，是咱们吕镇人。万一瘟疫爆发，存货都不一定够咱们自己用。当然了，地方保护主义确实狭隘，但我也只能这样了。对了，我只是随口和你一说，你可别四处传播啊。”

吕宝妮说：“别看我一个四处说媒的婆子，但绝对嘴严，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说罢，就上了河堤，打算按原定计划去焦大书的家里堵他。吕宝妮望了望宽阔而空无舟楫的河面，觉得自己刚才那只被水浪打翻的阴船八成到不了公爹的手里，心里难免又涌上一丝怅然。

从一条小巷一直往北，穿过下街到中街后再左拐，离西段尽头焦大书的家尚有二三里的路程。毒辣辣的太阳当街照着，晒得青石板街面快要冒烟了。大街上人车稀少，走得一身细汗的吕宝妮心里叹道：“嘴皮磨破腿跑断，说媒婆子要债汉！这他妈说得太是了。”

P014－015

序：《吕镇》的想象力

张颐武

亦夫从事写作多年，他早已形成了自己独到的风格。他多年的创作都是以神秘的传统社会在当下的命运为主题，将社会激变中的复杂性充分地加以展开，由此探究人性的深不可测的微妙和难解。亦夫在多元文化之中寻求一种“众声喧哗”式的对话。一种八十年代以来所构成的现代主义的文学表达和他对于本土乡镇的日常生活的深入把握所构成的内在张力，是亦夫写作中始终贯穿的线索。这些构成了他创作的独到特性。

这次亦夫的新作《吕镇》更是一部独特的小说，这里既保持着他一贯的汪洋恣肆的想象力和注重象征的风格，也保留了他对于独特民俗和历史的特殊兴趣。但这次他的眼光的聚焦之处，在于当下中国的剧烈变化对于乡镇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他的焦虑所在既在于这个乡镇社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性的冲击之后，又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新格局的深刻冲击。传统的内在秩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演变，已经构成了一种独到的“乡村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受到从晚清到民国的社会动荡和现代国家建构期不确定性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晚清到抗战时期乡村和现代性接触构成的变动，也有抗战过程中现代的国家意识真正深入到乡土社会构成的新的形态。一面是解体的动荡和冲击，一面是现代国家再结构的困难和内在焦虑。乡村一面是传统士绅试图维系其秩序的努力，一面是当时实际管理只到县一级、不断试图深入下去而不成的困扰。而这一切又被内忧外患中现代的革命动员所重组和涤荡。这些都是“乡村现代性”的历史背景。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强势的现代国家管理系统彻底地摧毁了原有的“乡绅”管理的旧有家族和社会等级的纽带。计划经济一面试图将农民和乡村纳入其管理，“生命政治”的关怀被数目的管理有序化。乡村社会的现代性的改造从未有过地深入和透彻。诸如《创业史》《艳阳天》这样的作品，虽然深深铭刻着时代历史的烙印，却仍然可以从中看出乡村社会在这样的新格局中被重组的深刻性。但同时，另一面是生产方式的传统性和农村工业化的滞后又带来了这一新秩序生成的难度。公社的理想的最终解体，其实正是这种“乡村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表征。社会体制和结构进行了现代工业化的重组，但农村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产能力不能支撑这一工业式的结构。广大的农业地域在剧烈工业化中成为落后的、困窘的地域，在“二元”的结构中难以得到更好的发展，“乡村现代性”其实难以得到充分的展开。一方面，乡村的现代追求是社会的强烈期待；但另一方面，重工业化的工业结构又不得不牺牲农业的利益。“乡村现代性”既保持了农村和农民传统的诚朴和单纯，又有强烈的现代的渴望。这些历史的状况都是长篇小说《吕镇》的社会背景。小说对此也做了鲜明生动的描述。  三十年来，“乡村现代性”受到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新的冲击。《吕镇》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故事的。这个故事既有对当下乡镇社会的真切把握，又有象征性和对于民俗和乡村生活样态的深入体察。亦夫既承袭了寻根文学对于乡村的象征性的表现，又有细致入微的缜密观察。这一方面是欲望由于新的社会结构而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是传统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同时，乡村现代性的破碎和支离被表现得格外清晰。故事的展开充满了丰富的张力和弹性，技巧娴熟，作者在现代主义的象征性的展开和写实的深描之间有很微妙的平衡。“乡村现代性”似乎在这个时代变得难以保持自身——原来未得到完成的又叠加上全球生产和消费对于内部架构的巨大冲击。这一切都形成了新的状态。这部小说对这一状态的把握生动具体，又具有象征性。它投射了历史，也关照了今天，形成了独到的表达。

这部书可以说是关于当下中国乡镇社会的新的想象的结果。这里欲望的冲击让旧结构和秩序瓦解，新秩序又难以结构。乡村被全球化的力量转变为劳动力供给之地且生产性减弱，农业被新的工业化扩张带来的内部的空洞化其实是新的全球化力量对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双重冲击的结果。亦夫的表现是非常有力的。他对于人性的洞悉和反思，对于乡镇社会结构的体察，对于象征和写实的运用，都有其独特的价值。

大家应该读这部书，感受亦夫的想象力和中国乡镇社会的命运。

后记：写作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亦夫

《吕镇》的写作时间只有两个月，但有了写它的念头，却是从完成上一部长篇小说《一树谎花》之后就开始的，真可谓历时弥长。在酝酿期，吕镇，这个融合了北方坚硬和南国柔软的小镇，在我的脑海中如同3D打印一样渐渐成型。那里用青石板铺成的几条主街、街道两侧高低错落的民宅、镇前忘忧河不息的波涛、镇后石鹰山高耸的峰峦，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的想象中。我甚至能看见一辆牛车在夕阳的镇街上缓缓驶过，能听见木质车轮在青石板上发出的嘎嗒声，能闻到新鲜牛粪混杂在小镇炊烟中那让人熟悉的生活的味道……之后，吕镇在我的写作中渐渐趋于完整，那里成了一处远比我亲身经历的所有小镇都熟悉和真实的所在。我熟悉它的一山一川、一草一木、一房一舍、一家一户、一老一少，一男一女，我熟悉它的历史和现状，熟悉那里的每一位人物、每一桩事件和每一个秘密……这是一种让我痴迷的心理体验，我甚至有时会恍惚觉得，吕镇并非一个只存在于文字之中的虚幻之地，而是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某个地方……

文字，能真实地创造出一个神奇的地方、一段传奇的历史和一种非凡的生活，这是写作所呈现的最大魅力，也是数十年来我执迷不悟地沉溺于此的最大原因。

在传统纸媒日趋衰微、年轻一代的阅读兴味今非昔比的当下，这种高度自我的写作，其实早已经变得处境尴尬：不说年轻编辑的择稿标准早已与之大相径庭，就算是偏爱“厚重感”和“严肃性”的老编辑，也因为此类图书印数无法为出版社创造效益而总是面露难色。即便勉强出版，最多也就区区万把册的印数，出版社和作者的收益都寥寥无几……对此有人大惑不解：在文学写作既不扬名又不得利的眼下，你何故一次次放弃远比写作实惠的职业选择，非要执着于此？更有某文学前辈出于安慰和鼓励，言我乃“浮躁时代人性写作的坚守者”，对我的“寂寞写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实这些不是曲解，就是谬赞。因为单从名利而言，这样看似固执和有些不合时宜的坚守，确实是件很不划算的事，但出于善意的友人们却忽略了我的收获，那就是写作过程所带给我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巨大的、独特的和令人沉醉的，也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代替的。在用文字构建而出的那一个个既虚幻又真实的社会里，我像一个法力无边的王者，既可以预见甚至操控整个世界的命运，又能够随意走进每一个人的内心；既可以评判是非，又可以分享秘密……这样绝对自由的神奇体验，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带给我的。

写作过程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快乐，让它几乎成为了我的生活方式。

我不是不理解有些文人内心的失落，但我觉得错并不在这个时代，而在于他们自身。在不远的过去，文学无疑曾经是一个可以无成本快速发迹的名利工具。有多少所谓的天才诗人、著名作家，只不过是在某本万众瞩目的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一组甚至是一首诗、一个中篇小说甚至是短篇小说。而如今，在同样的杂志上，即便全年每期头条都刊发你的作品，结局也注定是一文不名。在我看来，这并不是文学的式微，而只是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贫困的特殊时代，文学承担了太多其实并不属于它本身的功能，有关文学寥若晨星的那些人和事，自然就吸引了大众太多关注的目光。而在世界越来越趋同的当下，精神生活早已经几何级地变得丰富和多样，文学遭遇冷落就成为一种必然。有些人认为这是文学的悲哀，我却深不以为然。泛媒体时代让写作不再是一小撮人的专利，而成了大众皆可参与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少了功利的诱惑，文学或许才能变得更纯粹，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为读者所接受的作品，才有可能真正流传后世。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对时代充满失望感的文人作家，需要做的是自我调整心态，或为了名利远离纯文学写作，或为了追求创作所带来的精神愉悦而心无旁骛。一味地失落或抱怨，在这个越来越实用主义泛滥的时代，既于事无补，亦于己无益。

曾经有朋友问我，你并不是一个不在乎读者的反应的写作者，那为何不改变写作类型或风格，走市场路线，什么书畅销就写什么？我听后一声苦笑：这就像一个农民，市场上麦子卖不上价钱了，你让他改种玉米、土豆什么的，还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而非要叫他去改种水果或草药，即便他真的具备这种潜力，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做到的事。但朋友的诘问却也让我也有所反思：过于自我的写作本身也许并没有错，但如果只是沉溺于自己的快乐而忽视读者的阅读感受，确实有失公允。如果能新瓶装老酒，改变一种能为更多层面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文字呈现方式，也许既能坚持自己一贯追求的厚重感和严肃性，又会被更多的读者所接纳、所喜爱。其实从“原欲三部曲”的《土街》《媾疫》和《一树谎花》，到描写都市生活的《玄鸟》《迷失》和《城市尖叫》，我曾在文风和叙述方式上做过不少改变性的尝试，但至少今天看来，这种改变还是不够明显、不够彻底的。为了曾经赐给我厚爱的老读者，也为了日后将给予我关注的新读者，我都将在下一部、下下一部小说的创作中做出加倍的努力。

感谢写作，给了我这份独特的快乐。感谢读者，给了我让这份快乐一直持续下去的理由。

我曾经在一部小说的自序中说过，每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都是我在虚幻而又真实的奇异之境的一次孤旅。随着《吕镇》的出版，夹杂在忘忧河和石鹰山之间的那个让人恍惚的小镇，已经成为我曾经短暂停驻的一站，并将渐渐化为昔日记忆。而漫漫孤旅的下一站，在前方正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  2014年9月2日于北京芍药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