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编著的《大变局(对话中国热点问题)》是一部访谈类作品。访谈的对象有胡德平、周瑞金、江平、厉以宁、李稻葵等国内知名官员、学者、企业大佬、媒体人士、热点人物等。

全文采取访谈、对话的方式，就反腐、法治、公车改革、经济新常态、真假文化、雾霾与生活、地域差异与整合、变化中的互联网与未来生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是一本针对性很强的生活参考书。

旧秩序消融，新规则萌生，价值观重塑。大变局时代，更需要尊重多元、平等对话。越是需要攻坚克难的领域，越是需要一场“真心话大冒险”。让我们和新京报编著的《大变局(对话中国热点问题)》里这50余位活得开敞、真实、努力的朋友们一起围坐，试图用对谈廓清疑惑，寻求答案。

改革：难点、重点和突破点

 胡德平：贪腐高官与党是对抗性矛盾

 胡德平：特殊利益集团是改革最大阻力

 周瑞金：推进依法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

 傅高义：中国改革的成功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

反腐：把权力关进法治笼子

 江平：对于公权，“法无授权不可为”

 刘仁文：死刑改革步伐超出想象

 李永忠：制度反腐打苍蝇更要填粪坑

 杨维骏：应该让官员没有权力去腐败

 马怀德：清理反腐“法外之地”

司法：依法办案与依权办案

 陈光中﹠刘仕毕：司法改革方向有了但路要一步步走

 张飚：疑罪从无就是正义

 念斌：希望对枉法者追责

 汤计：有一种动力让我坚持到底

行政：反四风官不聊生？

 叶青：公车改革难点在地方

 马建华：既坐车又拿钱最可怕

 胡木英：革命后代要全力支持反腐

 陆群：不能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

经济：“新”在哪里，“常”在何处

 厉以宁：新常态意在结构合理化

 李稻葵：经济新常态不是经济减速

 黄益平：反腐可提升经济效率

 潘刚：国际化是中国乳企新常态

 刘永行：放开竞争，苦难行业也能淘金

 辜胜阻：中国第四次创业浪潮正在形成

文化：真文化与假文化

 冯骥才：文艺工作者不能陷在市场里

 麦家：媚俗是最可怕的敌人

 杜维明：儒学要开放、多元、自省

 宋立林：把儒学“请”回乡村

地域：“城市脖”与脸谱化

 高岩﹠杨开忠：不是迁都而是展都

 帕尔哈提﹠库尔班江：把“新疆”两字拿掉 我们是相同的

 廖信忠﹠蔡博艺：台湾“小确幸” 大陆很匆忙

生活：大雾霾与小小康

 侯琰霖﹠徐怀亮：我们不要戴口罩 也不要喊口号

 马克﹠林怀民：有一种力量叫物极必反

 曹德旺：别叫我首善

褚时健：我一辈子都要干事情

 蔡洪平中国需要更多的任正非和雷军

 张近东：不放弃过去，明天无法成功

 董明珠：不锻炼再打针吃药也难逃死亡

 郭列﹠林承仁：移动互联网创业：萌萌达与躲猫猫

 王跃春﹠陈菊红：新闻人，一切皆有可能

 赛先生﹠果壳网：“中庸文化”对科学界有害

贪腐高官与党是对抗性矛盾

——从耀邦同志论党内两种矛盾说起

大好形势下党内滋生的消极现象

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讲到：“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今天我国不管是肯定、拥护改革事业的人，还是否定、反对改革的人，都会对1978年改革的源头、改革初期取得的成就，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因为那时结束了动乱的“文革”；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平反昭雪了“文革”及“文革”以前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内和人民内部的冤假错案；为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大量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摘了帽子。那时的农村改革和初期的城市改革，号召人们不吃国家的大锅饭，不端政府的铁饭碗，打破平均主义，鼓励人们在传统的“一大二公”的体制外，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都是极得人心的开明创新之举。人们第一次感受到，在新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可以白谋生路，自己创业，并为祖国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1954年，刘少奇同志在解释我国第一部《宪法》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公民只要认识到，只要他没有做过违法的事，他就不用害怕夜晚有人来敲他的门，宪法就会保护他的安全和自由。但很怏《宪法》就失去了它的作用。1979年开始，我党把法律、法制建设提到全国人民的政治、社会生活之中，我国的社会秩序、治安迅速好转，人们有了更多的安全感。

耀邦同志当时作为党中央集体领导的一员，他当然会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事业欣欣向荣的发展深受鼓舞。但外人不知的一种惆怅、忧虑、担心却从他心中慢慢升起。1986年4月9日，他在“端正党风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的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耀邦同志在这次讲话中毫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他把这些消极现象说得很严重，又是在我国形势全面转好的情况下，他说的这些话，是否有些不合时宜昵?是否会得罪很多人，影响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呢?

那时他说的“关系学盛行”、“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我们今天也不陌生!我记得整党期间，我和父亲有次谈话。我说：现在改革的形势很好，但一些人不愿意改。改革方要说一万条理由才能允许改，反对改革方只要说一个“不”字，就不能改。但能否对整党中消极现象的处理也有节有度呢?未想到父亲大光其火，严厉训斥我：别人这么说，你也这么说!改革和整党有什么矛盾，怎么不能统一!他这样的态度，是我生平所未见。

1988年，他已从总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那年，我国物价飞涨，公款吃喝愈演愈烈，茅台酒价每瓶从35元飞涨到140元。父亲提倡的‘‘四菜一汤”的内部招待标准，早被某些生活“时尚”方式，在揶揄搞笑中取消了。为此，他在烟台根据李白的《月下独酌》即兴作诗一首：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暑期我带着两个孩子看他时，他拿出诗给我看，诗虽然写得通畅幽默，行云流水，我却怎么也笑不起来，因为他的诗还反映一种直抒胸臆的忧虑和愤懑。若干年后，我才慢慢醒悟过来，他在我党的一个特殊的年代，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不管是否扮演的是一幕悲剧角色，但他扮演得有始有终，心口如一，我认为值得!他的言行没有拟好的台词，没有固定的导演，不能算尽善尽美，却一直在尽量追逐着一个人民公仆的真善美。2010年11月20日，胡启立同志在纪念父亲诞辰会上回忆父亲对他的谈话：“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绝不可以鱼肉人民!”耀邦同志对党内两类矛盾的梳理

耀邦同志将当时党内的矛盾清晰梳理出两类：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他把党内的消极因素区分为这样两种，并提出了党内对抗性矛盾的看法。

耀邦同志是如何认识分析党内那时存在的各种矛盾呢?他清晰梳理出两类矛盾。他认为：“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第一类矛盾，他认为有其经常性，只要工作、做事，就会有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这类矛盾绝不会因为我党的方针、路线的正确，就消弭具体工作上的失误、失策，但相关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这就需要在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发表个人意见，批评任何人，同时也应允许工作上犯有错误的人改正错误，只要在工作中努力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允许保留意见。耀邦同志认为，这类矛盾在党内一般不具备对抗性。因为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而导致同志关系之间的裂隙、成见，一味上纲上线，必欲除之而后快，实在是一件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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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回顾总是不易，从过去的脚印中探寻出未来的方向更难。在过去的一年中，“改变”或许也是很多人最直观的感受。

很多人说，传统媒体的生存环境无可避免地恶化，但人们对“好媒体”的需求始终存在，提供有价值内容的目标从未改变。所以，好的更需要“改变”，我们适应“改变”，只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很多领域都是如此，旧秩序消融，新规则萌生，价值观重塑，分歧散布于族群之间、新旧之间、你我之间。对未来的忧虑，很多时候不是源于对目标的迷失，而是脚下的踌躇，行为边界的模糊。

大变局时代，人们更需要明确的基本底线和共同价值，而这一切的前提，则是尊重多元、平等对话。 越是需要攻坚克难的领域，越是需要一场“真心话大冒险”。我们是彼此的问题，我们也是彼此的答案。

我们选择了他们—一在“改变”中活得开敞、真实、努力的人们。我们一起围坐，试图用对谈廓清疑惑，寻求答案。

唯有一个不能保护的，就是权钱结合、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这部分人和国家、和党都是对抗性的矛盾。

——胡德平(中华工商联原党组书记，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

长远来看，新技术将使得限制民众获取信息变得越来越难，政府需要走在这种趋势前面，以避免成为公众批评的对象。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作者)

要避免形式主义的一些做法，(形式主义)并不能真正触及依法治国的关键。

——江平(著名法学家)

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

如果只谈文化产业，概念是成立的，但加上“化”就麻烦了……如果“化”的话，往往就把那些不能成为产业的文化，也变成产业了，说白了，就是拿文化赚钱……

——冯骥才(著名作家)

商人、学者、政府，都不能把儒学当成手段与工具，传承发展儒学，需要真诚与坚持。

——杜维明(著名儒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