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战后对犹太人和他们战时经历的态度是怎样的?
当然，这个大家是不一样的。首先，没有人想到我们会回来。当我们回来时，对人们来说是一个奇事。我们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说：“哦，你们回来了?谁会想到呢?”还说，“你父亲没回来真是可惜呀。”这是他们的反应。后来他们又说：“你们别以为我们很容易，我们也挨饿。”然后开始跟我们说他们的故事，而对我们来说那简直是滑稽可笑。他们的饥饿对我们来说什么也不是，他们所谓的困难也很可笑。
人们对它兴趣并不大。我们还委托了些东西给这些人。我们只能带上50公斤的行李，必须把剩下的东西留在公寓里，还要上交一张所留东西的清单。人们试图在他们熟悉的雅利安人那里藏一些东西——驱逐犹太人的运动叫做雅利安化，因为这里有“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我们是“非雅利安人”而他们是“雅利安人”——而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有些雅利安人的行为很恶劣。我们很幸运能够拿回我们的东西，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拿回来了：我记得有个女人说我们的一枚戒指在阁楼里滚掉了。还有，我母亲在离开之前用她的金表换了一块镀铬的表，这样她就被允许带着它了，尽管在最后还是不得不放弃。而那些人告诉我们：“你们要知道，那是战争时期，没什么可吃的，所以我们用它换了点猪油。”或者类似的说法。我们拿回了一点点，但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说，人们矢口否认，根本不归还他们的东西。
我想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犹太人的日子不好过吧?
是的。你可能在想斯兰斯基审判，那是一段很难过的时期。那时我正在上艺术学校。我原来的教授，费拉先生，教授纪念性绘画，我就学这个专业。很不幸，在我二年级的时候他去世了，于是校方把我们分到了其他的工作室。后来我就来到了安托宁·佩尔克的工作室，他教的是政治漫画。那里没有人强迫我做漫画，因为他们是从别的部门把我安插进来的，但是那里的学生所做的……真是可怕。那是反犹太人的，整个的审判都是反犹太人的，百分之九十被指控的人都是犹太人。每个人都要以这句话开始他们的认罪：“我，犹太人出身……”他们都这么说了。到底是什么事情使得他们……那真是一段恐怖的时期。
什么时候又重新燃起对您的故事的兴趣?也许在60年代?我在想如果还有大量的反“世界公民”的审判在进行，就没人会过多谈论战争，或者至少没人谈论犹太人的经历。这是一种矛盾，几乎……
后来到了1968年，但是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形势放松了一点。本来捷克斯洛伐克人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很好的。在以色列，他们至今还记得，那时捷克人帮助过他们；他们还在这里训练以色列人空军。关系如此之好，以至于当时他们为一个捷克艺术家颁发奖金，因为她在以色列度过了10个星期，那个人就是我。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我甚至改变了我整个的绘画风格——关于这点我们没有谈太多，但是你能在别的地方看到。我回来后，把带回来的绘画办了个展览，很成功。我还得到很多国外的举办展览的邀请——可是到了1968年的8月，大门砰然关上了。一切都停滞了20多年。
但是，在那段时期，您仍然待在这里，而很多犹太人移民到了不同的国家。
是的，很多回来的人，特别是能活下来的少数年轻人，战后就直接移民了。他们去了不同的地方：美国或者有亲戚的任何地方，他们的亲戚在迫害开始前及时地离开了。
P168-169
这是自《安妮日记》以来，有关大屠杀时期的最感人的记录。
——《每日电讯报》
令人震惊的是，赫尔加面对残忍和侮辱时所展现出的生命的柔韧、乐观和坚强。
——《出版人周刊》
一个人年纪越大越会回忆过去。我如今惊奇地发现我根本不曾远离过去。若干年后，当我仔细又恋恋不舍地从头至尾重读自己的日记时，读到很多地方还会激动不已。
我其实真的不知道怎样为我的日记写前言，还有我为什么要写它。我回忆的一切都发生在60年前。我把我的经历和想法记在我上学的笔记本里，后来记在一张张活页上。虽然我当时的文笔非常孩子气，语气拖沓稚嫩，但其内容是我们那一代人生活、成长和死亡的真实写照。经历的大部分我都记下来了，也有些忘记了，还有些事情有意不去再想而失真了。我喜欢事情保持整洁的状态而且不留尾巴，现在是时候把它们整理整理了。
多年以来我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而我不擅长整理纸张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些材料一团混乱。因此，我突然想起我的日记，它放在一个抽屉的最下面多年，我几乎都把它忘记了。那是一沓发黄的纸，用铅笔写的，有些地方已经模糊不清。我是个与时俱进的人，学会了用电脑，我把它们一页一页地输入电脑里并打印出来。
我会删除一些内容，长句变短句，省略从句，换上更合适、贴切的词。有人认为它需要专业人士的修改，但是我经历的一些修改案例并不成功。我把以前的经历写成了很多文章，也有广播节目和报告的形式。编辑的介入经常把文章的观点完全改变，甚至曲解或伪造历史事实。我很惧怕这种改变，故事的真实性和影响力将不复存在。希望这本日记的读者们能用宽容的心接受它的本来面目。
我的日记开始于1938年的布拉格，记录了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时的情况，主要记录了在保护国里反犹太人的指令和泰雷津营区人们的生活。在从泰雷津被驱赶到奥斯维辛之前(1944年卜10月)，我把日记交给了我叔叔约瑟夫·波尔卡，他把日记和那些画藏在一栋建筑的墙里并用砖块封住，才使它们得以保留至今。战后不久，我完成了在泰雷津的部分，并且记下了在其他集中营(奥斯维辛、弗莱贝格和毛特豪森)生活的一切经历，因为当时根本不容许有任何写作的机会。
那些事情填满了我的大脑，当我记下这些事情时，它们就好像滔滔江水般汩汩地流出我的记忆。我记在一张张活页上，甚至没标上页码。核对日期的工作并不由我去做一因为很多时候我没有记下时间——不管怎样，当时历史学家们也刚刚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工作。在我写完日记之后，学术出版物过了很久才出现。
当我准备把我的日记出版成书时，所有事情要按时间顺序排列对我来说确实不容易。如果我这点没做好，还请读者海涵。我不是历史学家，我的日记也不是一本学术著作。我的重点，也是对我最重要的事，是那些发生的经历，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要了解可靠事实可以通过学术文献。在历史教科书里学生们可以了解到在二战中有600万犹太人牺牲了。确切的数据在资料库都有记载和保存，你只要点击电脑，日期和数字都会出现。
然而，每一个数字都代表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故事。我的日记只是其中之一。
我以1945年5月返回布拉格来结束我的日记，并最后写下“到家了”。但是我却无家可归。我跟我的母亲无处可去，我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原来住的公寓也被别人占用了。我当时15岁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补上我失去的学业。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赫尔加·魏斯
布拉格，2012
1939年开始写《赫尔加日记/胜利译丛》时，赫尔加·魏斯9岁，与父母和住在布拉格的45000名犹太人一起，经历了纳粹的进攻和统治：父亲失去了工作，她无法再上学，全家人不得随意外出。随着转移的进行，她的朋友和亲人开始不断消失。
1941年，赫尔加和父母被送到了泰雷津集中营。被关押在那里的3年中，赫尔加记下了集中营的日常生活——恶劣的食宿、疾病和痛苦，也有友谊、创作和希望。1944年，他们被转移到奥斯维辛，父亲从此失去音讯，赫尔加和母亲奇迹般地幸存，回到了故乡。
赫尔加·魏斯编著的《赫尔加日记/胜利译丛》是一个被关入纳粹集中营的十一岁小姑娘的日记。记叙始于1939年的布拉格。1941-1944三年间，她被关在在捷克最大的集中营特雷津，并坚持写日记。1944年，她被转入奥斯维辛，只能将日记托与叔叔保管，并在活着离开奥斯维辛后凭借记忆补记了当时的经历。这本书通过小女孩的视角描写了二战，用真人真事和真实的情感，表现了战争对人的摧残和人性的坚韧与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