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堂课讲述26个关键字：这是透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26个关键字，是解开中华传统文化密码的26个关键字，是复兴当代中华文化精神的26个关键字。

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读懂26个字，也就找到了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

刘建华所著的这本《尼山书院的二十六堂国学课》表面上讲的是传统文化经典，但实际说的是当代社会常识。大道哲理，凡人琐事，明白了其中的原由，就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明白，就浑浑噩噩一生，不知所往，也不知所终。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些古老而又时尚的人生法则。

尼山书院，是孔子精神的象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圣地和中国精神的象征。《尼山书院的二十六堂国学课》作者刘建华潜心尼山，博览群书，皓首穷经，含英咀华，厚积薄发，从“十三经”元典中提取二十六个最重要的主题词，效法先哲，分二十六个专题解剖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基因。

本书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背景下，旨在帮助大众正确认识自己与传统文化内在关系的一部生动的启蒙读本。这二十六个主题词，无一不是每一个当代中国人都“与生俱来”的精神文化基因，都与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发生着深刻的联系。借助这本书，读者也许可以找到一条回归自己精神文化基因的光明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影响中国人一生的二十六堂国学课！

○一 [圣] 从司马迁的“黄帝”说起

○二 [宫] 从黄帝的“合宫”说起

○三 [堂] 从周公的“明堂”说起

○四 [梦] 从孔子的“周公梦”说起

○五 [源] 从曲阜的“鲁源”说起

○六 [成] 从孟子说孔子“集大成”说起

○七 [子] 从齐国稷下学宫的“诸子百家”说起

○八 [性] 从孟子的“修身养性”说起

○九 [经] 从儒学的“十三经”说起

一○ [国] 从《周礼》的“礼仪之邦”说起

一一 [礼] 从《礼记》的“礼辨异”说起

一二 [乐] 从《乐记》的“乐合同”说起

一三 [俗] 从《仪礼》的“移风易俗”说起

一四 [本] 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起

一五 [王] 从内圣外王的“素王”说起

一六 [祭] 从古代中国的“神谱”说起

一七 [敬] 从箴言“毋不敬”说起

一八 [孝] 从《孝经》“以孝为教”说起

一九 [养] 从庠序的“学养”说起

二○ [尊] 从“几杖”的“礼遇特权”说起

二一 [宴] 从学校的“养老礼”说起

二二 [冠] 从“成人礼”说起

二三 [田] 从“藉田礼”说起

二四 [菜] 从“释菜礼”说起

二五 [师] 从“孔子问官”说起

二六 [化] 从“邦教”说起

一、圣

——从司马迁的“黄帝”说起

上面第一个字，是小篆的“圣”，乍看上去一点也不神圣，只是一只大手或者一双有力的手，正在用力于土：或者挖土，或者抟土……

第二个字是“聖”的小篆写法，也很平凡：用耳朵听，用口说，就可以为王。看来古代的圣王，首先是一个能够身体力行的能工巧匠或者体力劳动者，同时又是一个善于倾听、善于与人沟通的智者。

第三个字是小篆的“黄”字，其义一说是田地之光，也就是大地的颜色。不过，这个字形从金文演变而来，金文的“黄”字是蝗虫的象形，蝗虫的腹背都有“王”字形的花纹。

小篆的“帝”字，其实很女性化，和之前的甲骨文、金文的“帝”字一样，象花蒂之形，由花的子房和花蕊构成，本义花蒂。

一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在《史记》中记载的五帝先圣，同“圣”和“聖”这两个字的字形所传达的含义一样，是体能和智能超群的半神半人。不过，仅有这些，还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圣人。在古代社会，真正的圣人，无一不是《孟子告子下》中所说的那种“天将降大任”的承命者,因此无一不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悲剧英雄。

孟子举例说：“舜发于畎（quǎn，田沟）亩之中，傅说（yuè）举于版筑之间，胶鬲（g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舜原来只是在历山耕田的农夫，因为孝顺和谦让的美德闻名乡里而被尧发现，尧将王位禅让给了他。傅说原先只是一个在傅岩这个地方夯土筑墙的奴隶，后来被商王武丁指认为“梦中圣人”，举为大宰相。殷商时期的胶鬲被周文王推荐给商纣王，此前他只是个卖鱼和盐的贩子，后来他又辅佐周武王。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因为意图射杀齐桓公而身陷牢狱，句中的“士”即指狱官。后经鲍叔牙力荐，他才得以被齐桓公释放而任用为上卿（丞相）。春秋时期楚国的孙叔敖，当年隐居躬耕于海边，被楚庄王用为令尹（国相）。春秋时的百里奚在被秦穆公拜为上大夫之前，还是奴隶之身，被秦穆公派人用五张黑公羊皮赎回，所以说“举于市（集市）”。

二

综观这些先圣先贤，他们共同的特质都是：身处卑微而志存高远，历经磨难而生于忧患。这或许才是圣人之所以是圣人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在《史记》中举的例子也一样：“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他说的是：从前周文王被囚在羑里（今河南汤阴一带），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于陈蔡，编写了《春秋》；屈原遭放逐，抒写成《离骚》；左丘失明，而撰《国语》；孙膑受膑刑，而著《孙膑兵法》；吕不韦流放在蜀地，编写出《吕氏春秋》；韩非囚禁在秦国，创作了《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也一样，大都是先贤先圣发愤而作的结果。这些人都是心有忧患而不见于明王，于是追思先世，寄托后人。

当司马迁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发愤著书”的道理之后，便以同样的原因和抱负，忍辱负重编写《史记》，主要内容是记述唐尧以来的历史，而止于汉武帝太始二年（又说元狩元年）帝获白麟。司马迁特别选择从黄帝开始写作《史记》，又特别与当年孔子作《春秋》的时候一样，绝笔于获麟，这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先圣黄帝和孔子的崇敬，也似乎以此喻志：他要成为同黄帝和孔子一样的圣人。

三

看来，无论是孟子还是司马迁，他们心目中的“圣”——无论是黄帝还是孔子，无论是从农夫到帝王，还是从奴隶到卿相——无一不是令人感动的悲剧英雄。但即便是这样“人味十足”的“悲情之圣”，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特别是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中，也有许多歧义。自以为圣的人，高深莫测；崇拜圣的人，深信不疑；喜欢圣的人，心生愉悦；反感圣的人，耿耿于怀。

但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圣的现象，无论人们是否相信圣迹，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圣人，甚至无论圣人是否名之以圣，孔子出生的尼山，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圣境，都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性文化存在，如同孔子一样，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诞生、成长、演化，屹立了2500多年，只要中国文化还在，就还将永久地屹立下去。

尼山圣境作为一个“喜马拉雅式的文化地标”，过去2500多年中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攀登者标记”。这些标记如同参天古木的年轮，或深或浅，或断或连，或圆或缺。21世纪也不例外，同样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标示这个时代对尼山圣境的解读，这个解读，就是“此尼山圣境”。显然，“此尼山圣境”非“彼尼山圣境”。作为文化记忆载体而“自然存在”的“彼尼山圣境”与“或然存在”的“此尼山圣境”，这二者虽然有着内在的历史文化“必然性”联系，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圣境。

P2-5

一

尼山，是孔子的出生地。我第一次拜访尼山，是在公元2009年的冬天，这一年是孔子诞辰2560年，我56岁。孔子当年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正在前后两次周游列国之间踌躇徘徊，居鲁还是去鲁？早已知天命的孔子，最终接受了自我流放的天命，从此开始了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几乎所有智者都不得不经历的颠沛流离……

这一年，我有幸接受无锡灵山吴国平先生的邀请，并通过他结识了山东省旅游局的于冲先生，一道谋划建设“尼山圣境”。他们交给我的工作任务是，为尼山圣境做一个经得起人们拷问的总体文化规划和一系列深度文化创意，我统称其为“文化设计”。这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难得的荣耀，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件悲苦的差事：上要对得起祖先，下要对得起后人，更要不辜负当代。这样的尴尬处境，颇有些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见中华书局1999年版《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以下凡出现《史记》书名，均指此版本，不再一一说明。的使命味道。我自知难以胜任，但我也知道，当下中国，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完美胜任，既然如此，就让我来背负起这次文化冒险的责任吧：做好了，是天道使然，做错了，是我的罪过。

二

这是我前所未有地用心面对孔子及两千多年以来的各种儒家学说，然而我的直觉提醒我，最好的面对就是不面对：暂时不问两千多年以来的各种儒家学说，甚至姑且不问当年的孔子是怎样生活的，我想，那是考古学家和考据学家们的工作，我只需要知道他们的权威学术成果就行。我最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接近孔子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内心深处，这个“同时代”，可能是孔子前后500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探究当年的“孔子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在追求着什么。要做到这一点，别无选择，只能沉下心来，艰难地，一遍又一遍地啃读那些有可能的确属于孔子及其时代的读本，我称之为“元典”。好在这些可以称之为元典的读本并不多，一部“十三经”，元典差不多就尽在其中了。

老实说，五年过去了，至今我都不敢说真正读懂了这些元典的字面含义，但我却朦朦胧胧地从这些元典的字里行间读出了某种全景式的画卷，而且随着我的阅读越来越深入，这幅画卷中的图像越来越清晰，以至于“仁、义、礼、智、信”这几个公认最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词，反倒是越来越模糊。它们似乎完全融入了这幅全景式画卷之中，融入到了画卷中的人物和生活场景里，难解难分。我所看到的这幅全景式画卷，可称之为“孔子式的理想社会”。

三

这幅“孔子式的理想社会”画卷，以“十三经”为主要载体，犹如一幅幅图景，又犹如一个个乐章，以不同方式生动地展现出来：在《春秋》中，以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记录陈述出来；在《诗》《书》《易》中，以某种隐喻和近乎预言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礼》《乐》及《孝经》中，以不厌其烦的规范细则罗列出来；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以毋庸置疑的箴言和不可抗拒的训诫传导出来。关于以上“十三经”中相关书名的说法，历代不同，但大同小异。可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十三经译注》之杨天宇撰《礼记译注·经解第二十六》。以下凡出现《礼记》书名，均指此版本，不再一一说明。

毋庸讳言，所有这些展现方式，都不是论证严谨的伦理学驳难，也不是政治哲学的逻辑推导，大都只是生活常识的白话表达。这很容易让人们得出“历史”的结论：这些图景就是真实的历史图景，就是孔子时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人们因此很容易将“十三经”更多的作为历史文献资料来考量，而不是将它们更多的看做是理想主义的“应该社会”的虚拟现实。

四

大学期间，我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却似懂非懂地热衷于西方古典美学；后来赶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我又囫囵吞枣地研修了一阵子中西比较文艺评论；再后来，为寻找全球化的普世价值，读了国际政治，而我真正关注的，却是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的文化哲学。或许正是这样跳来跳去的问学经历，给了我纵贯古今、横接中西的思想文化时空，使我得以在中国元典中，很容易就读出一个与西方元典中呈现的极其相似但又迥然不同的人类理想社会图景。所谓“极其相似”，是说中西元典，即便是那些偏于历史记录的元典，比如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的《希腊波斯战争史》，比如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战争历史的《春秋》，本质上都是对“应该社会”的理想追求，其内容所揭示的，更多的是理想化的“应然”社会图景，而非只是当时社会“已然”的真实画面。所谓“迥然不同”，是说中西元典呈现的理想社会图景，一如中国画与西方油画的差异，前者轻描淡写摹画胸臆，后者浓墨重彩直面人生，两者判然有别，却又殊途同归于理想社会。在这同样的理想社会图景中，总体比较而言，西方元典更注重国家，中国元典更注重天下；西方元典更注重政治，中国元典更注重社会；西方元典更注重战争技术，中国元典更注重祭祀鬼神；西方元典更注重制度构建，中国元典更注重礼仪教化；西方元典更注重经济富强，中国元典更注重丰衣足食；西方元典更注重逻辑论证，中国元典更注重诗意阐释。

将中西方元典看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进行“整体性阅读”，与此相应，将据说是孔子亲自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参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以及包含这最初“六经”的“十三经”，作为一个完整的中国式理想社会来看待、来感知、来触摸，这样的阅读体验，我称之为“世界语境的中国话语”，大大启发了我对建设尼山圣境终极意义的反省和认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或许可以用“世界的孔子、孔子的世界”这十个字，来表述尼山圣境所承担的人类理想主义文化历史使命。我们或许可以将“六经”及“十三经”的思想文化内容，统称为“孔子的世界”，而将理想主义者的孔子，看做是“世界的孔子”。这个所谓“世界的孔子”，也是指那些和孔子一样，矢志不渝追求大同世界、小康社会和大学之道的志士仁人。

五

时至今日，我们谁都无法按照历史的原貌复原一个历史的孔子，我们也无法按照历史的真实再现一个孔子所生活的古代社会，我们甚至无法在没有当代西方文明的参照下读懂2500多年前的孔子。尼山圣境唯一能做的，唯一需要做的，或许只是向全人类，向当今世界，向未来社会，尽可能地整体展示2500多年前，中国的孔子们，在他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部元典中，所“讲述”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为了中国人，而是为了立于天地之间的天下人，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天下，没有现在的地球这么大。几乎与孔子同时期的西方元典的作者们也一样，他们用逻辑“推导”出来的理想社会，也不只是为了古希腊人，而是为了一个大写的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任何自由的人。同样，西方古典哲人们想象中的人的世界，也没有现在人们知道的世界这么大。

我当然知道，我的这些对中国元典的理想主义实质的所谓“发现”，早就被古今中外无数有识之士揭示在先，都不过老生常谈而已。但我之所以仍然自以为是一大新的“发现”，只不过因为此前很少独立通读国学元典，而习惯了统编的节选教材，听惯了老师的白话讲解，看惯了改编的断章取义，用惯了摘取的只言片语，以至于很少知道并且很难相信，在孔子们留下的元典中，还有如此活色生香的理想世界及其社会图景，一如我们当下渴望并追求着的人类未来，同样美轮美奂，且更加令人憧憬和向往。再一推想，在当下中国，像我曾经那样对国学元典不屑一顾却热衷于国学新潮的“潮人”，恐怕是“潮人”中的绝大多数，像我曾经那样对国学的理想主义本质及其理想社会整体图景视而不见却津津乐道于国学精华的所谓“有识之士”，恐怕也不在少数。每每想到这些，就不禁为自己曾经以国学的名义招摇过市而汗颜，更是为国学元典被碎片化消解和实用主义注解的现象而惭愧得汗流浃背。这或许是我真正值得写这本书的重大“发现”之所在：推己及人，或许我跟我的很多同时代人一样，都因为很少独立通读国学元典而快乐地亵渎着国学？为此，我不禁要反身叩问自己：如果不是为了阅读未来，我们还需要国学元典做什么？如果不是为了追求理想，孔子们还需要编订“六经”或者“十三经”做什么？如果不是为了世界这个人类的共同家园，世界还需要了解中国的国学及其元典做什么？如果孔子们的思想目标，果真就只是一些励志修身的语录或者抚慰心灵的鸡汤，而不是为了未来、为了世界的理想社会的宏大构建，我们何须国学？

六

带着这样的文化反省，我的这本小书，用了二十六个篇章，将主要出自“十三经”元典中的理想社会图景，尽可能一幅幅完整地“描绘”出来，连接成一幅长卷般的连环画，或者说是一幅马赛克般的拼图，呈现给我们这个时代。

当然，“十三经”所蕴藏的中国式理想社会图卷，绝非只有这二十六幅。由于本书篇幅有限加上自己学力不深，我只是将其中一部分最基本的常识性的图卷挑选了出来，希望能够引起人们的兴趣，继而自己到“十三经”中去发现、去“观赏”更美、更鲜活的人类社会未来理想生活。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我计划在适当的时候，写一本我认为更重要的小书：《做一个有道义的人》。这是因为，在“十三经”中，我清晰地看见：人，作为一种道义性存在，是中国式理想社会的最突出特性。在孔子们眼中，人，如果失去了道义，就什么都不是了。

七

尼山，这片位于山东省曲阜市城区东南约25公里处的群山，如同孔子本人，其貌不扬。五座不大的石峰，点缀些许树木，枯疏而苍劲，远远看上去，如同中国文人书案上的笔架。最高处海拔不过340米的尼山群峰，却是大大小小五条河川的部分源头。这五山下的五水，继而汇聚成一股蜿蜒曲水，朝着曲阜孔庙的方向，自东向西，倒着流。

据说，公元前551年，孔子就诞生在尼山脚下这五川汇流的一座小村庄里，现在这座村庄叫做鲁源村。在离鲁源村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叫做颜母村的村庄，据说这里是孔子母亲颜氏的娘家。鲁源村与颜母村，两地相距大约五六公里，在它们中间，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滴水山洞。据说，当年颜氏因向尼山祷告求子才得以生孔子，可是孔子生下来的时候十分丑陋，其父亲大约是因为担心这样的后代无法继嗣宗庙，便要将他遗弃。无奈之下，孔子的母亲只好让尼山赐予的这个小生命回归尼山，将他放在了尼山山坡上的一块红草地上，让他听天由命。所幸的是，天不灭孔子，一只母老虎从尼山上下来，将襁褓中的小孔子从红草地上衔到了山脚下这个很小很小的滴水山洞里藏起来，并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这个庇护了孔子的滴水山洞，因通人性的母虎而得名坤灵洞，人称夫子洞。

尼山书院，就坐落在山坡上的红草地和山脚下的坤灵洞之间的一片高台地上。一条小小的山溪悄无声息地从书院门前淌过，如同一条生命的脐带，又如同一条飘逸的纽带，一头是山坡上的红草地，一头是山脚下的坤灵洞，人们称之为智源溪。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将这个孕毓并庇佑了孔子的地方，叫做智源溪，并在智源溪边，最早修建了后来被用作为尼山书院的第一个建筑，已经难以考证，人们似乎更愿意相信：尼山书院因孔子而在，与孔子同在；反之，因为尼山书院，这里才是孔子真正的所在。

其实，无论有怎样确凿的考证，无论有怎样被神化的传说，只要你来到尼山，站在尼山书院的山门前，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告诉自己：一个的的确确值得世人景仰的孔子，的的确确就诞生在这里，如同这条静静的智源溪，自然而来，自然而去，自然地流淌，因智慧而寂寞，因寂寞而从容……

是为序。

刘建华

公元2014年10月

于北京·华馨公寓/羊城·棕榈园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只有融入当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才是活的，才能永续。这本书用二十六个关键词串起了这条古今通幽的美妙路径。

——楼宇烈（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用简明晓畅的当今世界话语，讲述博大精深的中国思想文化元典，这是当代中国书院的一项基本使命，这本书做到了。

——龚鹏程（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国务院参事室国学中心顾问）

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基因。

——王鲁湘（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世纪大讲堂”“文化大观园”主持人）

这本书让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不只在修身养性，更在立命载道。

——周岭（红学家，著名文化学者，央视1987版《红楼梦》编剧，“百家讲坛”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