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匠、篾匠、豆腐匠、扎灯匠、木匠、剃头匠、修锅匠、雕匠、花匠、铁匠、杂匠、裁衣、教书匠、秤匠、织布匠。正在凋零的乡村，渐渐失传的手艺，可他们的命运传奇正一点点被遗忘。

《匠人》是《一个一个人》的作者申赋渔最新力作。它就是这样一幅失落的乡土中国缩影，一条流淌着近600年往事的时光之河。著名装帧设计师朱赢椿担纲整体设计。

《匠人》讲述了作者申赋渔的家乡——申村中一个个手工艺匠人及其家族的命运故事，有花匠、雕匠、铁匠、裁衣……从这些故事中，展现了一个几万人大村的乡土、生活变迁，追忆了作者失落的故乡。申村的兴亡衰落，既是时代变迁，也是人世间的因缘际遇，令人叹息，深觉悲凉。

瓦匠

篾匠

豆腐匠

扎灯匠

木匠

剃头匠

修锅匠

雕匠

花匠

铁匠

杂匠

裁衣

教书匠

秤匠

织布匠

结语

后记

豆腐匠是申村最要面子，最重礼仪的。我在餐桌上的第一个隆重的礼节，便是由他所教。

那时我才6岁，村里有人过大寿，照规矩，每家去一个人吃饭。当天吃三顿，第二天还有早饭和午饭。总共要吃五顿。其中一顿让我一个人去了。大概是大人有事，忙不过来。和我坐在一起的就是豆腐匠。

大人们吃饭很麻烦，敬来敬去，一顿饭要吃半天。我吃得快，吃完了，把筷子朝桌上一放，抬腿就往门外钻。我要去玩。

豆腐匠喊住我：“大鱼儿，回来，不要跑。”

“怎么啦？”看豆腐匠一脸严肃，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讪讪地又坐回座位。

“吃好饭，不能把筷子一扔。要这样，两根筷子并拢，两只手托住，方头的朝外，对着人，从我开始，转一圈。

转的时候要说，慢用，慢用。转好了，筷子要横放在碗上，不能竖放。表明你吃好了，在等别人。大人没走，你不能走。

大人站起来走了，你再把筷子拿下来，放在桌上。这是规矩。规矩不懂，是不能上桌子的。”

听豆腐匠这么说，满桌子的人都在点头：小孩子从小就得上规矩，这是礼教。懂礼教，才算成人。看大家都这么郑重其事，我吓得立时就把筷子捡起来，横放在碗上，然后好好坐着，听他们说我听不懂的话，直到席散。也是从这之后，我发现豆腐匠是个严肃方正之人，从来都是不苟言笑。别的村子里卖豆腐的我也见过，老远就在喊：“豆腐噢——”他从来不喊。他就慢悠悠地骑辆28式的“永久”自行车，后座两边各挂一只大木桶。

骑一会儿，他把自行车的铃铛响两下。响铃也是不急不忙的。不过人们一听到这铃声，就知道是豆腐匠来了。

我经常到豆腐匠家里去。他的儿子桶头是我的好朋友。只是因为怕豆腐匠凶我，不敢进他的家门，只在远处拿两块石头敲几声。桶头听到声响，就会溜出来。

大概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桶头曾经打死过一条长蛇，白色的。听说蛇肉好吃，没吃过。两个人就把蛇拎到野地里，捡来树枝，生了火，用木棍挑着烤。树枝没干透，烟大，引来了猪舍上的饲养员篾匠。篾匠一看，大惊失色，把蛇抢过来扔在边上，几脚踩熄了我们好不容易生起的火堆，一阵咆哮。我和桶头跑掉了。而我的父亲和桶头的父亲——那位刻板的豆腐匠，竟然专程来看我们留下的现场。豆腐匠说：“我家桶头是个惹祸精。肯定是他起的头。”父亲说：“你不要替大鱼儿遮掩，我还不知道他。哪件坏事没他的份儿？三天不打，上房揭瓦。”两个人，争相指责自己的儿子，表明他们不是护短的人。只有这样，才有面子。有面子，在人面前才能抬得起头来。结果是，我们各挨一顿暴打。  因为吃蛇的事，大人们对我俩有个说法，叫“没魂的憃头”，意思类似“胆大的蠢货”。豆腐匠交代桶头：不许再跟大鱼儿那个憃头玩。的确，吃蛇这件事我是主谋，桶头只是给我打下手。

如此这般种种原因吧，我不太喜欢这个板正的豆腐匠。不喜欢也没用，到过年的时候，还得去请他帮忙。

不只是我家请他，村子里家家都要请他。大年三十，桌上要摆三样菜。我从小过年都是这样。

一盘青菜豆腐，一盘大肉骨头，一盘鱼。鱼是不能吃的，做做样子，表示“年年有余”，动也不能动，吃过饭就要收起来，等年初二，有亲戚来拜年，才拿出来吃。肉骨头一人一大块。吃完了，不能露出馋样。本来就是先挑了大的给我们孩子的，如果眼睛再盯着看，母亲、父亲甚至爷爷就会推让出自己的一块，那样就不好了。

这三样菜里，唯有豆腐可以尽管吃。吃完还有。豆腐是自家做的，做得多，一做就是一大桶。先一天，就要用水桶泡好黄豆。要等桶头来喊：“大鱼儿，到你家了。”

母亲便和我抬了一木桶泡好的黄豆往他家去。豆腐匠家有两间房都放着做豆腐的家伙。

先是磨豆浆。一瓢一瓢地把豆子灌到磨眼里。我和妈妈拿根木杠子推磨。“慢点，慢点，不要跑那么快。有得你跑呢。”豆腐匠松开磨子顶上皮囊的口子，一边让水往下滴，一边朝我喊。

推完磨，我已经累得不能动了，下面是豆腐匠的活儿。两根木棍，平平地摆成十字形，用铁环穿着，吊在屋梁上。一匹四方的厚纱布，四角绑在两根木棍的四端，做成一个兜子。豆浆就倒在这兜子里。豆腐匠操纵着两根木棍，扭来扭去，白色的豆浆先是快，后是慢，流到下面的陶缸之中。最后留在兜里的就是豆渣。圆圆的，一整块。

这豆渣不能扔，留下来，放上盐煮一煮，可以当喝粥时的咸食。

缸里的豆浆，要舀到大锅里去。一般来说，一家也就是一锅，那可是一只真正的大锅。烧豆浆的柴火要从自己家里带，掌火的是豆腐匠的老婆。等豆浆烧好了，又要放到一个大缸里，由豆腐匠点卤。

点卤是最重要的。这一锅的豆腐好不好，就全看这一环了。豆腐匠左手拿瓢，里面盛着卤水，右手拿一支长柄的木勺，一边搅着豆浆，一边滴卤水。搅动有快有慢，慢慢地，缸里的豆浆凝固了，成了豆花，并且能看到黄黄的清水了。

“好啦！”豆腐匠喊。

豆浆缸的旁边是一张四方的台子，台子四周有边沿。最里面的边子上开了一个木槽，斜着下去，对着一只木桶。

妈妈和豆腐匠的老婆扯着一块极大的粗纱布，平平地放在这台子上，一人一只角，抓在手上不放。豆腐匠一勺一勺把豆花舀到这纱布上，等全部舀上去了，把纱布的四角拎起来，打个结，做成一个包袱。再在上面盖一只既厚且重的木盖。木盖上面再放上石头。石头放好了，你就不要理它了。这时候，就听到水从那木槽里往水桶里淌的声音。水是黄的。要等这水完全不淌了，才算好。

……

P30－33

长江流到苏北高港的时候，拐了一个大弯。从这个弯向东伸出一条小河，沿河长着一排很老的银杏树。银杏树领着人们向东20多公里，便到了长着更多银杏树的申村。人们称我们这里为银杏之乡。

600年之前，一位名叫申良三的，从苏州阊门来到这里，看中了这块沙土洼地，就此落脚。到了1970年，良三公的第十七代子孙，也就是我诞生时，申村已是有着好几万人的大村。谁也没想到，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注定要看着这个村子衰亡。

2001年，离家十多年的我，回到申村，第一次看到一座大门紧锁的颓圮的屋子。这是纸扎匠的家。他的坟就在屋后，院子的门被一把锈锁锁着，青瓦的屋顶上长满了杂草。此后，每隔几年，都会看到一座被抛弃的，正在荒废着的老屋。

多年在外，对他乡的熟悉胜过故乡的我，忽然感到彻骨的悲凉。我所熟悉的一代人，一个个凋零。这个村庄，很快就将不复存在了。儿时乱跑的旷野，一半已经砌了厂房。当新城镇的钢筋水泥延伸到这里，过去的一切，那个存在了600多年的申村，可能就像不复存在的海市蜃楼吧。

在申村的时候，那些不复存在的匠人们的脸，一次次地出现，一次次地把我拉回到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年代。

这些匠人们，都是我所熟悉的。都曾是日日相见。每一个人都知根知底。他们来了，又走了。什么痕迹都没留下。他们原先是从古至今，代代延续的一环。这个环，到今天，就断了。他们不在了，我的故乡也就真正没有了。我将真正成为流浪在城市里的孤儿。

据说，一个人失明的时间长了，就会忘记他所见过的一切。写下他们，是怕有一天，我会完全忘掉故乡的样子。

好像这一年总在下雨，从江南到江北。我已经好久没有回申村了。朱赢椿说要去看看，他正在给我设计《匠人》。从南京到申村将近250公里，开车要3个小时。去申村的这天，下着雨，有阵子很大，雨刮器疯一样地转，视线依然被模糊了。就在这大雨包围着的小小的空间里，我给朱赢椿说着申村600年的往事。

到家的时候，雨却停了。我带着他去村子里转。在东汕河边，遇到了铁匠的儿子红荣，红荣已810多岁，正在地里耕田。朱赢椿对他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两人相谈甚欢，红荣甚至邀请他到河边的家里小坐。

离红荣家不远，是织布匠徒弟的家。这徒弟也已经老了，刚去世。织布机竟然被家人劈了当柴烧了。

朱赢椿到织布匠家转了一圈，一无所获，转身去我的伯母家。伯母看到我们来，高兴地迎出来，不知道该如何招待，忙忙地，要去洗锅烧饭。我几乎每次回来，都看到她在灶台旁忙来忙去。我的伯父不在了，伯父就是我书里说的“杂匠”。事实上，活着的时候，有点，嗯，游手好闲。死了，就埋在他家屋子的旁边。时时都能看到。朱赢椿对申村的这种葬俗很不理解。他问我，你们不怕吗？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想过。因为几乎每家屋子的旁边，都有＿两座坟茔。对于申村人，人鬼的距离不大，是混处的。从伯母家出来，朱赢椿就拍到了土地公公、土地娘娘，还有土地公公助手的照片。这三尊神像，都是雕匠雕的。其中缠绵悱恻的故事，写在《雕匠》里面。神也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之后，我们又去了申村的祠堂、我的已经颓圮的小学，还有不远处的教堂。

书里所有申村的照片，都是这一天朱赢椿拍摄的。还有每篇文章前面的那些匠人们用过的工具，也是从申村一件件找过来，实地拍摄的。这个工作一直做到天黑。朱赢椿一边拍摄，一边跟我快活地说笑。

我们当晚就返回了南京。朱赢椿说他在申村有种苍凉的感觉。我有的，却是一种浓浓的失落感。原先那么多美好的东西，都不在了。

封面是一张木刻。我并不知道朱赢椿会做成什么样的封面。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贵阳一个叫文斗的苗寨里写一部音乐剧。等我回到南京，去随园书坊——朱赢椿的工作室，发现他的工作台上放着一块木板，旁边是一堆小花卷般的木花，他雕刻时留下的。木板上雕着两个字“匠人”，就是我们现在封面的样子。朱赢椿把油墨细细地涂在木板上，然后慢慢印在一张宣纸的上面。夜里11点了，外面依然下着雨。宣纸放在桌旁边干着，我们喝着茶。“木刻很有意思呢。”朱赢椿说。朱赢椿拿出两个布包，展开来，里面是一只只小小的小口袋，口袋里插着各式的笔和各式的刀。“倒有点像老中医的针灸。”我说。“像杀猪匠。”他说。我们大笑着。

原本以为书就这个样子了，谁想到，接下来，才是大费周折。

朱赢椿说电脑打出来的字不好，没有人的气息。要写。每个匠人的名字，都要写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当他开始为我这本书工作的时候，总是下雨。随园书坊是最好的听雨的地方，让你觉得，在这里只应蹉跎时光，而不该做任何事。

朱赢椿拿了一把窄窄的刷子，写了“木匠”二字。我立即想到他所说的“人民的字”。五六年前，我每次和他外出，都看到他拿相机拍店招、手写广告和墙上的标语什么的。他的文件夹里有太多这样的东西。

他一口气写了“木匠”“瓦匠”“铁匠”等十几个名字，一张张挂在墙壁上。

“像不像？”

“不像你写的，像店铺门口的招牌。像没练过书法的人写的。”

“这就对了。这是人民的字。”

这个下雨的下午，我们就对着这些名字喝茶、发呆。

又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不过已经是秋天了。整个夏天和秋天都在下雨，随园书坊落满了落叶。雨打在枫杨树上，打在屋顶的青瓦上，一声一声，一阵一阵。

我说又下雨了。

朱赢椿笑起来：“又可以干活了。”

我说：“不是都好了吗？”

他一张张从墙上扯下他所写的“人民的字”，说：“我天天看，时间看长了，就觉得不行。印成书，要耐得住看。这要重写。”

“会很好玩！”他安慰我。他是怕我过意不去。

他准备了很多很奇怪的工具。

“剃头匠”是用刀片写的。“铁匠”是用一支没把的圆头毛刷子写的。“织布匠”是用一把小油漆刷子蘸了水写的。“瓦匠”是用一片窄窄硬硬的薄纸写的。还有塑料、铁皮、树枝，等等，几乎每个名字都用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手段写出来。

现在，就是你看到这个样子的字了。

既是人民的字，又是艺术的通感。看到这个字，即使你不认识，你也能猜出他是做什么的匠人。

到天黑了，雨又大起来，所有的字都写好了，接着就是扫描、打印。手写的字好了，打印在边上的是两行说明文字。“你看，放在一起，这电脑的机械、呆的气息就看出来了。”

像变魔术般，他又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一张细砂纸：“你喝茶，我打一打。”他兴致勃勃地用砂纸打磨起这边上小小的电脑字。一边打，一边跟我扯着闲话。

所有无趣、困难：艰苦的事，他都能把它转化成好玩。好玩是点石成金的那支笔。成不成金，对他来说也不重要。他享受这个过程。  书的设计已经完全完成了，跟出版社也谈妥了出版时间。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去随园书坊了。朱赢椿又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坐坐。这是个阳光很好的晴天。进了篱笆的院门，我走到内院木门的外面，还没有敲门，就听到里面“啪啪”的，扔东西的声音。门一开，看到朱赢椿把为我封面做的那个木刻的板子，扔在地上。他歪着头，看了一会儿，又捡起来，装着随意的样子，朝阳光底下扔过去。“啪”的一声，落在刚刚飘下的几片杨树叶子的旁边。他看了一会儿，捡起来，就蹲在院子里，拿刀重又在这木板上刻起来。

“封面不是好了吗？怎么还要刻？”

“不好。这木板不应该印到纸上，那样立体感、纵深感就没了，要直接扫描出来。”

于是把木板直接放到扫描仪里扫描。扫描了，打印出来看，再刻，再扫。

另一种感觉的封面出现了。

“匠人”两个字是黑的，字的背后是明亮的，像是透出了的阳光。而这阳光的下面，是一条伸向远方的路，又像是一条闪着波光的河，一条流动的河、时光的河。

封面好了，我们又重做一本样书。书不能只放在电脑里，要打出来，做成真正的书。有时要做很多本。他刚出版的《虫子旁》，就做了19次样书。《匠人》的书脊是裸露的，上面没有字，像账本。书的三条边都是毛边，糙糙的，像是小时候，母亲拿各种废纸，用针线缝起来，给我们做的厚厚的草稿本。

朱赢椿看了半天，摇摇头：“调子不对。”

他抓起一支毛笔，蘸了墨，在书的四个边上乱涂一气。涂好了，扔到了太阳底下。“晒一会儿，我们先喝茶。”

这一喝茶，天已擦黑。朱赢椿到院子里把书捡回来，用大拇指一划，让书页飞快地翻过：“怎么样？”

“像是从着火的锅灶里抢出来的。”

他哈哈笑起来：“那就算成功了。”

于是，书就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整个设计这本书的过程，不像是在完成一件工作，而像在进行一趟冒险的旅行，时时都有意外。

“书放在这里，可是里面有一种张力，它吸引着你走入其中。朱赢椿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带着一种期待，在旁边看着你能不能发现他隐藏其中的秘密，并随时准备发出一种密谋者的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