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编年史。全书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计16朝、1362年的历史。书中生动地叙述了帝王将相们的治国为政之道、待人处世之理,及其生死悲欢之态,深入地探讨了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政权的盛衰之由。司马光修撰《通鉴》,目的明确,即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就决定了此书在选材上更着重于政治史,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记载得详尽深入。而这些内容正是微经典编委会编写的此书的精华所在,充分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
《资治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及文字剪裁润色等方面,都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一向为史学界所推崇。它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全书语言简明扼要、生动流畅,艺术手法匠心独运,观察视角敏锐深刻,不仅形象地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而且成功地塑造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微经典编委会编写的本书精选原著各卷中最具史学和文学艺术价值的历史片段,以胡克家本为基础,参考其他文献进行了整理,不仅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原文的讹误、缺漏等现象的出现,而且也十分注意提升译文的准确性和生动性,使得全书既具有学术的可靠性,又兼具文学作品的可读性。
周纪
三家分晋
原文
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 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译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 诸侯国君。
当初,晋卿智宣子准备将智瑶立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胜过别人的有五项,他不及别人的只有一项。鬓发美丽、身材高大是长处,射箭驾车力量充足是长处,技艺全面精通是长处,能写善辩是长处, 刚强果敢是长处;但是他待人非常不仁爱。如果他以自己的五项长处欺压别人而又以不仁爱之心行事,那么有谁能 够宽容待他?若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氏宗族必定灭亡。”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之言。智果就在掌管氏姓的太史处另立了族姓,叫做辅氏。
晋卿赵简子的儿子,长子名叫赵伯鲁,幼子名叫赵无恤。赵简子准备确定继承人,不知立哪个儿子为好,便把训诫的言辞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说:“认真记住这些诫辞!”三年后,赵简子询问两个儿子,赵伯鲁不能说出竹简上的诫辞;要他交出自己的竹简,却已经丢失了。赵简子询问赵无恤,赵无恤背诵竹简上的诫辞很熟练;要他交出自己的竹简,他从衣袖中拿出来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赵无恤非常贤能,就立他为继承人。
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请示道:“是像抽取茧丝一样不尽不止地搜刮百姓的财富呢?还是像修筑堡垒作为屏障一样让人民生活日益丰厚呢?”赵简子说:“像修筑堡垒作为屏障那样。”尹铎便减少了晋阳的居民户数,以减少税收额度。赵简子对赵无恤说:“一旦晋国有危难,你不要轻视尹铎,不要认为晋阳遥远,一定要把晋阳当做归宿。”
等到智宣子去世后,智襄子智瑶掌管晋国政事,与晋卿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智伯戏弄了韩康子而且侮辱了其家臣段规。智伯的家臣智国听说这件事后,劝谏道:“您不防备灾难,灾难必定会到来!”智伯说:“灾难将由我降下。我不降下灾难,谁敢兴风作浪!”智国回答道:“不是这样的。《夏书》上有这样的话:‘一个人屡犯错误,积下的仇怨难道会显露在明处吗,应该在它没有显露时就谋划对策。’君子能勤于处理小事,所以不会出现大的灾祸。如今您在一次宴会上就羞辱了别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又不做防备,说‘不敢兴风作浪’,这恐怕是不行的!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别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呢!”智伯没有听从智国之言。P1-3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书中以战国至五代期间的史事为发展脉络,生动地叙述了帝王将相们的治国为政之道、待人处世之理,及其生死悲欢之态,深入地探讨了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政权的盛衰之由。
《通鉴》在收集史料、考订事实、编排年月及文字剪裁润色等方面,都代表了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一向为史学界所推崇。
当然,《通鉴》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受限于时代和阶级,司马光对于所有变革均持保守态度,比如他把历代农民起义称为“贼”或“寇”。《通鉴》在体例上也有失当之处,比如它坚持采用一个年号,而其他年号一概不提,这样,在同时出现几个王朝时,在时间记载上就会给读者造成不便。
北宋哲宗元韦占元年(公元1086年)十月,《资治通鉴》出版,在当时及后世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宋时已经有人为《通鉴》作注,尤以宋末元初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最为出色。而清朝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注本,是史学界通行善本。本书精选原著各卷中最具史学和文学艺术价值的历史片段,以胡克家本为基础,参考其他文献进行了整理,不仅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原文的讹误、缺漏等现象的出现,而且也十分注意提升译文的准确性和生动性,使得全书既具有学术的可靠性,又兼具文学作品的可读性。当然,不妥和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