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执拗，胡适的情义，王赓的大度，翁瑞午的纨绔，潘赞化的伟岸，郁达夫的痴情，金岳霖的豁达，吴宓的乱情，陈寅恪的相守相依，蒋百里的将军风范，戴望舒的一厢情愿，顾维钧的老谋深算……在杨萍编著的《人生这场盛宴(十八位民国大男人的爱恋往事)》中一一尽现。此外，书中配有大量图片，其中部分选自民国著名的画报《良友》，与流畅而又深刻的文字，相得益彰。

民国是一种情感，民国是一种气概。如胡适，如鲁迅，如陈寅恪，如金岳霖，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他们的学问造诣不同，但他们有同一种情感，有同一种气概。杨萍编著的《人生这场盛宴(十八位民国大男人的爱恋往事)》选取民国十八位男子，讲述他们过往的爱恋往事，品味当年明月下的情感之酒。于你于我，看到他们，也看到自己。此外，书中配有大量图片，其中部分选自民国著名的画报《良友》，与流畅而又深刻的文字，相得益彰。

那些跌宕的民国情事 （代序）

鲁迅：他的十三年，她的一辈子

陈西滢：傲慢与理智背后有深情

胡适：我始终在你的半径里

张学良：平生无憾事，唯一好女人

王赓：不愿被提起，不应被忘记

翁瑞午：第三种爱情

潘赞化：我希望你是一个自由的人

郁达夫：映霞，映霞，我……

陈寅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吴宓：娶了谁都不会幸福蒋百里：我憎恨你的国家，可是我深爱你

金岳霖：人生不止林徽因

徐悲鸿：遇见豆蔻年华的她们

戴望舒：以死相抵的爱，终究是靠不住的

叶浅予：四任妻子，三任是名女人

沈从文：另有两段情

张灵甫：我是你一生的沧海

顾维钧：人生这场盛宴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盛宴（代后记）

3

1923年10月，鲁迅应许寿裳的邀请，站在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讲台。

作为老师的鲁迅偶尔会在课堂上讲讲笑话，但旋即又会板起面孔，恢复严肃的常态。同学们非常喜欢他讲授的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却因敬畏而止于亲近。

有一个女学生例外，她每每都坐第一排，有任何问题都积极提问，毫不掩饰自己的热情。鲁迅很欣赏这个聪慧、直爽的女学生，认为她有思想、有见地，他记住了她的名字，许广平。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约有74万民众前往致祭。女师大很多学生也想参加，却遭到校长杨荫榆的阻拦。这终于成为女师大“驱杨运动”的导火索。后来许广平等六人被校方开除，在开除令里，作为学潮骨干的许广平被斥为“害群之马”。

许广平非常苦闷，她想到了鲁迅，虽然感觉冒失却还是鼓足勇气给他写了一封信。“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头排坐位，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罢，所以向先生陈诉……先生，你也垂怜、注意想及有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么？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又写道：“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

令许广平意外又惊喜的是，3月13日一早她收到了鲁迅的复信。展开信笺，“广平兄”三字赫然在目。鲁迅的信写得很长，谈了学风，谈了女师大校中的事，又着重谈他的处世方法。关于“加糖”的问题，鲁迅也写到了：“……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

鲁迅显然读懂了许广平更深一层的含义：她分明在示好。但是他却“不敢”——对待女性，他一向不是主动的人。

许广平回信给鲁迅：“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啊，套用时下的说法，这段话，许广平颇有“女汉子”风范。

在许广平之前，鲁迅对社会政治事件并不感兴趣。二十年代初他在北京，虽然在几个学校教书，但是他当时还是政府官员，作为教育部的检事，他的月俸300大洋，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2000元。他对学校里的各种运动不关心，更不会参与；他也不是积极、冲动的人。但这一次，他却愤而起身站出来，第一次参与到社会政治事件中。不能不说，是许广平给了他鼓励，又或者，爱情，已经悄悄在他心里萌动，他想受她的牵引，为她做点什么。

1925年5月27日，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7名教授在《京报》联名发表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运动，最终以6月杨荫榆辞掉校长一职宣告成功。

４

鲁迅和许广平开始了频繁的通信。从“收许广平信”，后来渐渐变成“收广平信”，再后来则成了“得害马（鲁对许的专用昵称）书”，鲁迅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旧历正月二十二日，夜为害马剪去鬃毛。”真是难得，一本正经的鲁迅，也开始了暧昧。

在这段关系中，许广平显得大胆而激烈。“爱情的滋生，是漠漠混混、不知不觉的，我跟鲁迅之间也是不晓得怎么一来彼此爱上了。”女学生爱上自己的老师，到今天都常有。何况作为作家的鲁迅，身上的光环更为耀眼，许广平自己也无法分清，爱上鲁迅，是男女之情多一点，还是更多的是对这个男人的仰慕。

1925年10月，她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公开表白，“不慑于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卫道士的猛烈袭击，一心一意向着爱的方向奔驰”。又在《风子是我的爱》中高呼爱的誓言：“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这样明确而炽热的爱，鲁迅是欢喜的，但是他又犹疑，称：“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怕辱没了对手”。并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回答道：“神未必这样想！”

男女间最美好的情愫就在这种暧昧、犹疑、不确定间，欲拒还迎，欲罢不能，鲁迅似乎也非常享用与许广平的这段时光。

1925年10月20日晚，在北京西三条寓所。鲁迅坐在靠桌的藤椅上，许广平靠在鲁迅的床头。二十七岁的许广平握住鲁迅的手，鲁迅回报她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然后对她说：“你战胜了！”两人热烈拥吻。第二天，鲁迅写出了此生唯一一篇婚恋题材小说《伤逝》。

1926年8月26日，鲁迅告别了生活了十四年的北京，与许广平携手南下。他此行的目的，是应林语堂的邀请，赴厦门大学人文科教授。许广平则是回广东家乡教书。他与许广平商议好，各自在社会中历练两年，积攒些积蓄，就结婚。

但是这个约定对相爱的人来说似乎成了一种煎熬。许广平在去广州的船上就给鲁迅写信道：“临行之预约时间，我或者不能守住，要反抗的。”而鲁迅刚到厦门，行李一放马上就写回信“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合同的年限早满”。许广平的回信：“My dear teacher！？你为什么希望‘合同年限早满’呢？你是因为觉得诸多不惯，又不懂话，起居饮食不便么？如果对身体的确不好，甚至有妨健康，则还不如辞去的好。然而，你不是要‘去作工’么？你这样不安，怎么可以安心作工？！你有更好的方法解决没有？或者于衣食，抄写有需我帮忙的地方，也不妨通知，从长讨论。”P5-8

那些跌宕的民国情事(代序)

1

作为生命场，动荡而散漫的民国属于“大时代”：一是体量和容积大，像个大客栈，虽简易粗陋，但它能收留各种精神、主义、信仰、叛逆事物和流浪人生的投宿，这与主人的胸怀和开业理想——制度容积有关，也与乱世机遇有关，威权殆，则江湖盛；二是自由度和活跃度高，它刚捣毁一个大东西——几千年帝制和规仪，而新秩序未夯实，盲区和空当多，天然机会大，仿佛一张白纸，它鼓励涂鸦，任各种笔墨恣肆飞舞，它激活生命能量，从生理到精神，都怂恿实验和出位。

整体上，民国人物身上有着一种江湖气质和刺客精神，其灵魂里有一股酒意，自由与反抗，乃其主旨。尤其对腹有诗华的年轻男女来说，有两件事最让生命沸腾，甘愿为之煎熬、憔悴和献身。此两件事，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恋爱。其实，也是同一件事，恋爱也是革命，革命也是恋爱，双方的要义和内在的“质”都是自由，都是冒险与极致，都是浪漫与迷狂，都是让生命血脉贲张、汗流浃背的活儿。

看看他们的举止吧——

1924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上海《民国日报》同时刊出了三则启事：“沈剑龙与杨之华解除婚姻关系”“瞿秋白与杨之华确立恋爱关系’，“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关系”。同日，瞿杨婚礼举行，另外一位男主角亲临祝贺。

这样的复杂关系和昭告方式，惊世骇俗。

他们要的就是惊世骇俗，不仅于风花雪月，于社会事业亦如此。他们都是时髦的革命派，是红色舞蹈家，是乌托邦信徒。他们的理想，坚定而自负，疾厉而绝对。

时间追溯至数月前——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美女兼才女的杨之华，与自己的老师瞿秋白互生爱慕，瞿老师刚刚丧偶，杨同学已作人妻人母，夫君沈剑龙乃浙江名绅沈玄庐之子。暑期，之华回萧山老家，秋白如影相随。是日，剑龙受邀来谈判。谁知，这对逻辑上的情敌，竟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而后，三人又移师沈家，诗酒酣畅，通宵长叙。终于，一款最新潮的“铁三角”铸成，便有了《民国日报》上的那一幕。

秋白的篆刻功夫了得，甚至临刑前也有敌营中人慕名求章。婚后，他对她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永不分离。”

九十年后，这场恋爱被拍成了一部唯美的偶像派电影：《秋之白华》。其中，男女主角被饰演得像舞场上的一对蝶伴，凌波微步，如梦如幻。爱情是酒，革命也是酒，都让人沉醉、晕眩、神情迷离……

是啊，革命，没伴侣怎么行呢？没有桃花何来春意？荆棘丛中，若无蜂蝶，沿途必然荒凉枯寂，磕绊出的一定是粗砺硬伤，难看极了。那样的路，无人愿走。

在郑超麟老人的回忆录里，我们可以领略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彭述之、罗亦农、诸有伦、李一纯、王若飞、颜昌颐、高君宇等政治青年的恋爱史，其炽热一点不亚于徐志摩、戴望舒、郁达夫、张爱玲、石评梅等文艺纯情派，那些眼花缭乱的情蕾绽放、枝蔓缠绕的人物关系，堪称瑰丽和绚烂。这一点，多少出乎意料，我们习惯了他们雕塑般的庄严，早早认同了其事业和享乐无关。事实上，他们一点没忽略自己的性别，在血与火的间隙，他们和她们捉对嬉戏，一点没委屈自己的激情。他们有着完整的灵与肉，对二者的消费需求，同样旺盛。

革命和恋爱，这两样东西，确能拿来当饭吃、当命抵的，既安之若素、又轰轰烈烈，既是生命能量的相互转化，也是彼此的成全和抚慰。

当然，这都是苦差事。

他们恋得脸色苍白、遍体鳞伤，就像刚从战场撤下的士兵。爱情需要牺牲，正如革命需要牺牲。他们爱着爱着就病倒了，就被捕了，往往头一天还在热恋，第二天就上了刑场，变成了坟头。

贫苦子弟闹革命，是简陋意义上的造反，是为了吃饭和活命，是纯物理的，其投奔的也是革命实体，即政治书上的“土地革命”。知识青年则不然，他们是“苏菲娅”和“娜拉”的中国拥趸，他们扑向的是人生意义的革命，是精神和艺术向度的革命，乃那种叫“小布尔乔亚”或“罗曼蒂克”的物质分泌使然。

回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处处是“娜拉”们的身影，是“恋爱加革命”的青春模型，那些着火的情欲，像中了魔的飞蛾，四下突围，而撞上的多是“革命”：逃婚会撞上革命，私奔会撞上革命，失恋会撞上革命，苦恼、抑郁、孤独、叛逆、女权——最终多会被革命揽入怀中……你很难说清，是革命抵达爱情？还是爱情暗通革命？恋上一个人、恋上一种主义，献身一个人、献身一种主义，其情形、原理和轨迹皆酷似，皆需同样气质和基因的人去轰轰烈烈地完成。

……

但他成全了自己的女人，和所有人的尊严。

这位武人，内心是个绅士，是个君子。

他爱一个女人，却送别了她。和张幼仪一样，他的举动，部分抵御了世人对肇事者的不良评价，给对方的浪漫增添了正当性与合法性。

他是一个浪漫故事的最大养护者。遗憾的是，它始终被说成别人的浪漫故事。

记忆，竟如此浮躁、势利。

再如陈西滢，这位大学者给后人印象不佳，是因被鲁迅那支笔狠狠骂过，而事端是他受不了心上人被对方奚落。他爱的人，也是当时人见人爱的人——才女凌叔华。  没错，因为爱，所以包容。陈西滢并不懦弱，否则，即不会有和鲁迅那场交恶。

这也是个大男人。

和陆小曼一样，凌叔华也遇上了生命好搭档。

以上诸公，虽外表文武，但内里相似，都是心地特别厚实的男人，身上都有一股定力和静气，都受过良好教育，克制、内敛、理性、自律、温谦……兼备中国传统的君子基因和西方的绅士气度——中西合璧，这也是民国特有的生命类型。在一个故事中，他们选择了割让和牺牲，从而把冲突降到了最小，他们用自己的优点弥补了对方的弱点，他们成全了别人，也完善了自己。同时，也保佑了这个故事在形象上的美感。

纵观民国知识分子的情爱生活，其主流和时尚是浪漫、放纵的，是激烈、喧哗和斑斓的，这与大时代释放的生命活力有关。尽管如此，它仍需要一种“镇定”来平衡，需要一种“庄重”和“老派”来辅佐，俨然压舱底的那块石头，使之不致在风浪中翻覆或太颠簸……正因有此，民国那些才子佳人的狂欢，才有了足够的诗意和暖色，才有了被审美的底气和依据。借今话说，才有了“正能量”。

民国之阔大，是由“容”和“量”决定的。

民国之活力，是由多元的人和人生成就的。

无论如何，他们都要感谢那个时代，感谢他们一起导演的那个时代。

离开了此地，那些浪漫、才情、狂想、欲望，不成活。

王开岭

2015年5月3日，北京。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盛宴(代后记)

我对于人的“情感状态”有浓郁的兴趣，我认为人性中最动人的就是情感的真实流露，我也相信情感是流动的，会事过境迁，会随风而逝，无关对错，只是“此一时彼一时”。

我一直对民国那段历史、人文很感兴趣。在阅读中，我发现作家们对那个时代的女性有更多的关注，比如林徽因、陆小曼、冰心、萧红等都有不同题材和不同文字呈现，但是对她们背后男人的情感却少有笔墨。其实，从某些角度来看，她们身后的男人们更有意思、更多看点。比如，陆小曼除了徐志摩，还有王赓，即使不涉及陆小曼，王赓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是丰富多彩的。他十六岁就毕业于清华，后赴美留学，又转到西点军校，与艾森豪威尔同学，回国后前途无量。这样一个男人，傲气和骨气并存。他深爱陆小曼，在得知她背叛了自己投身徐志摩后，作为军人的王赓，没有拔枪射向情敌而是大度地退出婚姻并给予祝福，这是时下很多男子无法想象和做到的。徐志摩死后，一直照顾陆小曼的则是另一个男人翁瑞午，他是陪伴陆小曼人生岁月最长的男人，一个“多金”且默默付出的男人。潘玉良背后的男人潘赞化，时任安徽芜湖海关监督，如何就会娶一个妓女为妻?潘玉良当时并无才情，更没有貌美如花。实际上潘赞化对潘玉良的出手相助，并非很多作品中宣扬的“一见如故”，而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如果说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女人，那么对于这些民国红颜来说，每个女子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多个卓越的男人在为她们支撑和付出，也可以说他们与她们之间互相的支撑和付出，才造就了彼此的传奇。

陈寅恪、陈西滢、金岳霖、胡适……个个学富五车、阅历过人。他们的生命饱满、热烈、纯粹，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和胸襟，对社会、民族、历史，对自我生命、对学术以及对情感都终生保持着“赤子”状态。沈从文的妻妹在他的墓碑上题字“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句话也恰能形容他们那一代人的风骨和风范。能有机会写下他们的故事，进入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去观赏，领略他们精彩的内心风景，对我而言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当然，在写作的这九个月间，我也经历了很多迂回、曲折的痛苦历程：开始不了、写不下去、修改、怎么修改，反反复复。写作如同人生，快乐是自己的，悲伤亦是自己的……

我与王开岭先生素昧平生，只在几年前我编辑的杂志中刊登他的文章时与他用电子邮件交流过几次，从未谋过面。这次请他为我写序，他在工作特别繁忙的情况下坚持通读完我的书稿后，并写完8000多字的序，我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感谢张斌先生为本书付出的精力和热情；感谢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历史远比小说好看”，促使我开始阅读以前不曾涉及的书籍，从而有了全新的成长空间和体验；感谢我的家人，永远支持我、鼓励我，给我足够的包容和爱，我才得以能一直做我最喜欢的事。

最后，我想说我要感谢那些铭心的瞬间：写完陈寅恪我伏案长叹，写完张灵甫我掩面而泣，写完鲁迅我好久无法从内心的沉重中走出……最后一个人物我写的是顾维钧，完稿是在2014年年初的一个深夜，我在电脑上敲完最后一个字，外面正下着雪，我听到路上有路人踏雪步行的声音，从远处走近又远去；我给顾维钧这篇文章加上了题目——《人生这场盛宴》。

每个人的人生都恰似一场盛宴，我的，还有你的。

杨萍

2014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