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纪路演：拍卖帝国战略转移

“如果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是中国人的世纪……把你手里的美元全部抛空，全部换成人民币吧！”

——吉姆·罗杰斯（国际著名投资家）

审判苏富比

2001年12月20日，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法院。

上午9时，一辆黑色“路虎”轿车停靠门前。一位白发凌乱的老人由人搀扶着走出车门，步履蹒跚地走向审判大厅。在不到20米长的道路上，拥挤着几十名记者，各种摄影器材的灯光一齐向可怜的老人倾泻过去。他看上去神情沮丧，面容憔悴，举止麻木，根本听不清记者们徒劳的大声问话。

审判大厅更是座无虚席，除开美国本地多家媒体以外，欧洲的一些主流媒体也纷纷赶到，就连纽约的各界名流，也未放过观看这一历史性审判的机会。主演影片《异形》的当红女明星西格尼·韦弗最先入场，她全神贯注地坐在旁听席首排中央的位置上。据知情者透露：她此举是为了在好莱坞即将拍摄的一部以此案为蓝本的电影中扮演一位涉案女士的角色做体验。

开庭了。全世界的法官开场语式几乎全都一样：“姓名——”

被告席上的老人稍稍提振了一下精神，勉强站起来：“阿尔弗雷德·陶布曼。”庭下一阵骚动……真是他！全球拍卖帝国的教父、世界头号拍卖航母的舰长——苏富比拍卖行董事会主席阿尔弗雷德·陶布曼！

正是这个传奇的美国人，1983年在全世界最大、最古老的拍卖航母苏富比因陷入财经危机即将沉没英吉利海峡之际，成功地将其收入囊中，接着又以一连串的精彩拍事力挽狂澜，使苏富比安全渡过难关、重振声威，他自己也由一名默默无闻的美国地产商当之无愧地登基世界顶级拍卖帝国的天皇宝座。

是他，在世界经济萧条、艺术品投资热度减退之时，首次天才地、创造性地将先进的卫星通讯技术运用到隔洋竞拍，将现场、电话、网络投标完美无缺地结合在一起，并于1987年4月2日在日内瓦湖畔举办的温莎公爵夫人珠宝拍卖会上，创下数亿美金高额利润的奇迹，使苏富比的股价随之暴涨85％，向世人宣告了一个没落王国的东山再起。

还是他，在此后短短的两三年之内，将40％的西方油画塞进暴富的日本商人手里，让他们争先恐后地吞下了400多亿美元的艺术炸弹，引爆了日本的经济泡沫。尽管此举使得数百家投资西方油画的日本企业破产，几十位企业主不堪重债而跳海自杀，但却给苏富比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地位。

此刻，阿尔弗雷德·陶布曼——这位昔日的王者，戴着助听器，眼神暗淡，木讷地斜靠在被告席上，己全然失去了往日运筹帷幄、目空一切的霸主风范，他必须依靠两名律师的搀扶才能站起来回答法官的提问。

法官：“陶布曼先生，请问从1994年到1997年，你与佳士得董事局主席安东尼·坦南特先生一共见过几次面？”

陶布曼：“大概有十几次吧……”

法官：“你们是在什么地方见面？”

陶布曼：“一般都是在伦敦我的公寓里，我们一边共进早餐，一边谈论一些令我们头痛但又不得不谈的话题！”

法官：“请详细说明你们谈话的具体内容！”

陶布曼：“我想……我们的谈话，大多数都应当与怎样改善我们两家的关系，或者怎样提振我们的士气有关……”

法官：“据司法部调查，有人举证你们在每一次会面后都会有新的价格阴谋！”

陶布曼：“那是我的下属邪恶的阴谋，他们想把自己干过的事都推给上司，以保全自己避免受到法律制裁！”

法官：“陶布曼先生，你对下属的辱骂，是对自己所犯罪行毫无忏悔和悔改之意的表现……陪审团从你呈交的日记中发现，3年来，你们所有会面的记录都被标记上‘绝密’的字样，其内容几乎全部都牵涉到怎样通过非法合谋来提高拍卖佣金，并且明确指示这些不正当的策略，通过两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来具体执行。你对此是否认可？”

陶布曼无言以对，不得不垂下孤傲的脑袋……

引起各国媒体共同关注的是：本案件的另一被告——佳士得拍卖行董事会主席安东尼·坦南特先生没有来到审判现场。自从两公司垄断案开始调查以来，安东尼·坦南特先生一直采取不合作态度，声称自己没有参与过任何垄断拍卖佣金的活动，而且作为一名英国公民，他也不在美国法庭司法审判权限范围之内，多次拒绝出庭接受审判。可是，美国人没有因为当事人是“伦敦户口”而对他和佳士得拍卖行善罢甘休。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事先，美国司法部门采取了非常手段，以答应免予起诉作为交换条件，买通了佳士得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托弗·戴维奇“反水”，让他辞去在佳士得公司担任的CEO职务。1999年的圣诞节前夜，戴维奇在获得800万美元的安置费后，随即发表声明，愿意担当指证苏富比和佳士得合谋垄断拍卖佣金价格的污点证人，承认这一场违反美国反垄断法的行为，最早由佳士得方面向苏富比提议。

P23-25

一个日本记者的“佳士得恐惧症”

时间：2008年5月。

地点：北京橘子酒店。

受访人：内森（日本记者）。

采访人：本书作者。

芸芸众生，多半都是以契合自己内心的方式在不可动摇的现实模式中去记忆历史。

“在日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记得住英国的第一任首相是谁，甚至就连在二战中声名显赫叱咤风云的战神、英国第62任首相丘吉尔，也早已被天天更新的流行歌手不加掩饰的无技巧口水淹没得无影无踪。但是，若提起诞生于英国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任期内的苏富比和稍微年轻一些的佳士得这两家拍卖行，人们却仿佛是一手抱着一个芳艳不老的魔鬼佳人，永远能够津津乐道。那是因为，它们在短短的两三年之内，让日本人争先恐后地吞下了数百亿美元的艺术炸弹，将日本当时的泡沫经济推向了美丽的爆点——”

尽管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内森同行跟我说这话时似乎仍旧余怒未消，特别是只要提起佳士得，他声音就走调，几个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像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听松本大夫告诉我，内森的家族也是那场西方油画风暴中的受害者，他父亲因为无法偿还金山一样的债务而自杀，他们家族因此而蒙受了多年的羞辱。

“我小的时候，父亲经营一家渔业公司，虽说家境算不上大富大贵，却也过得十分殷实，除了本业收入之外，在北海道还有几处房产。”像很多日本同行一样，内森记者有着刚毅、务实的风格，讲起话来一钉一铆，全然没有咱们中国同行惯用的“语言造势”。

“1988年，当时日本的房屋价格一路疯长，我父亲变卖了几处房产，用那些钱去炒股，接着又在股市上挣了一大笔钱。那个时候我还在念大学，印象中家里的钱突然一下子多得花不完，父亲为我和两个弟弟都买了轿车，又帮我们在东京重置了娶老婆用的洋楼。

“1989年年底，日经指数从6000多点扶摇直上，创下了38975点的历史高点，上涨94％。狭小的日本国土似乎已经难以承受突然膨胀的资本积累，一些富得发狂的日本人开始把目光转向艺术品投资。恰巧那时候欧洲开始面临高度繁荣后的严重经济下滑，原来一直以伦敦为艺术品交易中心的佳士得、苏富比两大拍卖巨头，看到了日本新富们急切寻找投资入口的渴望和欧洲旧贵族们羞于启齿的经济窘境，他们一面劝诫那些节衣缩食维持社交场面的贵族们打开壁橱，取出自家收藏的艺术品交拍卖公司拍卖，体面地兑换现金；一面通过夸张的广告、豪华的预展，向日本暴发户们炫耀欧洲艺术家的绝世文化魅力和节节攀升的黄金含量。

“由此，腰缠万贯的日本人被牢牢地绑上了欧洲拍卖帝国的战车。那时候，日本各大银行争先恐后地降低门槛，为一些艺术品投资者大开贷款之门。报纸、电视天天都在大讲艺术品投资的巨额利润回报，一幅画一年之内价格翻上几十倍的神话像瘟疫一样迅速进入了每一个日本家庭。梵·高、毕加索、雷纳阿、塞尚、基弗……这些早年大部分日本人听都没听过的名字，一夜之间仿佛成了公众的财神，连三岁孩子都知道。我所在的大学里，就有一些油画爱好者，临摹那些人的画拿到附近中小学去卖，骗那些小弟弟、小妹妹的钱。

“我做过调查，从1987年到1990年间，日本人一共从西方进口了138亿美元的艺术品，一举占领了30％的世界艺术品市场。我父亲就是那个时候陷入了‘油画投资门’，3年时间，他除去投入自己的所有可动资金外，还总共向银行贷了300亿日元，全部用于去伦敦佳士得购买西方现代派油画。

“有人说佳士得、苏富比在拍卖艺术品的同时，也把自己打造成了行为艺术家，这话一点都不算夸张，1987年3月30日，就是佳士得行为艺术的一次绝妙表演。那一天，是印象派大师梵·高诞辰134周年纪念日，伦敦佳士得拍卖行在这个充满了悲情和激情的时刻，不失时机地将这位荷兰绘画大师的油画代表作《向日葵》推上拍卖场。其实，这一次拍卖的一幅《向日葵》只是凡·高多幅同题材作品中的一幅，原为英国著名私人收藏家、采矿工程师出身的矿业家贝迪爵士和夫人伊迪丝所有，据说，他们是1934年在巴黎‘以几张歌剧票的价格’买进这幅画的，他们去世后，由贝迪爵士的遗嘱执行人交给佳士得拍卖行拍卖。”

内森记者告诉我，亲身参加过那一次伦敦拍卖会的父亲曾经激动地向家人描述：“那是一次魔鬼旋风式的交易，近60亿日元的买卖，前后仅仅用了才4分钟时间！”关于现场的详情，内森同行过后给我寄来了一份摘自当年《泰晤士报》的新闻报道：

……拍卖词非常优美：“1888年2月，35岁的梵·高从巴黎来到法国南部小城阿尔，寻找他的阳光和麦田，在那里，他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抽象物，那就是一团团如火焰般的向日葵！他用旋转的画笔，渲染了一株株奔放着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饱满而纯净的黄色调，不仅散发着秋天的成熟，而且更狂放地表现出画家对生活的热烈渴望与顽强追求。那一块块炽热的黄色，不仅融集着自然的光彩，而且宣泄着画家对生命的尽情体验与永久激动……”

记者相信，在场的日本人一定从内心发出轻蔑的笑声，因为在他们眼里，英国拍卖师抒情而又略带磁性的嗓音并不是在念拍卖词，而是在为《向日葵》的原拥有者、乃至整个大英帝国致悼词。

“起拍价500万英镑1500万。”拍卖师话音未落，马上有人应价：“600万！”

接下来是一轮以100万英镑为加价起点的竞争，其疯狂的程度，就算是《百万英镑》里面那个该死的美国乞丐和两个打赌的英国大佬活过来，也会为之目瞪口呆。

“700、800、900、1000万！”拍卖师的脸上浮现出释然的神态——1000万英镑，这是拍卖行事先为这幅作品估计的成交价。此时，一部分买主先后退出竞价，只剩下两位没露面的买主仍在通过电话报价继续竞争。立刻，媒体记者朝会场左翼的电话席靠拢，所有闪光灯、摄像机的镜头一齐对准了两位经纪人。

与拍卖师越来越自信的神情相比，佳士得掌门人的表情却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知道，剩下的两位电话竞争者都是日本人。而在此前，为了平息部分英国人对这幅惊世之作有可能被外国人买走而表现出来的愤怒，英国政府曾援引“超过13400美元的艺术品必须取得出口许可和英国公民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法令，想让英国买主占点便宜，没想到事与愿违，几位本土竞买者没过几招就败下阵来。

两位日本买主还在激烈竞争，一口气打到2000万英镑还不肯罢手：“2100万、2200万、2250万……2250万英镑！”拍卖师连问三遍，终于举起手里的樱桃小槌敲下，自始至终，这件拍卖品巨额成交，总共只用了短短的4分钟。尽管这一交易结果创造了西方现代派油画的价格新高，但是，记者在现场并没有感受到平常那种兴奋。许多人很快就打听到买主不是英国人。于是，大家面面相觑，沉默地离开了会场……

“几天后，在英国文化界人士的捶胸顿足声中，梵·高种下的那株举世无双的《向日葵》，在警察的重兵保护下告别了伦敦。当天，英国和日本的各种媒体陷入冰火两重天。前者充斥着绅士们无力回天的哀叹和反思，后者则按捺不住胜利者的喜悦，详尽回放着本国富豪在异国领土上恣意挥霍财富、征服欧洲对手的真实场景，尽情释放出小国大民久压在心的霸主胸怀。”

内森同行是一位非常理性的记者，像许许多多日本知识分子一样，富于强烈的民族反省精神，他用一句“小国大民”，极为恰当地描述出日本国民根深蒂固的民族心态。

“胜利者很快在媒体上曝光了，得到梵·高油画《向日葵》的是日本安田水上火灾保险公司，他们大张旗鼓地为胜利品举办展示大会，随后又将《向日葵》放置在公司营业大厅的中央，无声地炫耀着主人雄厚的经济实力，吸引了众多日本人的关注，公司老板一夜之问成为国人心目中有能力打败欧洲劲敌的民族英雄，公司的业务也得到大规模的扩展，仅直接收益就超过2万亿日元。

“永远不满足昨天获得的财富，是拍卖帝国的永恒座右铭。佳士得首战告捷后，苏富比当然不甘寂寞，接下去三年，这两家世界拍卖行中的超级巨无霸开足了马力，继续将航空母舰驶入富得冒油的日本海。

“1988年，日本零售业巨头三越百货公司以47.7亿日元购得毕加索的名作《杂技演员与年轻丑角》，西武百货公司以13亿日元购得莫奈的名作《睡莲》；1989年，奥特波利斯公司以1570万美元在苏富比拍得毕加索的油画《皮耶瑞特的婚礼》；1990年，日本纸业大王斋藤分别以8250万美元和7810万美元购得梵·高的《加歇医生》和雷诺阿的《红磨坊街舞会》，接二连三地打破了西方油画交易史上的最高价格纪录……尽管这些疯狂到近乎抽搐的举动曾受到英、日两国政府的劝阻——英国政府极力呼吁画商们要惜售珍贵的艺术资产，一部分群众甚至在苏富比和佳士得公司门前聚会表示抗议；日本外务省则公开责骂安田公司的张扬‘有损日本国形象’。

“英、日两国政府基于不同角度的干预并未能对当事者起到任何阻止作用，一场接一场的火爆拍卖会，一次高一次的天价艺术品成交的槌声，仍旧不绝于耳地鼓舞着日本暴发户们的投资热情，他们当中不少人在花光了自己的全部资金后，又在日本银行家的鼓动下大量贷款，继续毫无节制地去伦敦抢购油画。据当时的有关资料记载：到了20世纪晚期，不到十年光景，日本人从西方进口艺术品总投资高达200亿美元，苏富比、佳士得两大拍卖公司的油画拍卖品40％都落入日本买家之手。

“那一场抢购西方油画风暴的最大受益者是佳士得和苏富比，日本人只不过给他们当了一回提款机！”内森同行愤愤地说。事实的确如此，被日本企业和商人竞相将价格打上高端的艺术品拍卖，让那两个拍卖帝国迅速实现了资本扩张。19898110月19日，苏富比上市公司的股价创下了历史新高。

就在日本商人“与狼共舞”渐入佳境的时候，有关苏富比、佳士得的丑闻渐渐在业界传开。1998年，英国8位艺术鉴定家集体认定被安田公司拍到手的《向日葵》不是梵·高亲笔所绘，是一幅赝品，三件真品仍保留在大英博物馆等地。不仅如此，另有一位鉴赏家明确指出这幅赝品出自谁人之手。但是，被，黄金眼罩蒙住了眼睛的日本富豪们对此毫不理会，继续他们挥金如土的疯狂交易。用内森记者的话来说：“那个年代，连上帝看了这群疯子，也只有叹气的份儿！”

内森记者接着说：“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泡沫爆裂，国民经济由零增长到出现负增长。许多公司、工厂几乎是用头一天购买西方油画般的疯狂，争先恐后地破产、倒闭。为了抵债，富商巨贾们开始纷纷抛售刚买到手的天价艺术拍卖品，其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莫过于日本金融业巨子高桥治宪的遭遇，他斥资几千万美元购得德国现代艺术大师基弗的11幅作品，当作品送到日本的时候，他的公司却已经倒闭。于是，这11件作品未及拆封，就随即被银行廉价收购。

“倒霉的人远不止高桥君一人。在这场大甩卖中，斋藤拍回来的《加歇医生的肖像》以7000万美元卖出，赔了1250万美元； 《红磨坊街的舞会》以3500万美元卖出，赔了4310万美元。有经济学家为此算了一笔账，不到一年时间，日本人的艺术品投资净亏了60％以上。据日本画商最乐观的估计，日本各银行当年以50亿美元购入的画作，现在最多能卖出14亿美元。业内人士都知道，泡沫经济时期，日本人收藏的世界名画，其中大部分又重回西方收藏家手中，西方资本就像炒股票一样将那些美丽的尤物炒了个来回，从中赚取大笔差价。获得最大利益者当然还是那两家拍卖行，在日本经济泡沫期间，苏富比光是股价就涨了近5倍！

“最可恨的是，日本人的遭遇最终成为西方人的笑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英国《每月电讯报》曾针对日本艺术品投资泡沫破灭刊发过一条评论，文章嘲讽道：‘日本人终于痛苦地看到，他们当年趾高气扬用天价从西方买回去的世界名画，大部分已经以远低于原来的价格重新回到西方收藏家的手里！’”

关于父亲的结局，内森同行憋了很长时间才把详情告诉我。

“那场炒画闹剧结束后，父亲已是资不抵债，他不得不把从佳士得拍回来的油画以比买价低一半的价格抵给银行，银行再把那些画出让给佳士得、苏富比拍卖行。尽管如此，父亲的公司仍然债台高筑，他最后不得已，只好宣布公司破产，只身跳进日本海。当时日本跟我父亲有同样遭遇的人很多，报纸上天天都能看到此类‘自杀新闻’。企业倒闭、倾家荡产的企业主更是不计其数。”

内森记者最后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父亲自杀前的那个夜晚，我出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见他流了那么多眼泪。他喝得酩酊大醉后，痛不欲生地对我说：‘儿子，一辈子都不要相信两类人：一类是拍卖公司，另一类是银行家。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同伙！他们是大魔头、是吸血鬼……’”

2009年10月7日初稿

2009年12月10日二稿毕

再版前言

总序——境内外知名人士与主流媒体读评《中国文物黑皮书》

卷首语 谁在拍卖中国？——写在己丑300年

序 “义勇军”进行曲 李兰（法）

第一章 世纪路演：拍卖帝国战略转移

 审判苏富比

 中国沉船：上帝赐予撒旦的礼物

 2004，拍卖大鳄抢滩中国

 彩色插页：国际拍卖场中的中国天价文物

第二章 夺宝风暴：中国富豪血战欧美大陆

 中国“第一拍士”海外夺宝记

 一个中国渔人在纽约拍卖会上的惊人壮举

 “买房子看得见天安门，买古董进去过紫禁城！”

 “义和团终于来了！”

 彩色插页：世界顶级博物馆里的中国国宝——书画篇

第三章 拍卖圆明园，谁的狂欢节？

 三个中国兽头在美国嬗变

 兽非兽，生肖铜像的情感演绎

 中国鼠兔的“巴黎革命”儿

 谁是“兽首闹剧”的始作俑者？

 彩色插页：世界顶级博物馆里的中国国宝——古陶瓷

第四章流亡帝国的自豪与困惑

 天价中国文物的若干问号

 “拍场老千”与天价做局

 “我爱北京天安门”只是一首儿歌

第五章 “赢者的诅咒”：国宝综合征

 “国宝”=“烫手山芋”？

 紫禁城对面的“藏宝密室”

 富豪收藏的是是非非

第六章 “佳苏帝国”明天拍卖什么？

 酒窖里的东方帝国

 诺丁山上的“大汉王朝”

 欧美电视鉴宝中的“中国把戏”

第七章 谁动了我们的“奶酪”？

 山姆大叔的中国情结

 博士盗墓者

 “水兵司令”

 中国官员收藏热

第八章 中国文物保护的三大瓶颈

 瓶颈I：直面“文物私生子”

 瓶颈II：走投无路的中国文物鉴定业

 瓶颈III：“槌”下众生

第九章 中国拍卖：乱象与期待

 “国拍”出事儿了！

 “钱和良心只能选择一样！”

 “《拍卖法》究竟替谁说话？”

后记：一个日本记者的“佳士得恐惧症”

得知《中国文物黑皮书》三部曲再版，著名书法家、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闰振堂先生欣然命笔，挥毫泼墨书《诗经》佳句相赠，“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原为“军中秀才”的闰老，转业后一直在国家文物局和中国收藏家协会担任领导职务，让我意外的是，从本系列第一部书出版，老人家就一直对我这个现行文物管理体制的批评者给予极大的热情与关注，甚至不怕麻烦，委托手下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我交流己见，此等做派在行政官员当中真不多见。

我有何忧？又复何求？几年来，面对多家媒体相似提问，我顾左右而言他，从未正面作答，借此书再版之际坦言相告。

2003年，我从地方电视台退居二线后，由于突发恶疾，不得不中断去欧洲访问写作的合同，羁留于北京治病。为了分散注意力、减轻化疗期间的痛苦，朋友们把我带进了潘家园旧货市场，在他们的“诱惑”下，我加入了淘宝大军。

淘了一年宝，收获大大的。什么“官哥汝定钧”宋代五大名瓷、明清官窑，还有后来的“元青花”，等等。诸多“国宝”，经众多专家和行家帮我“掌眼”，仨瓜俩枣收入麻袋背回家中，一直到惊闻两则与此相关的新闻后，方自我降温歇手。（那些“国宝”几乎全都送给桔子酒店当作摆设了。）

新闻1：北京多家顶级博物馆申请国家专项经费，竞相“抢救性”购买潘家园地摊国宝——“北魏陶俑”。后经公安部门协助调查核实，那些被抢购的“国宝”陶俑，均为河南农民高水旺制作的仿古工艺品；

新闻2：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泰斗级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在大钟寺地摊淘到几把青铜“越王剑”，旋即将它们捐献给工作单位——国家博物馆，结果捐品被拒之门外，并遭业界质疑为“赝品”。此事过去不久，史老先生抱病而终，留下“卞和到老是忠心”的哀叹。此前，史老先生曾多次向国博捐献过自己购买的国宝级藏品，如国家一级文物《成吉思汗像》，等等。

如果说这两件事仅仅摧毁了我对“淘宝”的自信，接下来亲历的一件事则让我产生了一种对国家文物大场景的忧心。

2004年底，我在国家博物馆参观，碰上同为文物发烧友的父女俩。系着红领巾的小女儿指着展柜上几件唐三彩说：“胖妞、武士俑、马，咱们家里都有！”她父亲点点头。

“青铜簋、乐俑，咱们家也有！”父亲还是点头。一圈儿看下来，展厅里有的，他们家全有。

临了，女孩又问：“爸爸，这里的古董也都是从潘家园淘来的吗？”看得出，那位父亲愣了一下，最后迟疑地摇摇头……

如此场景，联想到此前发生过的那两则新闻，一大堆问号顿时将我团团绕住——

假如故宫、国博等单位“抢救性”收购的赝品“北魏陶俑”未被澄清，此刻或许正被我们参观、景仰，那国人的智商岂不跟着被愚弄？

假若国学深厚、德高望重、文物鉴定水平有口皆碑的史树青老先生捐献的“越王剑”果真为仿品，那有多少人又够资格充当中国文物的守门人？

假若我们的后代，将来不得不面对博物馆里那些疑似祖宗遗物的文物赝品顶礼膜拜，那我们去哪里才能寻回自己的文化尊严？

……带着一大堆问号，我沿着“真品”“赝品”两条线索，开始了漫长的文物市场调查，并于2008年推出《中国文物黑皮书》开篇——《谁在收藏中国》，2010年推出续篇《谁在拍卖中国》，截至2011年三部曲终结篇《谁在忽悠中国》出版，前后历时近7年。

记得这三本书的繁体版在台湾发行时，城邦出版集团首席执行长何飞鹏先生曾感叹：“我深深地佩服吴树先生，7年时间可以做很多事，但他却只专注做一件事，而且还是一个吃力不讨好，既费钱费力，又有可能惹上无妄之灾的事。”

身为资深出版人的何先生，自是懂得写书者的艰辛。回想那7年走过的路，虽不似采访记者们设问的那样险象环生、惊心动魄，但一次次近距离接触罪恶——盗墓、走私、骗局……让我经常站立在阳光下不寒而栗，那些罪恶实施者的辩护词，更令我惊愕不已。

一位刚交完罚款从拘留所里出来的盗墓者委屈地向我申辩：“我每年都向派出所交过税，凭什么还要抓我？”（据他陈述，每年年底他们村一些外出盗墓者回乡过年，当地派出所都要挨家挨户开罚款单，他以为就算“还税”了。）

一位文物制假者则给我算了一笔账：“我辛辛苦苦做一件高仿官窑瓷器，顶多赚个几万块钱，他们拿去上拍，少说也要赚几十上百万，出事了找到我这里退钱罚款，没出事他们赚得再多也不会让我知道。其实他们来这儿买东西的时候，谁不知道我做的是仿品？”

继续深入调查后我惊讶地发现：无论是盗墓者还是制假者，尽管他们身处两条利益链的顶端，却远非获利最丰厚者。无论是“三盗”（盗墓、盗捞、盗窃）文物还是文物赝品，出生伊始就被打上了原罪的烙印，若不改头换面，永无出头之日。而有能力为它们二次包装、获取合法身份的决非那些农民，而是两条利益链下端那些获利最大、身份最隐秘的公权主义者。他们手握文物市场的话语权（鉴定权与定价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三盗”文物打上海关火漆，包装成爱国“海归文物”。也可以为文物赝品制造档案，使其变成“传承有序”的“国宝珍品”，然后送上拍场，赚取那些始作俑者想也不敢想的巨额利润。

事情就这么简单，可这一切内幕的知情者——那些无良的拍卖公司和艺术品掮客，大家都是利益链上的分羹者，自然是三缄其口，甚至助纣为虐。

当这一切都明确无误地呈现在面前的时候，我无语！我悲哀！而要让这些不良情绪得以宣泄，就只有诉诸笔端了。所幸读者懂我、社会懂我——三部曲首篇《谁在收藏中国》出版后，即被推荐入围1 6家主流媒体评选的“中国收藏界十大年度新闻事件”。次年，续篇《谁在拍卖中国》又与李敖、北岛等人的作品一起，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翌年，终结篇《谁在忽悠中国》再以超过畅销书《史蒂夫·乔布斯传》《朱镕基讲话实录》的读者投票数，位居“第三届中国图书势力榜”榜首。

在此期间，近百家海内外媒体对每一部书都进行了热情点评、推荐或转载，至今余音未绝，社会反响之热烈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三部书的销量均长时间在畅销书排行榜中名列前茅。我知道：如此局面，是因为我充当了广大读者与收藏者的代言人。  不幸的是，7年过去了，江湖依旧，朝纲无改，中国的收藏市场依旧乱象丛生——《拍卖法》管不了拍卖公司，一桩桩假拍、拍假的闹剧时有上演；《文物法》保护不了文物，“三盗”文物依旧源源不断被走私出境，成为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的座上宾。留在国内的巨量“文物私生子”依旧被忽视、遭毁坏，中国文物安全面临的威胁未见丝毫改变。

谓我何忧？这些就是我的忧！谓我何求？让书中揭露的所有丑恶与乱象都成为过去，“三盗”被遏制，“文物私生子”被正名，国家文物安全的警报被解除，这就是我所求！哪怕到那一天，此书所言过时不再畅销，我的执着成为回头一笑……

此前，有五六家出版社与我联系这三部书的再版，我最终将版权交给了我的作家朋友、江西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政先生，他著述和编辑过许多大书让我膺服，另外，再版书添加了大量弥足珍贵、鲜为人知的流失国宝照片，该社在这方面的实力自是胜人一筹。在此顺便向提供照片的土耳其大使馆、世界十大顶级博物馆，以及其他相关单位和朋友致谢。除此之外，我对再版书的内容进行了重新审视与部分删改，并补充了大量新闻照片，如我在暗访中拍摄，的盗墓、走私、制假现场，等等。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吴树 2014年元月于京寓南书房

《谁在拍卖中国（全彩珍藏）》是长篇纪实文学《谁在收藏中国》的姊妹篇。作者吴树以圆明园文物被拍卖事件和中国文物走私现象为切入口，在外籍朋友的帮助下，分别对欧美各国主要艺术品市场进行专项调查研究，同时对国内文物“三盗”、古董走私、官员收藏、拍卖黑幕等最新动态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明察晴访。受访对象涉及国内外拍行高层人士、国际文物走私大佬、国内富豪收藏家、官员收藏者和高学历盗墓者等。

本书秉承作者记录现场、探究幕后、仗义执言的一贯写作风格，揭示种外古董交易陷阱、直击文物收藏黑幕、谏言文物法规法令，资料丰富、爆料鲜见、视点独特、耐读耐藏。

本书当选《亚洲周刊》“2010年十大好书”。颁奖词：“重新发现社会和历史秘密”。

《谁在收藏中国》的姊妹篇、圈内人不得不说的秘密！中国内地50余家媒体热评，港台10余位文化名流强力推荐！

圆明园兽首拍卖背后隐藏着多少交易黑幕？中国富豪从国外买回了什么？外国藏家从中国买走了什么？国际拍卖行明天拍卖什么？……《谁在拍卖中国（全彩珍藏）》作者吴树耗时五年完成国内文物市场的秘密调查后，又以圆明园文物拍卖事件和中国文物走私现象为切入口，与外籍合作者分别对英、法、德、美、比利时等欧美国家艺术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研究，同时对国内文物“三盗”、古董走私、官员收藏、拍卖黑幕等最新动态也做了更加深入的明察暗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