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中央大学
中大学生对蒋亲任校长“热烈欢迎”，毕竟成为国家元首的学生还是倍有面子的了，但也都意识到以后学校肯定会采取“教育长”制度。因为蒋介石虽然欲望无穷但毕竟精力有限，不可能真的像校长一样安营扎寨亲力亲为，所以蒋在担任各校校长的同时均设教育长来主持学校日常事务。果不其然，教育部调来了原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任中央大学教育长，主持中大实际事务。
蒋介石虽然是名义校长，但还是做了一些实事，为中大带来了些新气象。首先，他更新了中大的办学方针。蒋兼中大校长后于1943年3月7日在大礼堂向3000余名师生训话，提出今后教育方针应“注重培养新的精神与新的风气，以造就一般学生为建国干部，克尽其实行三民主义建设国家之责任”，要求全校师生“以勤俭朴实刻苦耐劳之精神，造成中大之新风气”：学生们“必须先能实践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厉行生活之改造，然后始能专精于学术之讲求，稗异日之实行，能对国家有实际之贡献”。蒋介石特此为中央大学题字“砒德砺材”；教职员要“视学生如子弟，于讲授课业之外，对其日常饮食起居与休息，随时注意指导，养成整齐清洁与守纪律重秩序之习惯，切实尽到‘教’与‘育’之职责”；总之，“大学是培养领袖人物的场所”，蒋介石希望中大的每位学生“应负起领导千人或万人的使命”，要“对三民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和明确的认识”，希望中大能把“建国”视为唯一的工作。
另外，蒋将军人作风也带到了学校，治校如治兵。中大开始更加注重“军事化管理”，施行更为严格的军事训练，全体学生按年级编为四个大队，实施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蒋介石担任校长期间，学校还驻扎有宪兵，直到1944年8月蒋去职后才撤离。最初，蒋身着戎装，每周六下午到校绕松林坡校区视察。一次，蒋介石问随行大员：“不是说中央大学的人很多吗？怎么我来看不到几个人？”随行的大员说：“这里是文化区，平常看不到军人，委员长穿一身军装，大家怕碰到委员长要敬礼，所以都躲起来了。”蒋氏嗯嗯两声，以后即改穿中山装到校。蒋虽改了衣装，但军人习性难改。某次，蒋介石在礼堂给师生作报告，想起当年自己受训的情形，便吩咐手下将礼堂凳子统统撤掉，让所有教授不管身体、年龄如何统统与学生一同站着聆讯，时间长达几个小时。还有一次，学校召开院长、系主任会议，蒋介石进屋后，有人大喊“全体起立”，大家无奈地一个个站了起来。更无奈的是，待大家坐下后，蒋说道：“现在，本校长点个名吧。”蒋介石一个个喊名字，教授们一个个站起来，蒋介石又一下下点点头，场面非常滑稽，教授们非常不满，而蒋介石还自以为这是对教授的“恩典”。因此，后来再开类似的会，许多人便借故不来。1944年7月9日，蒋介石以校长身份亲自主持中央大学二十九周年校庆暨毕业典礼。典礼完毕，蒋介石又准备亲自点毕业生的名，忽然觉得情况不对，原来到会的毕业生还不到一半，不禁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蒋介石也经常到校“视察”。他第一次到校便巡视校内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处，并在食堂与教职员工共同进餐。视察完毕后，蒋介石感到“巡视全校各处，其宿舍之拥塞污秽不堪言状，设备之简陋与师生之无秩序，思之痛心”。后来每次到中大校园，蒋介石一般都会视察学生宿舍、食堂、浴室和公共场所，特别关心这些场所的清洁卫生，有时还前往农场察看树苗花圃饮尝牛奶。某日，蒋来学校时，一些学生正在操场打篮球，没有注意到蒋介石的到来，惹得蒋介石很不高兴，用手杖狠狠捣了几下地面，大喊道：“校长来啦！”学生们被吓得发愣，蒋介石以为是在向他行注目礼，转怒为喜，又和蔼地笑道：“玩去吧，玩去吧。”蒋介石还十分强调中大学生的仪表衣着，1944年蒋介石侍从室专门就“中大学生服装不整”发布训令，“中大为中央最高学府，对全国各校应有示范作用，少数不肖学生若不能规劝改过，应不惜忍痛开除以维护学校之尊严。”
如蒋所愿，蒋介石靠自己的威信和示范还真在无形中消解了一场学生运动。1943年秋天，孔二小姐从香港撤退时霸占飞机舱位装洋狗、马桶一事被揭露后，西南联大和中大同时酝酿新的学潮。学生贴出大字报，说物价飞涨，贷金过低，以致伙食太坏。中大教育长和训导长将学生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说学生准备以伙食为借口掀起“倒孔（祥熙）”学潮。蒋介石一听，说道：“哪天我到中大学生食堂吃一次饭，看学生还闹不闹了。”1943年11月的一天中午，蒋介石在学校训导长、军训总教官等人陪同下来到学生食堂正中央的餐桌前。蒋介石顺手拿起一只碗，走到大饭桶前给自己满满地盛了一碗“八宝饭”（米中有砂子、煤屑、稗子、稻谷、老鼠屎等，学生称之为“八宝饭”），把分到的一份青菜萝卜拉到面前“香甜”地吃了起来。他一面吃饭，一面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饭桌的学生壮胆回道：“一年四季，顿顿如此。”蒋介石连声说：“米质太差，要改善，肉也太少，贷金要加。”年已56岁的蒋介石那天竟吃了三大碗“八宝饭”和一份青菜萝卜。校内三青团分子乘机大肆渲染和吹捧，于是，一场正在酝酿的学生运动就这样被蒋介石“吃”了下去。
蒋氏任职中大校长时，曾闹出蒋中正呈文蒋中正的笑话。中大要向教育部呈文，当然要由校长蒋中正具名，于是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再由教育部呈行政院，而行政院院长就是蒋中正。于是中央大学的呈文，就成了“中央大学校长蒋中正呈教育部长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中正）”。不过，蒋介石也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中大做了一些好事，如因为战时印刷困难被迫停刊一年多的《中央大学校刊》在蒋的过问下得以复刊，蒋介石还发给每位中大学生一件非常实用的军用大衣。
1944年8月，蒋介石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代之以“名誉校长”的冠冕，校长改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接任。陈立夫回忆说蒋介石亲任校长后，“知道困难，就不再兼了”。蒋介石这一年半的校长经历，只是让蒋介石又过了一把校长瘾，让中央大学稍微风光了一下，对中央大学的发展没有产生实质影响。
P78－81
我相信中国的大学不可能单靠单纯的横向移植，是否理解并尊重百年来中国大学的风雨历程，将是成败关键。
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
而今天网络时代，整合史料相对容易，但要在繁杂的史料中觅得独特视角，把这一段历史完整叙述出来，还是有相当难度，守涛这本书完成得很不错。如果说以往研究民国大学校长，多数偏向于北方大学，而守涛本书一出，南方大学校长的风貌尽现眼前，他们更别有一番精彩。
厦门大学谢泳教授
更难得的是，作者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以真实、全面地反映有关大学的人和事之时，还特别注重深入发掘那些人和事背后的大学精神……作为读者，也许不仅可以从中获得对民国时期南京的大学更深刻、更强烈的感知，也可以从中获得对今天大学办学或自身治学有益的启迪。
南京大学冒荣教授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初人南京大学时感受到的震撼，那古朴雄伟的建筑、幽静美丽的景色，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才是大学，什么才叫有历史有文化的名校。去南大复试的我那时无比确定，报考南大研究生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
后来，在南大读书三年，我渐渐意识到比那些建筑、景色更珍贵的是南大的人，是课堂上那些谆谆教诲的老师，是图书馆里埋头读书的学子，是讲坛上百家争鸣的学者。而这些人背后，共同的东西是什么？是如南大校训所示的校园文化——“诚朴雄伟、励学敦行”，朴实而有大志，好学而又务实。这样的校园文化又来自哪里呢？来自于南大师生百年传承。我去南大研究生复试时，买了一本名为《南大往事》的书。这本书讲述了南大历史上那些杰出的校长、名师、校友，正是他们塑造了南大精魂。这本书陪伴我度过了研究生三年生活，书中人物的成就、精神激励着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如南大一条横幅所言：“今天我以南大自豪，明天南大以我自豪。”我希望自己能有一天也成为南大的骄傲，至少不丢南大的脸。
不夸张地说，南大三年是我质的提升的三年，学识、思想、视野等等都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而且，那三年也是我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可以无忧无虑地读书作文求学，谈笑往来皆是鸿儒才子佳人，青春、友谊、爱情、梦想、快乐都像花儿一样尽情绽放。
那单纯美好的岁月很快一去不返，毕业、工作后，各种压力接踵而至，结婚、买房、升职……可无论多么忙，压力有多大，我都没有迷失自己，因为我在南大时已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即是做一个“学贯中西古今，识通文史哲政，具有公共情怀、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而且已在这条路上慢慢起步。工作之余，我从来没有放弃读书、思考、作文，并写了几本书。
缘分有时就是那么奇妙，通过一本书的投稿，我有幸认识了江苏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修荣。承蒙他的垂青厚爱，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本关于南京民国老大学的书。我对南京大学很有感情，对它的前身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民国老大学也略知一二，便一口就答应了。于是，历经一年多的准备、构思、写作，终于完成了这本《先生归来》。因此，本书的诞生，首先应该归功于汪总编辑的策划、支持。其次，要感谢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孙衍对本书的辛苦编辑。我和他早就相识了，没想到竟然有缘合作此书。这让我更加相信了世间的缘分，就像我和南大的相识、相知也是命中注定一般。通过本书的写作，我对南大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关系更加亲密了。写作过程中，南大图书馆也又一次向我敞开了它博大的怀抱，让本书资料充实了许多。还要特别感谢南大档案馆馆长吴玫，承蒙她允许我拍摄、使用南大校史馆中的珍贵图片，使得本书增色不少。
“时如春梦了无痕，三十功名轻似尘”。写完这本书，就快到我30岁生日了。回顾过去的三十年，聊以自慰的就是自己找到了人生道路，写了几本书。而这本《先生归来》是我三十年来最重要的作品，因为它不止寄托着我对母校南大的情感，更集中反映了我对民国对大学对教育对当下对知识分子等等的思考。书中那些闪耀的名字，是我前行的坐标，也给了我更大的动力。谨以此书，献给永远的南大，献给逝去的青春，献给不灭的梦想。
最后，必须郑重感谢南京大学冒荣教授和厦门大学谢泳教授。两位老师非常热情地给拙作作序，让本书“蓬荜生辉”，也让无名晚辈的自己深为感动，似乎看到了“先生归来”不是梦。
民国热大约持续有十多年了，现在还看不到退去的迹象，民国大学热似乎还更有高涨的趋势。这个判断是从出版界的动态中感觉出来的。这些年，凡涉民国历史的读物，多数受到读者欢迎，凡写民国大学的著作，总是热销。我十多年前写的两册相关小书《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学旧踪》，至少有不下三家出版社表示过想重印，前一本，我答应了，后一册，我以为多是简单史料，在今天这样网络便捷的时代，意义似乎不大，一直没有答应。我的朋友智效民先生最早集中研究民国大学校长的历史，他的几本相关著述，也是一版再版。我一向认为自己不是会写文章的人，只是能找点材料和略抒感慨，读者愿意看的可能不是我的文章，而是我寻找到的历史和对历史人物表示出的感情。
对民国的热情，不能简单理解为是怀旧，当然有这方面的情绪。但现在有资格怀念民国的人越来越少，从史料中怀念民国的那些青年人，其实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一种批判，特别是中国当下大学的变化，让他们极端失望，他们要向别处去感受或者呼喊真正大学精神的归来。我个人感觉，中国大学现在的这个样子，不让青年人怀念民国大学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学校长的这种状态，不让青年人仰慕民国大学的校长，也是不可能的。这种热情将会持续很久，因为现状不会改变，青年由失望而绝望，只能把目光投向历史，在怀念从前的心绪中感觉一段美丽的时光……
守涛是我不曾谋面的青年朋友，身在南京，更易于感受当年民国大学的历史。他是有心人，以南京这个区域来展示民国大学的风采，这个角度再恰当不过了。南京就是民国，这不仅是意象，也是真实。守涛这本书非常用力，因为他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如果他不在南京，要搜集到如此完备的史料一定很难；如果他不在南京，要真实感受到民国大学校长的气质也不容易。守涛用自己的感情把南京民国大学的历史呈现出来了，也把民国大学校长的精神传达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走近民国大学的历史，走近民国大学校长。守涛能简洁叙述历史，更能把握大学校长的精神，有历史感受，也有现实情怀，在近年许多写民国大学的书中，守涛这一本既有新史料，也有新角度。
十多年前，我偶然涉足民国大学的历史，当时还没有网络，史料寻找相当不易，所以那时完成的著述多有不足。而今天网络时代，整合史料相对容易，但要在繁杂的史料中觅得独特视角，把这一段历史完整叙述出来，还是有相当难度，守涛这本书完成得很不错。如果说以往研究民国大学校长，多数偏向于北方大学，而守涛这本书一出，南方大学校长的风貌尽现眼前，他们更别有一番精彩。
谢泳
2014年3月24日于厦门大学文学院
张守涛编著的《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一书述评了郭秉文、罗家伦、吴有训、陈裕光、吴贻芳等十位南京民国大学校长，主要介绍了其教育经历、成就、思想，试图探寻、评析他们如何办好大学，以供今人借鉴。另外，本书还描写了吴宓、黄侃、徐悲鸿、魏特琳、吴健雄等十位南京民国大学师生，意在展现南京民国大学整体风采及略窥民国大学总体风貌。
民国是一个波诡云谲、大师辈出的时代，战争的炮火硝烟未能磨灭民族的气节，也未能将中国的教育拦腰砍断。相反，民国大学的教育达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梳理历史我们会发现，教育的成就和人才的井喷并非一日之功，而是有迹可循。翻开张守涛编著的《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一书，掀开历史见真章，我们可以真正去探寻“大师”与“名校”是如何炼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