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强编写的《河南抗战老兵口述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特别奉献)》语言平实，有鲜明的河南地方色彩，老兵们讲述的故事既有传奇性又有悲壮的时代特色，既有一定的可读性，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教育的极好的素材。

焦国强编写的《河南抗战老兵口述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特别奉献)》是一部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奉献的口述历史作品，收录了81篇河南抗战老兵的口述材料，辅以历史图片一百余幅、注释一百多条，从亲历者的视角还原了老兵记忆中的烽火岁月，对抗战时期河南民众的生存状态也有所记录。本书的口述人限于河南籍及长期在河南定居的参加过抗战的中国军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是既有国民党部队的老兵，也有八路军、新四军的老兵；二是女性口述人虽然不多，但没有缺席；三是口述人有军校教官、步兵、炮兵、汽车兵、司号员、传令兵、勤务兵、通信兵、工兵、军邮员、译员、监护兵、救护兵等，体现了不同兵种的独特经历；四是涉及各个战区、战役，地域上北到长城，南到滇缅、印度，时间上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45年西峡口战役。

一、狼烟初起

 我在行军途中睡着了

 班长后悔得扇自己耳光

 战斗在五原

 在永丰，与鬼子不分昼夜激战20多天

 难忘的台儿庄大战

 我是参加过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老兵

二、保卫华北

 在安泽，与鬼子在雨水里打了三天三夜

 苦战太行山，

 副师长活活饿死

 鼠疫蔓延，

 三户人家绝户

 我在阵地上向日军喊话，子弹从头顶飞过

 在山西打游击那些事

 3个月里，全村144人死于疟疾

 我用重机枪打中了一架敌机

 一个战友和我表哥被鬼子活埋了

 我在晋察冀军区的抗战经历

 在挺进一纵的战斗岁月

三、艰难相持

 打通道清交通线

 在唐河阻击日本骑兵

 收复郑州，

 围攻敌少将指挥官

 在睢宁大李集，我们俘虏100多个鬼子

 朱鸿勋将军遇轰炸当场牺牲

 不打败日本我决不回家

 回到家，母亲不敢认我了

 在大洪山，7天死了两个师的人

 上云梯夜袭日军

 我家三弟兄参加了抗战

 在广西南丹拼刺刀

 负伤后我从死人堆里爬回家

 一个战士尿到营长身上，营长才醒过来

四、挥师远征

 我们徒步行军近一年到达云南

 我参加入缅援英作战的经历

 我在滇西战役中奋勇插旗

 庆祝胜利的信号弹升上了南宁的天空

 我在驻印军军邮局任职

 71军的神炮手

 从难童到驻印军运输兵

 在印度，我不忘维护中国人的自尊

 在印缅原始森林架桥筑路

 在滇西，我掉进日军的陷阱

 译员生活七百天

 回忆滇西龙陵之战

 缅北一场战斗，一排牺牲40人

五、铁血洛阳

 在家乡伊川坚持抗战

 保卫洛阳就是保卫家乡

 当工兵忍痛炸桥

 点完名，团长放声大哭

 受伤的战俘被活活渴死

 连长们都死完了

 难忘的抗战岁月

 河南抗战老兵口述录

 卢氏到处都被血染成红色

六、豫中会战

 九死一生，

 吉人天相

 我参加灵宝战役的经过

 几次难忘的战斗

 伤口复发，

 流了一碗多血

 父亲给我做了一碗红薯叶煮豆瓣

 深夜行军我跌下深谷

 策反“河南人民自卫军”的经过

 连续激战，

 我天没脱衣服

 战友的坟头一眼望不到边

 昏迷后，

 战友差点把我埋掉

 我经历的许昌保卫战

 第二天团长喊也喊不醒

七、日落西山

 小号兵冒险夺枪

 七天七夜坚守南阳

 一个庄22人参军，就剩我一个

 我在西峡口拼了三回刺刀

 在西峡口，

 团长挥泪斩卫兵

 跟随黄樵松坚守南阳

 饥民骨瘦如柴，走着走着就断气了

八、普通一兵

 从军校到前线

 战乱中的求学之路

 军乐队小兵

 抗战时期的一篇作文

 15岁，我在59军当报务员

 我在南阳地方团队参加抗战

 传令兵张光银

 咱连死得没啥人了

 没人要的小兵起了大作用

 一个汽车兵的八年抗战

九、庄严受降

 我参加了太和殿受降仪式

 我在南京受降典礼上担任警卫

 河南抗战老兵口述录

1938年冬，我由下士副班长提升为206旅游击支队营部少尉副官，在任职期间经历了不少事情，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暴风中滚山坡给旅部送情报。一路上在山上走，午后下起雪来，越下越大，近黄昏时雪更大了，积雪没过小腿，如果不能在天黑前下山那就危险了。风雪中我无法站立行走，只能倒退着下山，这样连滑带爬，越过了山坡上的沟沟坎坎，也不知道冷和疼，只顾拼命向下，终于在天黑前到达旅部，完成任务后到热气腾腾的窑洞里休息，冷热相激，夜里发起高烧，从那时起病魔缠身，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之外又增添了更多的痛苦和折磨。

206旅游击支队还有个特殊任务，就是为部队补充兵源，深入到敌后动员群众参军抗战。支队建立了一个剧团，名字为“火焰剧团”，团长由支队长牛燮育兼任，支队指导员是赵清萍。她很有水平，能歌善舞，朝气蓬勃。另外支队里还有三位政治指导员。这是国共合作后组建的一支新部队，走到哪里都深受群众喜爱，有时演出刚结束就有人当场报名参军。我当时的任务是打前站，搞宣传、写标语，标语是用石灰刷在墙壁上，写的内容有“坚持持久抗战”“坚壁清野”“誓死不做亡国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等。火焰剧团演出内容有自编的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另外还演唱抗战歌曲，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河里水黄又黄》《我们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等。大合唱和指导员赵清萍的独唱情深意浓，感情充沛，台上台下引起共鸣，有时唱到悲伤处如“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台上台下一片哭泣声，要多次谢幕才能止住。老乡们的抗战热情也激励着我们。那时我们还和八路军联欢，相互拉歌搞比赛。招兵搞得很顺利，部队过一段时间就往后方送一批新兵。在晋东南时，曾有一批妇女加入过来，我们本来不招女兵，但她们在敌占区日子没法过，怎么动员就是不走，非要跟着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妇女队。

在206旅期间我参加了保卫黄河作战，任务是在执法队执法。旅长宣布任务时说：“我是孙悟空，拔一根毫毛变成无数个孙悟空，你们每个人都可以代表旅长执法，违令者斩，后退者斩！”后来，我因病被安置在一个小村庄休养，其间遇到日本人“扫荡”，全村人都躲到了山里，我身子弱，就牵着驴尾巴上了山，心想：病死累死，也不能让鬼子捉住。到了山上，人太多，屋子占完了，我就住在牛棚里，夜里渴了就爬到院里喝雪水。战斗结束后，部队返回晋东南，赵清萍指导员让我骑着她的马，她自己步行，行程半月，至今想来，赵清萍真是一个好同志。以后我到秋林参加集训，听说她被软禁在秋林一个窑洞，原因是我们那个部队归了共产党，说她遥控指挥。我在离开秋林到二战区上军校之前曾托阎锡山警卫队的老乡白士奇帮助安排我探望了赵清萍指导员，见她还穿着那身灰军装，短发齐肩，神情依旧，谈吐自若，毫无悲愁之感。我知道窑洞很潮湿，就把我的棉被套等物品送给她。一别几十年，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

1939年，我在襄垣县接到命令赴秋林镇参加军队尉官第13期集训班。一路上，我戴着一顶草帽，挑着两个竹篓，跟着农民兄弟一起走。我的军装藏在一个农民的筐底，铁路道口有日本人站岗，还好，当时没人盘问，顺利过了关。到黄河边上乘坐一只小船渡黄河，水深浪高，漂在激流中，看到水浪超过头顶，吓得心缩成一团。老船夫告诉大家：不要乱动！不要喊叫！最后终于平安渡过去了！

秋林镇在宜川县，干部集训团就设在席啸沟。沟长数里，沟底有道小河，两边是像梯田一样的一排排窑洞，窑洞没一块砖，整个山沟看上去黄澄澄的，来自前线的军、政、民抗日骨干都集中在这里接受抗日理论培训。平日里，身着浅灰色军装的男女青年个个朝气蓬勃，歌声不断，办报纸杂志、印小册子、搞文艺表演和文学创作、写学习心得，早上大家下河洗漱，每人还搬一块石头回来盖房子用。记得当时我曾参加演出，扮演过一个妇女杀敌人。每周一，阎锡山都要骑着毛驴赶到大会场进行升旗讲话，记得有一次学员提意见说：“我们都是步行，而长官却骑着毛驴，这算民主平等吗？”他微笑着回答：“好，我接受意见，从明天起我也步行。”结果他下次来得很晚，因为他当时已五六十岁了，腿走路不方便，同志们就一致要求他还是继续骑毛驴吧！P6-7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此重要的一段历史，由于国内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在一个时期里并没有得到完全客观、准确、全面的记载和叙述。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开始有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抗战的内容，如台儿庄战役等。政协全国委员会很早就成立的文史资料委员会以“亲见、亲闻、亲历”为特色，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了大量近现代史资料，其中相当一部分为抗战口述史料，但在“文革”中，人人自危，与国民党有关的一切书面资料、照片、徽章、证件等物品，其主人必焚之弃之而后安，对那段浴血抗战的经历人们更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改革开放后，一批离退休人员利用各级政协编辑出版文史资料这个平台，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中不乏涉及抗战内容的珍贵历史资料，但这部分作者来源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居多，且多以回忆文章的形式叙述历史，无意中过滤掉了很多在作者看来无关紧要的历史细节，也在无意识中加入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和由采访者提问，被采访者口述，用录音录像的形式存留下来的原始历史记忆还是有所不同的。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台湾出版的一些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回忆录、访谈录被介绍到了大陆，近年内地出版的一些口述历史丛书就是根据台湾的出版物重新组合整理而来的。总体来说，历史资料越来越丰富，追寻历史真相的阅读者也越来越多。长期以来，包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内的普通民众希望更多地了解这场伟大的民族自卫和解放战争。寻找历史当事人进行口述采访，便成为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必由之路。一些散居民间的原国民党下级官兵生活困苦，失去话语权，几乎被社会遗忘，但作为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他们是真刀真枪和敌人拼过命的人，是战争中的生死体验者，他们对战争的记忆也有别于高层将领，只有走近他们，倾听他们，我们才能走近历史的真相。

口述历史在当下受到广泛的欢迎，除了大众探求历史真相的渴望之外，还在于口述历史具有多元化、民主化的特点，已超越了历史技法，成为一种理解人类历史的新立场和新态度，有补于文献历史之短，增加了历史的丰富度，从精英人物为主的传统史学领地打开了一个向民众开放的缺口，给老百姓一个讲述和回忆的渠道。如果没有口述史，许多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老百姓就难以提供他们所见所闻的重要历史情节，同时，直白的大实话更容易把我们带回到真实的历史时空中。如本书中平顶山市的抗战老兵史定坤老人并不识字，少年逃荒时学会了唱地摊戏，口口相传，练就了过人的记忆力，后来参加远征军，从滇西反攻作战到后来在南京受降仪式上担任警卫，见证了重要的历史时刻。采访时，他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可谓畅快淋漓，整理后形成了13页的材料。

抗战期间河南有多支部队驻防、整补，东、北两条战线长期与敌对峙，一应军需均就地取材，征兵征粮河南为全国最多省份之一，河南籍的抗战将领也很多。留住河南抗战老兵的历史记忆，把他们无形的记忆固化为能传之于后世的历史读物，无论是对于丰富抗战历史资料、还原历史真相，还是对于弘扬抗战精神、体现对老兵的人文关怀都是极有意义的。

我决心独立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最大的难题是怎样准确地找到这些抗战老兵。2013年夏天，我联系到洛阳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袁慧敏女士，通过她又认识了一批可爱的志愿者。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没费什么周折就得到了一批老兵住址和联系电话等信息。这些资料虽然我得来全不费功夫，但在起初寻访这些老兵的过程中，这些志愿者是煞费苦心的。

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我全身心投入到采访工作中，累计行程1万多公里，有重点地选择采访了全省各地150多位经历丰富、思维和记忆良好的抗战老兵，录制、拍摄和收集了大量视频、音频、照片和文字资料，从中整理出老兵口述材料百余篇，最终收入书中81篇。在核对史料的过程中又查证和引用了大量历史图片和注释，至此，一部抗战口述历史读物就初步成型了。

本书的采访对象限于河南籍及长期在河南定居的参加过抗战的原中国军人，在口述人的选择和口述内容的分布上，尽量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是既有国民党部队的抗战老兵，也有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抗战老兵；二是女性口述人虽然不多，但没有缺席；三是本书的口述人有军校教官、步兵、炮兵、汽车兵、司号员、传令兵、勤务兵、通信兵、工兵、军邮员、译员、监护兵、救护兵等，尽可能体现不同兵种的岗位特色；四是尽量广泛地涉及各个战区、各个战役，从地域上看北到长城，南到滇缅、印度，时间上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到1945年的西峡口战役。这些内容虽然远远不足以重构历史，但以其鲜活、真实和生动起到了补史和证史的作用。书中用河南方言语汇构筑了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对抗战时期河南民众的生存状况也有所记录，使我们在了解历史的同时真切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沉重和悲怆，感受到普通人的伟大和人性的光芒。

客观真实是口述史的基本要求，本书收入的材料是按照录音逐字逐句整理出来的，只有个别篇章在录音材料的基础上参考了口述人及其家属整理的书面回忆材料，并做了注明。口述资料以记忆为依据，由于口述人年事已高，存在记忆的偏差，口述资料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也可能含混不清，所以后期的核实论证就显得格外重要。本人深深体会到做口述史最困难的是整理和考证访谈记录，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要比前期采访多得多，有时为了核实一个人名或一个地名而遍寻群书、穷搜网络，能核实的放心使用，对无法核实的人名、地名，则注以“音”字，留下进一步核实的余地。在材料梳理过程中，我始终坚持真实和严谨两大原则，不用文献资料来修补口述材料的空白和错误，仅对材料的顺序进行调整，使语句连贯通顺，合乎逻辑，以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口述内容；对于与文献史料明显不符的口述材料尽量回避不用，或用关联资料加以注释；最大程度地保持口述材料的原有面貌，保持口述人的语言特色；注释和图片的引用完全以材料内容的需要为取舍，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情节尽可能找到关联史料加以佐证，给读者提供一定的扩展阅读空间：对注释文字和引用图片均注明了来源和出处，没有可靠来源的弃之不用。

采访的深度和文字材料的质量需要时间来保证，有时候为了弄清一个细节，要三番五次刨根问底，而每一次静下心来倾听老兵的讲述都会有新的收获。但有时候我又不得不和时间赛跑。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已有不少老兵去世了，有的采访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有的采访还没有机会让他们对材料进行最后的审核。每个老兵的经历都是是一份沉甸甸的国家记忆和珍贵的历史资料，一个亲历者的去世，就意味着一段历史的消失，必须尽快地采访到更多的老兵，有时免不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所以疏漏是在所难免的。我想，如果早几年着手开展这项工作，如果有相关的组织或机构愿意和我一起来做这项工作，成果可能会更令人满意一些，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假设。现在，能够留住河南抗战老兵的这些仅存的记忆，已算是值得庆幸了。

焦国强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