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新任四川省主席的陈军长就派出军队，对天府县发起了进攻。
早在去年秋天进占成都的时候，陈军长就想乘胜追击，痛打落水狗，将前任四川省主席何军长赶尽杀绝，但碍于初到川西，立足未稳，他没有贸然行动。他非常清楚，在辽阔的川西地区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虽然极力怂恿他与何军长开战，但只是想借助他的实力赶走令他们嫉妒和讨厌的前任四川省主席，对他这个长期盘踞在川东的军界领袖全面主掌四川，并不认同。他们都是些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如果他率兵全力追击何军长，他们很可能在背后联起手来，对他发起进攻，抢夺成都。这样，他不仅会前功尽弃，还有可能被他们打垮打倒，跌爬筋斗地滚回川东去。川东虽然地大物博，是个屯兵蓄武的好地方，但毕竟不是省城所在地，不是四川的中心，在那里难成大的气候，更难以居高临下控扼整个四川，成为响当当的“四川王”。所以，在中央政府发表他出任新一任四川省主席后，他见好即收，立刻放弃了对前任四川省主席的追剿，坐镇成都，开始在川西大小军阀中穿梭交际起来，对他们进行百般安抚与笼络，同时也对流窜到偏僻地区的前任四川省主席，进行更大范围的孤立与围困。
后来，蒋委员长又电召陈军长到南京，紧急磋商“治川”和“剿赤”事宜。同云南、贵州、广西等省份一样，四川虽然在北伐战争之后，统一到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旗帜之下，军队也改编成了国民革命军，但掌握地方大权的各路军阀依旧割据称雄，各自为政，并不完全听从中央的号令。蒋委员长对这种虚与委蛇的“假统一”非常恼怒，再加近年来共产党的红四方面军趁着川军内战，乘机入川，割据川北大片土地，建立了庞大的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根据地，更是让蒋委员长忧心不堪，焦虑不已。蒋委员长自来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并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头号大敌。他决不容许四川再这样内乱下去，与中央口蜜腹剑，虚与委蛇，更不容许共产赤潮在四川泛滥成灾，把一个地大物博的大后方从他心头剜去。蒋委员长召陈军长进京，就是跟他商议怎样尽快消除川内的防区制，实现“川政统一”。蒋委员长的意见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组织“参谋团”入川，帮助陈军长完成军政和民政诸方面的统一。至于“剿赤”方面，蒋委员长则建议，派遣实力雄厚的中央军进入四川，协助川军围剿和堵截共党红军，把他们彻底消灭在西南的险山恶水间，以绝心腹之患！
陈军长是老牌的四川军阀，他当然知道蒋委员长“治川”和“剿赤”背后的真正意图：他就是要借“川政统一”和“围剿红军”之名，把中央势力渗透入川，全面削弱他们这些地方军阀的实力，把四川完全置于他的掌控与独裁之下。
四川军阀虽然从来没有同心同德过，但在对待中央政权的态度和看法上，却出奇地步调一致：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中央军入川！如狼似虎的中央军一旦入川，他们就会沦为别人手中的棋子，甚至还有沦为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的危险！
所以，陈军长只同意蒋委员长派“参谋团”入川，帮他进行“川政统一”和“围剿红军”，但没有同意蒋委员长派中央军入川。
“我们四川的正规军和地方上的保安部队加起来，有六七十万之众，对付那些穷途末路的泥腿子红军，足够了！”陈军长态度明确地对蒋委员长说。
蒋委员长知道四川军阀对他派兵入川心存恐惧。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让他们在“剿赤”一事上全力以赴，蒋委员长思虑良久，最终同意了陈军长的意见。
1935年1月，庞大的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浩浩荡荡开进四川。
P111-P112
我相信那句带有宿命色彩的话：一个作家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冥冥之中，早有注定。这是作家的局限和悲哀，也是作家的良心和责任。
《川流不息》是一部关乎抗战的长篇小说。在2012年动笔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抗战题材。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川西平原的基层作家来讲，我一直都认为：抗战离我太远，它不在我的文学版图之内。但写作就像投胎一样，总是身不由己。那些注定要出现的东西，早就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你的生命和思想，只不过你当时还不明白而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翻阅都江堰市（旧称灌县）的地方史志时，总会被一段疯狂而又绮丽的历史迷住：大约1930年前后，驻扎在灌县的军阀曾强迫老百姓大量种植罂粟，我故乡的土地上，曾一度成为罂粟花的海洋。“罂粟花的海洋”，这个图景或意象一下就吸引了我，让我想入非非：人们怎样在那五彩斑斓的花海中劳作、生活，后来又熬制出了什么样的鸦片，在故乡的土地上泛滥成灾，引诱无数的男女沉迷其中，在鸦片浓郁的馨香里堕落。一想到这段历史，我的鼻端就会出现一种类似于檀木家具的陈腐的幽香，或者水果糜烂的甜丝丝的气息。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罂粟，也没有见过鸦片。我只在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那是一种五颜六色的极其妖艳的花朵，那是一种像牛屎一样的黑黝黝的东西。另一个关于鸦片的肤浅印象，就是在乡间修房造屋挖掘地基或者生产队里开荒垦地的时候，总会从地下挖出一些比拇指略大的青白色的小杯子。老人们说，这就是“鸦片杯杯”，也就是过去用来分装鸦片膏子的小器具。
尽管如此，故乡这段种植罂粟熬制鸦片的历史，还是像一颗从岁月的烟云中飞逸而出的种子落进了我心里。我觉得它是个关于欲望与堕落的小说素材。我很想写写这段历史，写写罂粟，写写鸦片，写写人在罂粟与鸦片的媚惑下，千奇百怪的生命图景与欲望景观。但我迟迟没有动笔。我发现，仅仅有了欲望与堕落是远远不够的，人心人性还需要救赎。我想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与立意，让整个小说挺立起来，让我的人物从鸦片的邪恶中超拔出来。
转眼到了2010年。我去川西平原某古镇，参观一座由私人出资修建的抗战博物馆，我在馆中看见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物件：一杆陈旧的鸦片烟枪，那黄铜锻造的枪杆上，刻着一行骨立的小字：好儿郎，打日本，上战场！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震惊程度。我不由得想起了1930年前后，我故乡的人们疯狂种植罂粟、吸食鸦片的历史。我想，这杆烟枪肯定是我故乡某个士兵的“心爱之物”，他不仅在枪杆上刻下了自己的杀敌誓愿，还带着它出川抗战了。于是，代表个人欲望堕落的罂粟、鸦片与代表民族强大救亡精神的抗战，经由这杆奇特的鸦片烟枪，瞬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我的小说站立起来了，人物也超拔出来了。我眼前甚至还出现了一幅十分凄楚悲怆的战争画面：出川抗战的我故乡将士全部壮烈牺牲在某一个战场上，唯余这杆鸦片烟枪插立在硝烟未尽的废墟上，在清寒的月光中，静静地闪烁。
于是，我开始收集四川的抗战资料。这时，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在纷纷播放各种各样的抗战剧，其中不乏解构历史、背离历史的充满着娱乐化倾向的抗战神剧。我非常迷惑剧中的日本兵为什么那样不堪一击，中国抗战军民所到之处，纷纷摧枯拉朽般消灭之，甚至有的影视剧，还出现十分滑稽可笑的罗圈腿、斗鸡眼的日兵小丑形象。直至2013年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向一位研究抗战的专家请教，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位专家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把我们民族的精神创伤作愉悦化的白日梦处理！我知道，这位专家所说的“把民族的精神创伤作愉悦化的白日梦处理”，说白了，就是鲁迅曾经痛加指斥的“阿Q精神胜利法”。对残酷的历史进行戏说，甚至胡说，把深重的苦难予以消解，甚至玩笑，并不能说明我们内心的强大，恰恰暴露了我们内心的虚弱。这对于我们客观冷静地认识历史，正确理性地面对未来，特别是越来越复杂紧张的亚太局势，以及教育下一代，全都有害无益。后来，也有几部关于川军出川抗战的电视剧开始播放，我同样发现了背离历史作娱乐化解构的问题。就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川军出川抗战虽然参加了众多激烈的战斗，做出了巨大的惨烈牺牲，但并非像电视剧中所反映的那样，一路高歌猛进，神勇战斗，甚至成了某一战场的“救星”。实际情况是，川军出川抗战时，装备极其窳劣，士兵全都穿着破旧的单衣单裤和草鞋，甚至连像样的军用背包和水壶都没有，只能以四川常见的竹背篓和竹水筒来代替。我曾在一个西方记者留下的文字中，看见过一段对走向前线的川军的描述：衣着破烂地散散垮垮地走在大路上，士兵们除了背着破旧的枪支外，有的腰间还挎着吸食鸦片的烟枪；军官们则大多坐着轿子，有的甚至还牵着戏耍的猴子，远远望去，根本不像是一支军队，更像是一支逃难的队伍。所以，川军在出川抗战途中，曾受到很多冷眼与歧视：第一战区的程潜不要他们，第二战区的阎锡山也不要他们，最后被第五战区的李宗仁收留。但李宗仁在收留川军时说的一句话，却让人刻骨铭心，永难忘记。李宗仁说：诸葛亮草船借箭，也要用稻草人做疑兵。川军再差，总比稻草人强吧！
于是，经过一番慎重而又痛苦的思考后，我决定写一部真实反映川人川军出川抗战的长篇小说。
2012年，亚太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美国战略东移，要在亚太地区实行战略再平衡，日本趁机将钓鱼岛国有化，引起激烈的中日之争，电视上天天都在播放关于钓鱼岛的信息，并有专家在做节目时说：日本从来就不承认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战败，他们认为是美国人打败了他们，而不是中国人！我对日本这种抹杀历史的说法非常气愤，但又不得不思考：日本为什么不服气，为什么不承认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战败？这就促使我对抗战前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军事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我看到，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的近代化政治改革、工业化浪潮以及近代教育发展后，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与此同时，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彻底失败，后来清王朝又被推翻，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分裂的混战局面，而且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国家形态与社会形态的不同。至于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两国的实力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抗战前，整个中国的工业总量仅有十三亿美元，而日本却有六十亿美元，是中国的四倍多；中国的铁产量不足十万吨，而日本却有三百余万吨，是中国的三十多倍；中国的钢产量不足一千吨，而日本却有六百四十多万吨，是中国的六千四百多倍；中国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而日本却有六七艘航空母舰，并形成了让欧美各国都心惊胆寒的强大战力；中国的飞机只有三百余架，而日本却有两千七百多架，是中国的九倍；至于战场上使用的机枪、大炮、坦克、装甲车等作战装备，那就更是不计其数，比中国多得多了，也比中国先进得多了！看了这些数据后，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的悲伤和痛苦油然而生。
此外，抗战之初的战场态势也让我甚感郁闷和悲凉：从1937年7月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军仅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相继攻占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地区，掠取了我们的半壁河山！据说当时日军有一个非常狂妄的计划：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消灭中国军队，征服全中国！我想：要不是中国幅员辽阔，我们不就彻底亡国了吗？另一个资料也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有一些中国军队投降变节，被改编为“皇协军”，帮着日本军队打仗，屠杀中国军民！另有一个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也让我震惊异常：说是有三个日本兵掉队了，开着一个小火轮在寻找大部队的过程中，无意间来到了一个小县城，竟然统治这个小县城达几年之久，直至抗战结束！为什么中国这么容易出叛徒、出汉奸？这么容易被人臣服统治？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那个抗战问题研究专家，专家的回答同样让我惊骇不已：中国自古以来就多朝代更替，多政权变化，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久而久之，中国人就在这种频繁的朝代更替和政权变化中麻木了，哪个来统治他们都无所谓，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了！这让我非常震骇，也非常痛苦。我隐约觉得：作为一个孤悬海外的蕞尔岛国，日本之所以敢以小搏大，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攻陷我们的半壁河山，这不仅仅因为我们当时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力量薄弱，还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有问题，我们的民族精神品质有问题！于是，我开始把目光内转，从我们国家和民族内部来审视思考这场战争，来分析探究我们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我随即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由于长期处于零散的小农经济的生产环境中，中国的老百姓大多一盘散沙，严重缺乏国家和民族观念，把个人私利看得很重；中国的政治集团和军事集团长期处于你死我活的内讧中，就是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大兵压境了，但作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还作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和军事决策，甚至不惜借用日本人的手，来消灭地方军阀的势力，以达到他铲除异己，独裁中国的目的。至于对付共产党，他更是疯狂逮捕、屠杀，手段险恶卑劣，无所不用其极。
虽然八年抗战极其艰苦卓绝，极其惨烈悲壮，但我们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这又让我开始对另一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为什么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究竟存在着怎样强大的自我救赎力量？特别是四川在抗战前后的巨大变化，更是令我惊异不已：抗战前，四川一直处于军阀混战和武装割据的混乱局面，对中央政府多有抵牾与拂逆，且鸦片烟泛滥成灾，人心人性腐朽败坏，社会混乱不堪，被人斥为“烂摊子”，四川军人则成为人见人骂的“烂丘八”。但抗战烽烟一起，全川人民竟然迅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抗日的呼声和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前后共有三百五十多万将士奔赴前线参加抗战，伤亡多达六十余万人，为特种工程服工役的民工也在三百万以上，且为抗战提供了八千多万担粮食和大量的捐税捐献，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定坚强的抗战大后方。由此我发现，虽然我们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血性中，依然潜藏着强大的自我救赎力量。比如：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比如：兄弟睨于墙，外御其侮。比如：知耻者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等。中华民族饱经苦难，饱受创伤，但从未亡国灭种，且五千年绵延不绝，原因就在于此，力量就在于此。我们确有很多问题，很多忧伤，但我们更有严守的底线。无论是谁，无论它有多么强大，一旦触碰了我们的底线，我们必将拼死捍卫，并以饱蘸血泪的悲怆和勇毅，最终战胜对方！
2012年6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终于坐到了电脑前，郑重地敲出了小说的题目——川流不息，郑重地敲出了小说的题记——国难，是民族所有个人的命运之难，国殇，是民族所有个人的精神之殇。
我开始用文字，去发现并书写我的“抗战”——一个四川作家眼中的关于四川人独有的抗战故事与悲烈牺牲。
黎民泰所著的《川流不息》描写了抗战前川西平原军阀混战、鸦片烟泛滥成灾、人心人性大面积滑坡堕落的乱世乱相，抗战全面爆发，装备落后而羸弱的川军出川抗战，一路遭受的冷眼、所经历的惨烈牺牲，从历史、社会和人心深处，从国家政治生态和民族精神内部，冷竣观察和反思了70多年前那场灾难深重的民族救亡战争，深刻揭示了“国难是民族所有个人的命运之难，国殇是民族所有个人的精神之殇”的道理，对战争与人、战争与民族、战争与人心人性救赎这一重大主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堕落到抗争，需要的是血性，羸弱与坚韧，是人性的两极。
从罂粟花的沃野，到大抗战的焦土，
黎民泰所著的《川流不息》，真是再现穿过大半个中国的川人，如何用惨烈的牺牲实现人性的自赎；首度讲述洗雪“烂丘八”前耻的川军，兄弟同心忠贞报国、“外御其侮”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