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年间是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政治、文学、思想诸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北宋仁宗初期，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群体，主导了一场全方位的革新运动，引领了一股高昂的士风，掀起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的一个高潮。

林嘉文著的这本《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为我们再现的就是这段革新历史。

林嘉文著的这本《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写的是范仲淹领导的北宋首次改革运动。

北宋王朝在经历了前三朝对政权的巩固后，翻开了新的一页。对内，朝廷积贫积弱的现象渐渐表露，对外关系上，契丹与西夏的崛起为北宋西北边疆带来巨大压力。当社会出现种种问题，但尚未达到政权覆亡的程度，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会站出来变法。朝堂上，一批敏感的士大夫如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苏舜钦等，渐渐萌生出改革救弊、振时兴治的思潮和诉求。公元1022年，随着宋仁宗的即位，新的时代降临，北宋朝堂上的改革呼声也汹涌而来，在这一片舆论支持下，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批革新士大夫粉墨登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革新运动，史称“庆历新政”。虽然革新运动终夭折，但其对振奋士大夫精神，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序

自序

第一章 山雨欲来：范仲淹的早年经历与北宋前期的政治局势

 一、岳州故事

 二、幼年坎坷

 三、苦学生涯

 四、北宋的建立

 五、边患重重

 六、贫弱之局

第二章 万千气象：仁宗朝初年的士人结盟与朋党政治

 一、范仲淹早年的仕宦与思想

 二、“救斯文之薄”

 三、“儒者报国，以言为先”

 四、“四贤一不肖”

 五、西北军政的压力

第三章 同道为朋：革新思潮下的同志士人与庆历新政

 一、“患法之不变”

 二、天章阁对策

 三、庆历新政的十条纲领

 四、吏治改革与其他

 五、欧阳修的文史之学及其思想史背景

 六、虚虚实实的“朋党”

 七、庆历兴学与“宋初三先生”

第四章 人散曲未终：新政的夭亡与北宋的士大夫精神

 一、“天下议论相因而起”

 二、“当时已不容”

 三、“自治其不可行”

 四、政治、权势与“风”

尾声：波峰浪谷——近世清流的命运

附录1：晚唐至宋初社会历史大背景与庆历新政

附录2：关系、范式、历史想象——对历史研究的若干随想

参考书目

后记

安乡县是座三面被湖水包围的小城，在它的西面，有座兴国观，这是一处清旷之地，尤利于有志于学问者在这里颐养性情、读书治学。年少的朱说也正是看中了这里气候清凉干爽，春无蛙声吵搅，夏无蚊虫烦扰，因而才不论寒暑，日夜在这里苦读经书。

在兴国观里，朱说还拜到了一位道士师傅，联想到日后朱说有不少研究易学的文字流传于后世，他这位姓司马的道士师傅恐怕出了不少功劳。

朱说平日里所居的读书堂是在兴国观东隅的。若干年后，那引得无数雅士名人吟诗作赋以称赞的“安乡八景”之一的“书台夜雨”，说的便是此处。从这里俯瞰下去，但见澧水波澜的水色、药山上芍药盛开的美景——这些都是位于澧阳县南八十里、洞庭湖畔的风景名胜。举目百里，视野开阔，在这样的地方读书，想必定能使人养出一副宏豁的胸襟。

日后朱说随着做官的父亲还一同去过池州（今安徽贵池），就在池州东面的青阳县，再往东二十里，有一座长山，朱说继续着他日夜苦读的生活，以致后来人们把这里改称“读山”。

然而朱说的读书时光更多是在长白山度过的。在他的父亲——那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小知识分子朱文翰——回到淄州（今山东淄博南）做长史的时候，此时尚不足二十岁的朱说便就读于长白山醴泉寺。后来朱文翰又做了长山的县令。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或许是由于父亲那做县令官所得的微薄的俸禄在养活起一大家人时仍显不足的缘故，朱说在这里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苦。那时他和朋友刘某一同在长白山的僧舍里念书，每天的饮食不过是取两升粟米煮成粥放凉，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当作主食。然后切几把菜加上盐和醋做熟来吃。

功夫不负有心人，年轻的朱说在历经了几年的寒窗苦读后终于从家族中脱颖而出。有一年长山本地走出来的名士姜遵回乡，这是位向来以为人刚严著称的士大夫。那日他在和众多拜访他的人告辞后独独留下了朱说，对着他的母亲谢氏说：“朱学究虽然还年轻，但却是个奇士。我看他日后不仅要当大官，还会流名后世。”说完便盛情招待朱说，对待朱说时像对待自己的孩子般亲热，周围人都摸不着头脑。

在长白山的日子里，朱说至少还有过两次出行，一次是与广宣大师结伴出游，一次是二十岁那年漫游关中，结识了一名很有名士范儿的名叫王衮的士大夫，王衮爱喝酒更爱音乐，他的儿子王镐和朱说成了好友，他们常常结伴相游于鄂县（今陕西户县），和道士周德宝、屈元应一同在外读《易》经、鼓琴曲——朱说是特别喜欢弹琴的，他曾经跟随大音乐家崔遵度学习过弹琴，他尤其喜欢弹奏《履霜》，因而平日里也是一副文士风雅的做派。与宗教人士的交往无疑对朱说个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他并非一味地吸取儒家思想，对佛、道也有涉猎，日后他主持新政，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来自于《易经》的思想。而当他在日后总结出“先忧后乐”的士大夫人格后，也有人就认为其中有他受佛教众生平等观点的影响。

本身勤俭苦读的日子就足够劳人了，然而朱说紧接着迎来了更大的打击——这是关于他身世谎言被揭穿的事。

要知道，勤俭的朱说和朱家其他弟子的性情向来是不同的，对他们平日里浪费不节的行径，朱说早就看不惯眼，屡次劝说，可众兄弟却依旧我行我素。那日他们嚣张地对朱说讲：“我们花的是我们朱家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朱说听完这句话很是震骇，几番打听之下，有人告诉他：“您是姑苏范家的孩子，当年谢夫人带着您嫁到了朱家”。可以想象，这样的真相，对于时年二十三岁的朱说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没错，他就是二十一年前那个在徐州经历了丧父悲剧的两岁的婴孩——范仲淹！悲愤的仲淹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决定走出家门自立门户，佩剑带琴，径直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去了。谢氏听到儿子愤然离去的消息也是急忙派人追赶，但仲淹心意已决，只为母亲谢氏留下了一句十年后登科迎亲的约定，便毅然决然踏上了往应天书院（也称南都学舍、睢阳书舍）的路程。

应天府的府学应天书院本名宋州南都学舍，是宋州当地的学者杨悫于后晋天福六年（941）建立的。杨悫死后，他的学生戚同文执掌学舍。后来，南都学舍发展成有着一百五十间学舍、数千卷藏书的、民建官办的大书院，而且有着极好的学风。戚同文曾经在这里树立起了良好的风气，他个人不仅向来以孝闻名，而且讲信义、做善事，经常扶贫济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戚同文还是一个好学到经年不解衣带的人。这一点深深影响了范仲淹，他在应天从学五年，也向来没有解过衣带，学习十分刻苦。

不过仲淹来时，戚同文已经去世了，此时是他的孙子戚舜宾担任应天书院的院长。南都学舍是在大中祥符二年（1009）由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的，在此前的景德二年（1005），宋州被改名为应天府。

P12－15

北宋的庆历之际是宋代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学、思想等领域都发生着变动，因而是一段迷人的历史。

我写庆历新政，一开始还是考虑到选题和现实的关联，但实际写在书里的现实关怀却显得气力微薄。诚然，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公共话题上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这样的形势像极了北宋仁宗朝时士大夫自觉意识高涨的局面，舆论会推动改革，今天的中国确实也有着多方面的改革诉求。所以在很多人看来，近千年前发生的庆历新政或许对今天中国政治的发展能够有一定借鉴作用。

但是站在单纯的历史学写作的立场而言，我本想在行文中极力克制这种现实关怀的流露，我并不认同市面上一些近代史书籍中那种目的性过于明确的“影射史学”，因为我觉得那种过分的现实关怀让史学少了几分纯粹。在我看来，一味致用的史学无疑丧失了史学本身的魅力，落入影射史学的窠臼，至少于我而言，是不能接受这样不够纯粹的史学的。“以古鉴今”这一史学的社会性功能，尽管始终为那些惯用春秋笔法的史家所认可，但我有时候又觉得这可能是个伪命题，至少谁都不能否认，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基本可以被另外一些学科的社会功能所替代，史学研究者非要把自己的志业说得太过崇高，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有功利的意味。至于那些希望通过历史来预见未来的人，其功利性更是明显。

余英时先生在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的代序中讲到，他自己也曾几经思量，最终还是放弃了“历史规律”这一概念。因为他发现，任何的逻辑实证论派的学者都不能否认史学家从未找出普适性历史规律的客观事实，且“历史演进一元论”与实证方法的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和可操作领域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余先生的发现给予我启发，我以为，历史并不像陈寅恪文章里讲的学术前景，学术可以“预流”，但历史却不能。由于历史所给予今人的一切所谓的“经验”总是有着多样的局限，因而人们并不能通过掌握“经验”来获得足以预未来现实之潮流的“规律”。历史的发展与前进至多会是像欧立德教授所比拟的那样，这位美国“新清史”学派的代表学者曾在接受《晶报》访谈时说，历史作为整体不会再重复，却可以“押韵”，时空转换并不意味着不会再出现相似甚至重复的问题，这时用历史与现实做出的比较往往是有一定价值的。

然而历史也仅仅只是可能有着相似的问题而已吧，它绝不会完全周而复始，所以它的资鉴性注定是有限的、相对的。现代社会远远比古代社会复杂，历史的经验真不见得能帮今人多少，至多是给人们提供点自以为看透一切的心理安慰——这便是为什么我这本小书的现实关怀会是“气力微薄”的了。

庆历之际在唐宋历史上地位重要，论及这一段历史，很难避开“唐宋变革”论这一史学范式。我自认对之算是批判地接受。从最根本的想法上讲，我很质疑“唐宋变革”论。尽管我无意也无能力在本书中专门讨论这一理论说法，但常识告诉我，社会是复杂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能存在普适于每个方面的特性，所谓的唐宋变革、两宋变革、宋元变革、宋元明变革、元明变革，其实可能有点牵强，毕竟没有一种通论能够解释所有的历史。另外，我之所以尽量少地直接用到“唐宋变革”这一表述，还因为在我看来，在今天中国的宋史学界，对“唐宋变革”的研究和表述已经被严重泛化。诚然“唐宋变革”论的目的论背景尚有待商榷，但将“唐宋‘变革’”泛化成一般意义的变化，显然并不合乎这一学说的本意。

“唐宋变革”论在今天的日本汉学界仍然是一种十分主流的学说，甚至还影响了日本通俗史学。我近来就看到一部从日本引进的通俗史学畅销书，这本书主要就是拿宋代和日本的近现代史类比来说明日本的发展需要借鉴中国近世的部分历史经验，这本书完全套用并继承了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对宋代的历史地位过度拔高，导致了作者把宋朝制度等同于政治集权、经济自由化的制度。在该书作者看来，“中国化”即是废除了身份制度、流动限制的普遍主义社会制度；而“日本化”是特殊主义的。因而近代日本并不是“西洋化”了，而是“中国化”了。这种说法或许是典型的，对宋朝所谓的“民主”萌芽过度诠释，然后借题发挥，可能本身对日本现代化历程的认识没错，但对宋代显然有着过于偏激的认识。

现代中国学界里那些坚定的“唐宋变革”论者，或多或少都有着一点通论癖，他们大约对历史分期有着偏执的喜好，人们对历史分期的志趣，已经从上世纪史学论战的热潮中保持至今。然而深究其理，这应当还是由于人们存在欲寻找历史规律而不能的焦虑，可惜我以为历史真的没有、也不会有规律。“唐宋变革”论留下的中古贵族政治、宋代君主独裁等话题近来都不断被学人挑战，美国学界又以两宋变革和宋元明变革企图替代日本汉学的解释范式。相关的争论有很多，我自己作为晚辈后学，丝毫不敢对这种问题下手，但内藤氏论说的种种缺陷早已不乏人指出。变革大多是不同时且限于某一或某几个领域的，牵强地关联起每一个领域里在时间上存在一定差距的变革，无疑带着一种把历史解释简单化的嫌疑。现在似乎每个断代都有各种各样的变革说，这隐约算得上是种坏苗头。

在北宋仁宗朝初期，范仲淹及其领导的革新士人群对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影响重大，他们引领起了一股高昂的士风，掀起了北宋士大夫政治的一个高潮。谈到这段历史的人，大多会对这一时期士人的生活状态有所钦慕。翻检史料，今人是很容易被一些对这一时期士风的溢美所感染的，我自己大约也难以做到时时都能克制那种情不自禁，但科学主义的精神告诉我，沉溺于对专制时代士人生态美化了的想象，是有违一个现代人的基本理智的。史学家田余庆先生作为研究东晋门阀政治的大家，曾强调门阀贵族政治仍是皇权政治的变种，这种认识是非常清醒的。我在写作中也反复温习田先生这种清醒，希望自已不要把宋代士大夫政治抬得过高。我有时读到一些论及北宋士大夫政治的文章，甚至会想，若干年后会不会有学人从学术史的角度，专门撰文讨论现代学人对宋代士人生态的想象。

然而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的确是一个很值得一说的话题，我很想尝试把这个话题以及与之有关的诸方面作以清楚的梳理和分析，并在这种过程中融入我对宋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些理解、思路、看法，虽然我很怀疑自己能否最终做到自己想要做的那些。

最后，我要提前感谢那些将有可能耐着性子看完全书的读者。因为就凭这本书中令我不满之处的数量之多，如果没有读者的同情和支持，我的小书或许并不足以享受被人认真读完的殊荣。还望各位方家读过本书后对文中的愚见能多多指正，对我书里的谬误和冒失的断语能多多包涵。

林嘉文2014年7月23日初稿于北师大图书馆

2015年5月14日定稿于西安

《文景之治》于2013年初秋交稿后，一旦再看两眼，我就觉得那像一堆可怕的呓语，以致我后来再也没敢从头把它通览一遍，出版前唯一的一次校对也只是一目十行地草草翻过，敷衍了事。这样做似乎对自己和读者都不太负责任，实际上那本书里除了存在市面许多通俗书都存在的用语不够严谨、出言太过浮躁的毛病，确实还有几处显而易见的疏漏。但由于某种力不从心的无奈感常常涌上，所以当时的我总能轻易为自己的懒惰和笨拙找到借口。这本通俗故事书后来更名《当道家统治中国：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迅速崛起》，由读客图书出品，全书的选题策划、书名及文案设计和产品营销全是读客的团队经办的，我几乎完全尊重了他们的各种提议，这不仅因为我一向认为在出版和市场营销上他们比我更专业，更是由于我心里一直愧疚自己那本粗糙的通俗书恐怕配不上他们的期待和用心。

那本仓促成书的作品是我的遗憾，我过去对它缺少足够的正视，一开始只是写着玩，后来为了出版又迎合大众口味调整了许多内容，我实在看不起当时轻薄的自己，看不起那本书。但我的精力又是多么的有限，想重头来过是完全不能的。我一向少有什么功利的想法，但让我轻易放弃难得的机会更是不易，我自认是个凡人，不过也清楚人贵有自知之明。

过了一年多，我又要出新书了。这本书大体完成于2014年9月之前，原名《“救斯文之薄”：北宋庆历年间的新政、党议和新儒学运动》，显而易见，这个过于书生气的名字不够讨市场的巧，于是，在出版方的建议下，书名最终改为《忧乐为天下：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尽管从一开始这本书就没有被定为彻底的通俗著作，整个写作过程也不似上一本那般散漫随意，但不得不讲，我还是顺从了多数读者希望能听故事的愿望，我更不好意思给出版社的朋友增加负担。于是乎，这本书便有点显得不伦不类，正文行文看起来并不呆板，特别是叙事部分，而一些严肃的内容都从简写在了注释中。我的一个编辑朋友看过稿子后就跟我打趣说，这书至多算作“轻学术”著作——也就是说，其实还是不能算作完全的学术书——这也大抵是符合我的写作预期的，这本书里依旧有许多常识性的、故事性的叙述，在许多大的问题上仍囿于旧说，有新意处大多只是在一些小问题上，且在书中零星散落，更加不够凸显。我最怕的结果是，专业读者嫌我学术新意不够，普通读者又觉得我的书不好读，两头不讨好，会让我极度惭愧。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是“兵荒马乱”、压力重重的。除却我的身体健康总是出状况外，学识上的捉襟见肘更常常令我尴尬。我向来自知学识尚浅，每当书中涉及皇权、士权、宋代贫弱状况等争论较多的大议题时，我都感觉说出来的话难免要么草率，要么无甚新意。而且我在整理关于本书的资料时也意识到前人对于范仲淹、庆历新政、宋代士大夫政治、新儒学运动的研究其实已经成果繁多且相当卓著了，这一时期思想史、文学史、政治史间的关联互动也被不少人注意到。这无疑会带给了我一种失落感。

我在写作本书时尝试用到了大历史的视野，不局限于庆历新政，而是关注了在救弊革新的时代“风”势下，政治领域、文学领域、思想领域各自的反应与相互的关联，对革新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北宋的积弊都做了回溯，同时也斗胆对近世儒家士大夫清流的命运稍稍做了试探。

在写作中我比较注重的是展现历史发展的过程。有时能看到，一些学者讲制度变革时光讲新政的出台，仿佛要给人一种制度变革不存在渐进过程和前期酝酿的印象，同时他们似也不太重视此类历史行为的实际效果及其对社会思潮的影响。从我的主观意愿上讲，我是想尽量规避这种做法的。

在我不得不交稿的时候，自己心里其实很清楚这本书有很多有待打磨甚至该推翻重写的地方，而且我自己在写作中也有一些感悟和反思。比如我常想自己在谈论士大夫自觉意识时是不是存在解释过度或者带入了解释者自我人格的现象，是不是潜意识里用先验的解释框架套在了历史本身之上。我会怀疑以个别士人精神自觉来论述整个士大夫群体是不是合适，担心自己想要超越那种从二元党争的角度来解释北宋士人政治的思维是不是演变成了一种过度的解释焦虑，以致不自觉地强词夺理。

在本书的个别地方，我可能没大没小地讲了几句妄语，我自己也经常在网上会关注到一些与历史学有关的讨论，但在更多时候，我还是觉得，大多数人关于史学方法和范式的讨论不过是一种对自己观点的自圆其说、自我辩护，有时看到同一个学者一会儿说史学研究缺少思想与关怀，一会儿又批评意识先行、以论带史，我就会想，学问到底还只是个人的事，自己有着大概的方向和感觉就好，过度关注甚至参与进某些无聊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更何况我并没有一副可以整日和人激辩的好身体，性情上也素来不喜欢争执太多。学问无绝对客观的尺度，我愿常以“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就好”自勉。

……

复旦大学胡耀飞博士为我引荐出版方；陕师大出版社的姚蓓蕾编辑与我相识近三年，平日对我写作、出版多有建议；《文景之治》的编辑王菁菁曾热心地为本书的写作出版予以鼓励和指点，我对她其实有些愧意；北大社麦田书坊的冯俊文、广西师大社理想国的马希哲、岳麓书社的胡宝亮、北师大出版社的谭徐锋、三联书店的曾诚、中华书局上海出版公司的贾雪飞曾给予本书的出版以关心和襄助。感谢他们。

北方民族大学西夏研究所的王荣飞不仅在治学上对我有所助益，平日里也对我关照甚多，他经常鼓励我、关心我、帮助我，也常常提醒我、鞭策我、为我着想，我实在太感谢能够结识如此热心的他。王荣飞治学勤奋、见识好、气度好，我只觉得以后该向他学习，也真心祝愿他在西夏语言文字和文献的研究上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

刘雅雯为本书注释的查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感谢她的付出以及相识以来对我的照顾。等到这本书出版面市，我们就相识两年了，两年来她让我有了不少新的经历和见识，我有时候自觉好像很明白她，有时候又费解于她的个别固执和单纯。刘雅雯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想，我现在这样说她，应该是在赞美，还记得我们认识后不久她说过的话——“理想主义是对一个人最好的赞美”。我不知道如今的她算不算是更成熟了，一年多来她也经历了不少，教书是令她最开心的事，当然，仅就我所知道的，她也受了不少委屈。尽管我过去常调侃她，有时候还站在很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给她泼冷水，但我希望，不论日后她过起了怎样的生活，她总能多保留一些原来的单纯和理想，但也别耽于太庸凡的生活。这种祈愿或许带着点小小的私心，毕竟她曾给我留下太多难以磨灭的印象，那些印象都是很美的，而且我觉得刘雅雯也是对我挺重要的人之一，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并祝福她。

特别要被感谢的是一群特殊的老师，正所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我其实常常苦于没有做学问的好氛围，好在几年来我在微博上的所见所闻真真切切地丰富了我，正是有了在微博上和许多师友的学习、交流，我才能从对学术的一无所知到今天的懵懵懂懂。他们中有高校里的老师，有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有在读的硕士、博士生，还有几位编辑、自由撰稿人。我虽然未在此一一具名——我自认自己的成绩还不足以回报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对我的指点和启发，且我实在不愿俗气地向他人摆出一副我认识谁谁谁的世故模样——但在我心里，微博上的每位老师都是我心中极其感激和钦佩的师长，我的成长和学习始终没离开他们有意、无意的教导与帮助。

几年来，我读书、写作的时间都是在上学之余分秒必争地挤出来的，其间还承受了不少心理和身体状况的压力，个中辛苦，积郁到让人欲语无言。当初写这本书，其实是有点意气用事的，望着这部书稿，想到许多师友的鼓励，我其实感到很惭愧。未来的日子，希望自己能沉稳下去，多读书，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生活氛围，能走出现在较为沉郁、封闭的生活。尽管我清楚，不论如何用外界的现象障碍自己的认知，人们都总要面对自己内心孤独的感受。

是为后记。

林嘉文2014年7月23日初稿于北师大图书馆

2015年10月17日定稿于西安

读一读林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注文长达6万多字，占全书五分之一以上。博览群书，引证古籍127种，今人论著311种，其中外国著作四十余种。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成果，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取舍意见。其治学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其水平放诸当今有关范仲淹庆历新政较为优秀的论著之列，也是当之无愧的。

说实在的，我对当今史学界存在的粗制滥造成风、学术垃圾成堆的现象十分担忧，颇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当我看到年轻中学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确信，不可小看年轻一代，他们中间是有好苗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苗茁壮成长，成为学术界的新星。我一向不愿为年轻人的书作序，我的硕士生、博士生修改论文后出书，请我写序，都拒绝了，而今自破其例，为了鼓励这位年轻人，我欣然答应作序。

——宋史名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