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富传奇色彩的冷战轶闻，帕斯捷尔纳克弃领诺贝尔文学奖的曲折内情。

《日瓦戈医生》可以说是冷战时期最出名的苏联小说，曾以多种文字出版，在许多国家成为畅销小说。在小说出版后的第二年，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公映，让这部作品再一次赢得巨大关注。然而小说出版前的各方角力，出版后作者受到的迫害，却并不广为人知。这部“反苏联”小说在东西方冷战中起的作用，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过去传闻不断，却一直没有定案。《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对《日瓦戈医生》出版的前后经过进行了仔细梳理。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曾任该报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的彼得·芬恩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讲师彼特拉·库维，两人通过对苏联官方档案的研究、配以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对后代的采访，对这段历史给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叙述。作者还说服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了几十份冷战期间“书籍”计划的文件，让读者们对中央情报局的参与程度有一个较为权威的了解。

1956年5月，一位意大利出版商的书探乘列车前往莫斯科郊外，拜访伟大的俄国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他离开时带走了帕斯捷尔纳克首部小说的原始书稿，以及作者托付的一句话：“这是《日瓦戈医生》，愿这本书流传全世界。”帕斯捷尔纳克相信，自己的小说不可能在苏联出版，因为官方认为此书攻击1917年革命，是一株无可救药的毒草。

从意大利开始，《日瓦戈医生》多种语言的译本在世界各国出版，广为流传：与此同时，帕斯捷尔纳克则在苏联国内遭遇了疾风骤雨般的舆论抨击。这部巨著及其跌拓的出版历程也引起了中央情报局的注意。后者秘密印刷了一批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偷运进苏联。《日瓦戈医生》被卷入冷战双方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这成为该书非凡经历的一部分。

时过境迁，这段不同寻常的轶事，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由《当图书成为武器(日瓦戈事件始末)》的两位作者彼得·芬恩和彼特拉·库维发掘整理，公之于世。

序

 “这是《日瓦戈医生》。愿这本书流传全世界。”

第1章

 “俄罗斯的屋顶整个给掀翻了。”

第2章

 “帕斯捷尔纳克不经意间走进了斯大林的个人生活。”

第3章

 “我作了安排，要在一部小说中与你见面。”

第4章

 “你意识到这小说的反苏性质吗？”

第5章

 “完成之前，我是个没有自由却无比幸福的狂人。”

第6章

 “不出版这样一部小说等于犯下反文化罪。”

第7章

 “假如这是西方人眼中的自由，那我不得不说，我们的看法不同。”

第8章

 “我们在铁幕上撕开一个大洞。”

第9章

 “我们来秘密做。”

第10章

 “遭受过不幸与灾祸，精神痛苦，但他看上去仍是个天才。”

第11章

 “形势十分明朗，不会留情。”

第12章

 “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就是战争的代名词。”

第13章

 “我像头困兽般无奈。”

第14章

 “与俄国大学生共度周末。”

第15章

 “天空蓝得让人难以忍受。”

第16章

 “现在让我为没出这本书感到遗憾，太晚了。”

后记

鸣谢

资料来源说明

注释

参考文献

革命后，接踵而至的是毁灭性的持久内战，战争双方是红军和称做白军的反布尔什维克军队。那几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食品短缺，营养不良成了帕斯捷尔纳克家人的常态。鲍里斯变卖了书籍换取面包，还旅行到乡下，向亲友索取苹果、干饼子、蜂蜜和猪油。他和弟弟锯掉阁楼的木榫头做燃料，好让屋里的炉火不灭。这时，按照当局的命令，在瓦尔库勒卡的公寓房里，他家居住的空间只剩下两间屋子。夜里，兄弟俩有时到外面偷栅栏上的木条和各种能烧的东西回来烧火取暖。几乎所有人的健康状况都恶化了。1920年，罗莎犯了一次心脏病，列昂尼德的申请获准，带她去德国治病。他们的两个女儿也迁居到了德国，家人从此永久分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和妹妹终于定居在了英国。

鲍里斯后来只在柏林见过父母一面，他与首任妻子叶夫根尼娅结婚后，曾去柏林探望父母，当时柏林变成俄国流亡者的聚居地。帕斯捷尔纳克在柏林居留的10个月中，最后确信自己的艺术前途在祖国，而不是在满腹乡愁争论不休的流亡社区中。文艺理论家兼批评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写道：“帕斯捷尔纳克在柏林时感觉不自在。”什克洛夫斯基后来也返回了莫斯科。“我觉得，他在我们中间感觉缺乏动力……我们是难民。其实连难民都算不上，是逃亡者，如今成了非法占住者。占住在柏林的俄国人没有前途，没有命运。”帕斯捷尔纳克已经扎根在莫斯科，俄罗斯才是他的家。丘科夫斯基评论说：“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小路上、庭院中，他感觉自己如鱼得水。这里才是他的家乡，他讲话是一口纯正的莫斯科口音。我记得他的乡音让我感动，也记得他那乡音跟他纯粹莫斯科人的举止融为一体。”

以赛亚·伯林说，帕斯捷尔纳克有“一种热情到近乎痴迷的愿望，想要别人把他看做一位深深植根于俄罗斯土壤的俄国作家”，这一点“在他对犹太血统的反感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的愿望是犹太人被同化，犹太民族在俄国彻底消失”。在《日瓦戈医生》中。他借一个名叫米沙·戈尔东的人物说出了这一观点，她要求犹太人“恢复理性吧。已经足够啦，不该要求更多。别用老名字称呼自己。别抱成团，散开来。跟大家打成一片吧。你们是世界上的第一批基督徒，也是最好的基督徒”。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孩提时期，保姆带他去莫斯科的东正教教堂做礼拜，他对焚香的芬芳和墙上的拜占庭风格肖像耳濡目染。可他的两个妹妹说，1936年以前，东正教的神学并没有触动他，以赛亚·伯林也认为，在1945年没发现他身上有东正教神学留下的痕迹，便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对基督教的兴趣是“后来积累的”。帕斯捷尔纳克上了年纪后，依恋他自己版本的基督教，虽然受东正教影响，却并不是其形式。“我生来是个犹太人”，他晚年对一位记者说，“我家人的兴趣集中在音乐和艺术上，不重视宗教仪式。我感觉迫切需要与造物主沟通，所以皈依了俄国东正教。但是，尽管我做出很大努力，却没有获得完全的精神体验。因而我仍然是个追寻者”。

1921年年初，与布尔什维克对抗的白军战败，在这个国家的废墟上，文艺生活慢慢重新点燃。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生活啊，我的姐妹》首次出版，印数达到约1000册。书的封面显得有点寒碜，是用卡其布做精装封面，这是“某个发牢骚的出版商孤注一掷”。这部诗集还在柏林出版。《生活啊，我的姐妹》发行后，引人瞩目的评论欢呼道：一个巨人登台亮相了。

“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文，就是在清你的嗓子，让你畅快呼吸，让你的肺胀满空气。这种诗肯定是治疗肺结核的一剂良药。眼下没有比这更有益健康的诗歌了！感觉就像喝过炼乳后饮用马奶乳酪酒。”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说。

“它让我感觉像是遭遇到一场倾泻……倾泻的光明将我笼罩其中。”在1922年的一篇书评中，又惊又喜的茨维塔耶娃写道。“帕斯捷尔纳克大睁着双眼，竖着耳朵，大大张开鼻孔、嘴唇和双臂。”P38-40

1956年5月20日，两个男人在莫斯科的基辅车站登上郊区电气列车，前往一个名叫佩里德尔基诺的居民村，那地方在莫斯科西南方向，距离约30分钟车程。这是个星期日的早晨，天空清澈湛蓝。春天早已到来，地面的积雪一个月前便已消融，空气中弥漫着丁香花盛开的芬芳。身材明显壮硕的那个人名叫弗拉德连·弗拉基米尔斯基，他留着一头亮丽的金黄色头发，身穿双排纽扣的上衣，腿上穿一条肥大的裤子，这是大多数苏联官员喜欢的装束。他的同行旅伴身材瘦高，长相显然是个外国人。俄国人取笑他，说他活像个苏联时髦青年，因为他身着西式服装，就说他是个“时尚家”。此人是个意大利人，名叫塞尔吉奥·丹吉洛，他脸上常常浮出微笑，在这个民风一贯拘谨的国度，难得见到这样的微笑。他要去佩里德尔基诺以自己的魅力打动一位诗人。

丹吉洛是个意大利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电台工作。几天前，他读了一则简短的文化通讯，报道说俄国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部小说即将出版。那则通讯只有两个句子，仅仅说帕斯捷尔纳克的这本书将是又一部俄国史诗，此外并无其他信息。这部小说的书名叫《日瓦戈医生》。

丹吉洛离开意大利前，答应为米兰一家出版社物色苏联的新文学作品。这是一家新创立的出版社，创办人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詹贾科莫·菲尔特瑞奈利。这可是俄国最知名诗人的头一部小说啊，能得到这本书的版权，对丹吉洛本人和这家新出版社都是桩了不起的盛事。他与米兰联系，米兰方面要他尽快与帕斯捷尔纳克接触。他在莫斯科电台的同事弗拉基米尔斯基为他安排了这次会见。

佩里德尔基诺是个作家聚居的居民村。这里原先是一个俄国贵族的领地，四周古树环抱，椴树、杉树、落叶松密布。1934年，为奖励苏联最著名的作家，在这里建成这个静谧的居民村，让作家们有机会逃避城市公寓的喧嚣环境。在250英亩的大片空地上，建起大约50座乡间别墅。这个居民村不但住着作家，也有住小木屋的贫苦农民，农妇围着方头巾，农夫赶着马拉雪橇奔波。

佩里德尔基诺住着苏联文学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康斯坦丁·费丁和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房子就在帕斯捷尔纳克家两边。苏联最受爱戴的儿童图书作家科涅·丘科夫斯基和文学批评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住在两条街以外。这里表面上一派田园牧歌情调，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大清洗时期，国家曾处决一些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和鲍里斯·皮利尼亚克两位作家就是在佩里德尔基诺的住宅里遭到逮捕的。他们的住房后来转由其他作家居住。

据这个居民村的传说，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曾与马克西姆·高尔基交谈，了解西方作家的生活状况。高尔基是苏联文学之父，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说，西方作家住的是郊区别墅，斯大林便下令建造佩里德尔基诺居民村。不论这个传说是否真实，苏联作家是个享有特权的团体。将近4000位作家组织成苏联作家联盟，得到的慷慨待遇是普通苏联百姓无法想象的。普通百姓居住空间往往十分狭小，他们购买日常必需品要排很长的队。丘科夫斯基曾这样描述这个居民村：“作家们被包裹在暗探网织成的舒适丝茧中。”

小说、剧作和诗歌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大众宣传工具，应当帮助将公众的思潮引向社会主义方向。斯大林希望，自己的御用作家生产赞颂共产党国家的小说或诗歌，所有故事主线都要宣扬工厂和集体农庄蓬勃进步的内容。1932年，斯大林亲临高尔基家；与作家们会面时，斯大林在祝酒中发起了新文学运动：“生产灵魂的产品比生产坦克更重要……刚才有人说得对，作家不能坐在家里闭门造车，必须了解国家的现实生活。这是对的。生活本身能改造人。你们也可以帮助改造人的灵魂。灵魂的产品至关重要。为此我举杯，向各位作家，向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致敬。”

……

《日瓦戈医生》于1957年在西方出版，次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授给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这触发了冷战时期一场规模最大的文化风暴。《日瓦戈医生》一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说。然而，出版这部书经历过多少磨难，在两个超级大国意识形态争斗导致的分化世界上，这部小说如何激起轩然大波，却很少有读者知道。

《日瓦戈医生》在苏联被列为禁书，克里姆林宫试图利用意大利共产党，阻止这部小说的译本在意大利首次出版。莫斯科官方和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向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米兰出版商詹贾科莫·菲尔特瑞奈利发出威胁。这两个从未谋过面的人顶住压力，结成出版史上最伟大的合伙契约。他们之间的秘密通信由可靠的联系人传递，通信内容本身就是一部艺术自由的宣言。

苏联在广泛报道中对《日瓦戈医生》表示出敌意，结果，本来可能只有少数精英读者的这本书，变成了全球畅销书。瑞典学院决定，将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授给帕斯捷尔纳克，本来已经惊人的空前销售量继续猛增。此前帕斯捷尔纳克曾因他的诗作多次获提名，但这部小说出版后，帕斯捷尔纳克几乎成为该奖项的不贰人选。克里姆林宫将颁给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视为反苏挑衅，组织起残酷的国内批判运动，诽谤这位作家是叛国者。帕斯捷尔纳克被逼到自杀的边缘。对这位老年作家的打击规模和恶毒程度让全世界感到震惊，其中包括了很多同情苏联的作家。从欧内斯特·海明威到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全世界不同领域的人物出面保护帕斯捷尔纳克。

在帕斯捷尔纳克生活的社会中，小说、诗歌、戏剧是极为重要的交流和娱乐形式。文学作品的主题、美学价值和政治取向是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主题，有时候，论战的失败者要付出生命代价。1917年革命后，有将近1500位苏联作家因各种所谓违规行为被处决，或死在劳动营里。作家们要么集中改造为新的“苏维埃人”，要么受隔离，在一些情况下，会被处决。文学的作用要么是为革命服务，要么是为国家的敌人服务。

苏联领导层对革命文艺作过广泛的论述，他们一连几个钟头做长篇报告，谈论小说和诗歌的作用，他们召集作家到克里姆林宫，向他们灌输应该负起的责任。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体验过文学在社会转化中发挥的力量，因此关注文学作品。在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对革命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的描写被激进化了。列宁说：“文艺属于人民，必须得到群众的理解，受到群众的热爱；必须团结群众，提升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必须激发他们去行动，激发他们的艺术直觉。广大工农大众连黑面包都吃不饱，难道我们能向少数人供应精致的甜点？”

20世纪30年代初期，斯大林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将这个国家的文学生活置于严厉的控制之下。文学不再是政党的同盟，而是其奴仆。20世纪20年代有过的艺术活力枯萎了。斯大林自己在青年时期曾经是个诗人，也是个贪婪的小说读者，有时候一天就会贪婪地读几百页。对书中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他会划红线标出。对于什么戏剧能上舞台演出，要由他本人做出权衡。他曾经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讨论一位名叫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人，谈论这个人作诗的水平。但他谈论的其实是曼德尔施塔姆的命运。这个国家的主要文学奖项要由他决定颁发给哪位作家，这个奖项自然命名为斯大林奖。

苏联大众热切渴望读到伟大的杰作，但这种愿望难以得到满足。这个国家的书架上堆满了按命令生产的干巴巴公式化垃圾作品。以赛亚·伯林认为，那些书全都是“无可救药的平庸之作。”凡是坚持以自己的声音讲话的作家，都能得到大众近乎崇拜的报偿——在少数这种作家中，就有帕斯捷尔纳克和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朗诵他们的作品时，听众能挤满音乐厅，纵使他们的作品受到查禁，也会在大众之间口耳相传。在白海附近的奥鲍泽卡强制劳动营里，有些受监禁的人们以谁背诵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最多来取乐，来相互支持。流亡的俄国批评家维克多·弗兰克解析帕斯捷尔纳克的诉求时说，在他的诗中，“天空更加湛蓝，星星更加明亮，雨声更加响亮，太阳更加毒烈……在俄国文学界，甚至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位诗人有能力让我们日常生活中平庸的事物获得如此的魔力。在他犀利的目光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微不足道，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他有童真的眼睛，仿佛他是最先踏上一颗新行星的人，对一切都看得真切。积着雨水的小水潭、窗台、镜架、围裙、列车车门、隔开湿外套的发髻网——日常生活中种种微不足道的琐细物品，在他笔下都能转化成永恒的欢乐。”

这位诗人与共产党、党的领导人和苏联文学界保持的关系中存在着深深的矛盾。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之前，帕斯捷尔纳克曾创作过歌颂列宁和斯大林的诗歌，有一个时期，他为斯大林的狡诈和权势所迷惑。但是，随着大清洗的鲜血在全国各地流淌，他对苏维埃国家开始感到深深的失望。至于众多作家遭到无情吞噬，他为什么能幸存下来，并不能简单做出解释。大清洗的恐怖往往十分怪诞而随意，忠实者被大片除掉，某些可疑人物却幸存下来。帕斯捷尔纳克受到运气的呵护，他的国际声誉也是他的护身符，也许最关键的原因是斯大林曾作过一番评论，赞赏这位诗人独特且时而怪诞的天赋。

帕斯捷尔纳克并不寻求与当局对抗，他刻意隐居乡下，自己的创作并不公诸于众。他于1945年开始创作《日瓦戈医生》，花费了10年工夫才完成。帕斯捷尔纳克几度生病；因为需要挣钱曾受委托翻译外国作品；还因为他的抱负日益增强，对笔下流出的内容感到疑惑，这些情况让他的写作进度放慢了。

这实际上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的第一部小说，完成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他将自己的很多经历和观点注入书的字里行间。《日瓦戈医生》并不是一部辩论性质的作品，不攻击苏联，也不维护任何其他政治体系。作品的力量在于书中的个人精神，帕斯捷尔纳克希望与世人作某种交流，找到一些真实的生活，找到爱。他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想要清算过去，通过“精确的诗意真实性”表现这个时期俄国的历史。

随着故事的进展，帕斯捷尔纳克意识到，《日瓦戈医生》将成为对苏联历史的谴责。故事的情节、书中人物、故事体现的氛围，这些都与苏联文学格格不入。故事的字里行间散发着对“麻木而无情”的意识形态的蔑视情绪，而那种意识形态却让他的众多同行为之欢欣鼓舞。《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终极愿望，是向他心怀情感的一个时代致敬，而那个时代已经遭到了毁灭。他像着了魔一样，决心出版这部书。这与他的很多同时代人不同，那些人秘密写作，却把作品锁进抽屉。

《日瓦戈医生》先后以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英文和众多其他语言出版，但起初并没有出俄文版。

1958年9月，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梵蒂冈展馆向苏联参观者散发《日瓦戈医生》的俄文版，书籍装帧漂亮，用蓝色细棉布做精装封面。关于这个神秘的版本是如何面世的，立刻出现了很多谣传，1958年11月，最先出现的传说是，中央情报局是这个版本的秘密出版者。但是直到现在，中央情报局仍矢口否认参与此事。

在过去的年年岁岁中，出现过一系列杜撰的说法，说中央情报局如何得到一部《日瓦戈医生》的原始书稿，说它用俄文印刷这部书的动机云云。有一则传说称，英国情报机构曾在马耳他迫降一架飞机，因为菲尔特瑞奈利搭乘着这架从莫斯科起飞的飞机，在飞机受控制的过程中，从他公文箱里取出这部书稿秘密拍了照。但这种事根本没有发生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几位法国朋友相信，获得诺贝尔奖要有原语版本作证明才行，这种推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翻炒一遍，但这种想法不对。诺贝尔奖不是中央情报局的目标，而且这个情报局的一份内部资料显示，并没有向斯德哥尔摩提供这部书。中央情报局不过是想把《日瓦戈医生》运送到苏联，传递到苏联公民手中。

还有人辩论说，是俄国流亡者在欧洲印刷了俄文版，中央情报局的角色无足轻重，不过是向流亡者阵线组织提供资金支持而已。其实，中央情报局参与的程度很深。《日瓦戈医生》的印刷发行由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行动协调委员会批准，该委员会隶属于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亲自督办此事，由中央情报局的苏俄处执行。1958年，中央情报局安排此书在荷兰出版精装本，1959年又在首都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出版了这部小说的袖珍平装本。

《日瓦戈医生》成了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件利器，这也是这部书非凡经历的一部分。

“一次绝妙的成功行动，不是吗？”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印刷第一批俄文版《日瓦戈医生》的荷兰情报官C.C.(凯斯)范·登·豪威尔说。

《日瓦戈医生》行动和更广泛的秘密图书计划规模相当宏大。俄国流亡者、牧师、运动员、大学生、商人、游客、士兵、音乐家和外交家都曾参与，穿过铁幕将图书偷运进苏联。除了在布鲁塞尔向梵蒂冈展馆的参观者散发，在维也纳的世界青年节塞到人们手中，还在阿富汗递给俄国战俘，在伊朗偷偷塞给俄国卡车司机，在加那利群岛提供给俄国水手。

《日瓦戈医生》行动让中央情报局官员沃尔特·西尼和他的荷兰同行乔普·范·登·威尔德记忆犹新。直到20世纪90年代，他们还谈起那次行动，谈论以帕斯捷尔纳克的名义开设博物馆的可能性。从中央情报局向东方偷运的大量图书看得出，该机构当时的确野心勃勃。对秘密情报活动的一些评价公开了。人们得知，中央情报局曾表示，那番图书计划有“明显的效果”，而且“可以推论，影响了人们的态度，加强了知识与文化自由的倾向性，深化了对其生活现状的不满”。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央情报局的许多文化冷战举措经报界公开披露后，迫使它中止了诸多政治战行动，但秘密散发图书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公开，一直持续到1991年年底。从20世纪50年代图书计划诞生到苏联解体，中央情报局共向东欧和苏联散发了1000万册图书和期刊。其中既有中央情报局向偷运书籍的出版商或机构提供资金的行动，也有像《日瓦戈医生》项目这样由中央情报局独自运作的行动。在执行这项计划的最后几年里，戈尔巴乔夫仍然执政时，中央情报局至少每年向苏联运进16．5万册图书。装在衣袋或衣箱中偷运的图书不仅有小说，还有“字典和语言类、艺术与建筑、宗教与哲学、经济学、管理、农业、历史、回忆录等书籍和图书目录”。

这段非凡的历史逐渐浮出水面了，受中央情报局资助机构的前雇员透露出一些零散情况，阿尔弗雷德·A．赖施等学者根据各大学的档案和个人手中的记录，在研究作品中再现了那次东欧计划的完整历史。赖施在结论中说：“千百万人受到那次图书计划的不同程度影响，却从未听说过那个计划。”在得到图书的个人眼中，那次图书计划就是从可信赖的朋友手中得到翻旧的文学或历史书籍，看完再传递给另一位朋友。

那次行动的主要官方记录依然是机密，其中包括以苏联为目标的贝德福德出版公司的所有档案。保密的原因是唯恐中央情报局和公众的一些丰富遗产不复存在。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对本书的作者说，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保存着一批“《圣经》纸”印刷的袖珍出版物，但这些书很多都毁掉了，为了腾出空间存放其他材料。

出版《日瓦戈医生》的斗争是中央情报局以图书作为政治战手段的首批尝试之一。这听上去好像带有嘲讽口吻，令人厌恶。对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冷战中的角色持批评态度的人们认为，中央情报局的隐秘性本质就是不道德和堕落。但是，中央情报局及其合作者确信，自己的努力是高尚的，面对一个拥有宣传机器的独裁政权，诉诸隐蔽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多年以后，在这个恐怖主义、遥控飞机和定点杀戮的时代，当时中央情报局和苏联相信，文学具有转化社会的力量，这个信念听起来几乎像是天方夜谭。

因对待帕斯捷尔纳克的做法，苏联在全球的地位受到了损伤。“我们给苏联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赫鲁晓夫写道。他说自己“为对待帕斯捷尔纳克的行为真心感到悔恨”。赫鲁晓夫那时事实上成了被软禁在自己家的囚徒。他通过口授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还允许将录音磁带带出苏联，让回忆录在西方出版。若帕斯捷尔纳克有知，肯定会对这种讽刺露出一丝微笑。

后来，许多人学习帕斯捷尔纳克的榜样，选了这条途径。苏联一批勇敢的作家仿效他在海外出版作品。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也许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典型。在这批作家中，有当年为帕斯捷尔纳克送葬时抬棺的两个年轻人辛亚夫斯基和丹尼尔，还有苏联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诗人约瑟夫·布罗德斯基。

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后，一个新的团体出现了，他们“像那位已故诗人一样，为思想和艺术的解放而奋斗”，历史学家弗拉季斯拉夫·佐布克写道。“他们认为帕斯捷尔纳克、他书中的主角尤里·日瓦戈和书中的氛围代表了伟大的文化与道德传统，认为他们自己是这个伟大文化与道德传统的继承人。因此，从精神意义上讲，他们是日瓦戈的传人。”

布罗德斯基说，帕斯捷尔纳克以《日瓦戈医生》为开端，引起一波皈依俄国东正教的浪潮，特别是在犹太裔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这种转化。“如果一个人身处俄罗斯文化中，认为自己属于其范畴，便深知这个文化受到东正教的呵护。”他说。“因而会皈依东正教。更不用说这还是一种反对派的形式。”

帕斯捷尔纳克的坟墓变成一个朝圣地点，成了一个“向所有饱受迫害折磨的诗人们”表示敬意的地方。一位在20世纪70年代参观佩里德尔基诺的诗人这样描述。帕斯捷尔纳克下葬那天，一批年轻人曾盘桓墓地朗诵他的诗歌。这些人年复一年前来扫墓，一代又一代的新面孔出现在这里，朗诵他在诗歌《哈姆雷特》中的诗行：

然而场景已然编排注定，

脚下是无可更改的途程。

虚情假意使我盲信自叹，

度此一生决非漫步田园。

“一个魅力十足的故事……《日瓦戈医生》曾被用来协助打击苏联，这桩秘闻在本书中得到了全面披露，读来意味深长……”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让此书引人入胜，读者仿佛在欣赏一部惊悚佳作……”

——《新共和》（New Republic）

“在苏联，这部小说不会出版，因为与官方的文化指导方针不符。”

——1956年5月20日，帕斯捷尔纳克与意大利书探塞尔吉奥·丹吉洛谈及《日瓦戈医生》。

“没有19世纪的俄国，我将一无所有。从你的作品中，我重新发现了给我以营养的俄国，是她让我变得坚强。”

——1958年6月，阿尔贝·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致信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不过是部粗制滥造的低级反苏作品……这部小说让苏联的铁杆敌人如获至宝……帕斯捷尔纳克以自己的所有行动证明……他是一株毒草。”

——1958年10月26日《真理报》文章

“假如我们拿帕期捷尔纳克跟猪比较，我们必须说，一头猪都绝对不会有他那样的行为……他从我们中间走开，空气会变得更加清新。”

——1958年10月29日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时任苏联共青团领导人，后来执掌克格勃)的公开演讲。

“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天才，与祖国分离将是一场悲剧……我会尽自己微薄的力量为世界拯救这个天才。”

——1958年岁末，欧内斯特·海明威(1954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公开支持帕斯捷尔纳克。“关于《日瓦戈医生》……我们本来不该禁止出版这本书。我早该亲自读一遍才对。书里面根本没有反苏内容。”

——赫鲁晓夫下野后的反思。赫氏回忆录起初未能在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面世，而是辗转多方，于1970年在美国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