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调，京剧唱腔。缠绵委婉，妩媚清丽，以四平八稳见长。
穆先生家住在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这街名老得如出土文物。再看穆宅，青砖上挂着一层被岁月染上的白霜，与街名正相配。
每逢星期天下午，高墙里面便飘出阵阵琴弦之声，清婉悦耳，这是穆先生家的票房在唱戏。
这票房从五十年代初始，你来了我走了，虽说也曾换过几拨儿人，戏却还是那么红火地唱着。自然灾害时，人们饿得走路打晃，爱唱戏的人也照旧来这儿唱戏。
不知是曲牌妙曼清雅，还是歌者安逸飘然，引得行装各色的路人驻足闲听。久了，里面唱的与外面听的，浑然相映，于是间，这块地方便沉浸在一派祥和的气氛中。对于这份暂时的安闲，人们忘情地眷恋着，久久不肯散去。
这票房里有位青衣总是唱四平调，得人心仪。打她一开始唱，听主儿们就尽心地听，等她唱完时，便有人缓缓起身要走了。显见，四平调成了来这儿听戏人的念想儿。
顾太太是四平调的唱主儿。初见顾太太的人会有些许惊艳。她三十多岁，白润的皮肤，一头秀发，飘飘洒洒。小鹅蛋脸总是微微扬起，黑黑的眼睛朦朦胧胧地看着人。精致的下巴向前翘着，嘴唇稍有些厚，却是有棱有角。看人的目光略有些散，显得与年龄不太相配，像个未经世事的孩子。世人穿旗袍都紧裹在身上，显示身材如何苗条。顾太太的旗袍却是宽宽大大的，纤瘦的她穿了这袍子，倒像披了一块绸子，那么潇洒飘逸。每当她身着蓝色或紫色绸袍缓缓走来，下摆与袖子轻轻飘动，隐隐似有钗佩之声，好似洛神下凡一般。
穆先生夫妇都是六十开外的人，上辈儿人自天津迁来北平就居住在此，这一方的人提起穆宅没有不知道的。票房设在穆先生家。穆先生人很清瘦，两道眉毛浓而且重，额头就显得有些窄。也许是眉毛的缘故，即便是笑着，也含着一股冷气。
穆先生在大学教世界历史。在漫长的执教生涯中，经历过的酸甜苦辣早已淡去，唯有一句话尚存在他心里。那句话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力，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对于人的活法儿，有如此舒心的解释，已近古稀之年的穆先生每每想起来，就不由得一阵阵唏嘘。
穆先生这一生，除了精通历史就是痴迷京剧了。穆先生说，历史与京剧好比是一道菜，要有好的原料和佐料，经唱主一掌勺，便是一道好菜。因色香味俱全，才得以久传不息。
胡同里的老街坊都知道，穆先生的父亲老穆先生在世，在辅仁大学教历史。喜爱京剧更甚，常常邀请名角粉墨登场。 到了穆先生的儿子小穆先生，就在外地的中学教历史了。
小穆先生不喜欢京剧，也没念成大学。穆先生的弟弟解放前有段时候在国民党一个警备司令部做文书，因这经历解放后被送到劳改农场改造。受这叔叔所累，高考名列前茅却依旧榜上无名。如此两次三番，儿子烦了，胡乱填了个服从分配。很快，便被分配去了外地的一个师专。毕业后的小穆先生，觉得从小的志向与抱负过于幼稚可笑，轻轻淡淡地决定不再回北京，留在那里教书了。
这如同在穆先生的心上捅了一刀，留下个永远不封口的疤。
于是，这位终生研究历史的大学教授，便扎进了京剧里。做学问的事，只剩下了每天看看报纸，即便看报也是曲不离口。晚年后，穆。先生认为自己老了，把唱了几十年柔软的梅派青衣，改唱苍凉的小生了。
尤其近两年，穆先生变了，变得饭吃的工夫越来越长。饭倒是吃不了多少，酒喝得一天比一天见多，随之，就是唱戏。喝的是老白干，唱的是白门楼与罗成叫关。穆先生总是大段大段地唱，一个是吕布，一个是罗成。都是生命完结前的悲歌。
酒干戏罢需要两个钟头的工夫，一天两顿饭皆是如此。日子就这么过着。
穆太太是家庭妇女。和许多女子一样，家境富裕，几岁起便有一搭无一搭地念着书，直到上大学。她们通常是学家政，也有学英语或中文的。大学毕业后，嫁得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一生在家里相夫教子，外面的事情不太过问。
穆太太生得娇小而文静。每天天不亮就起了床，直至入夜十二点才躺下，把这个家收拾得干净透亮。穆太太除了家务没说的，还写一手好闺墨。只要得闲，年轻时帮穆先生翻译英文资料之余就写写诗词，如今呢，有了点年纪后就只抄写佛经了。写得虔诚而精美，她却从来不怎么送人。
穆先生的这个四合院，因为是自己一家子住，始终见方见正的规矩着。进大门，过了影壁是小外院，一排南房，一棵枣树。月亮门隔着里外院。进里院，地面正中间铺着一米宽的青砖，方方正正的青砖路直通北屋正房。两旁的地上铺满了长方型青砖，上面长着厚厚的青苔，郁郁葱葱，似乎从来没人踩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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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调》经两年的努力，终于出版了。我为此欣慰。这个集子共收了五个中篇小说，大致是我较早期的作品。
本文集以其中一部中篇《四平调》命名，这部小说发表在《北京文学》二○○八年第八九期合刊上。讲述的是“文革”前后北京一群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自一九四九年因那一条海峡将一部分中国人与大陆分隔开来，继而是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接着是“文化大革命”，历史变迁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所描述的人物大都有着生死离别的痛，又因“海外关系”这个严酷的词，内心形成一种“自我恐惧”式的精神压力，用“惶惶不可终日”来形容亦不为过。
《四平调》讲述的时间下限是“文革”结束，而因“文革”中断了学业的中学生，纷纷奔赴农村插队，则是我写作资源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插队知青？问问各年龄段的人，回答的都是那样模糊不清。也许清楚与模糊，对于现代人来说似乎已经是意义不大的事情。本集中的《我们曾年轻》《我的女房东》，叙述了到农村去插队的知青这样一群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们，以及他们曾经的艰苦生活和他们当时的精神世界。应该深信，这些磨砺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被淡忘多年了，若想悉知这一特殊人群之所以特殊，显得非常困难。在我们国家的教科书里，近代以来日本曾经野蛮地侵略过中国这一历史，是一年年一代代地讲着，因此如今的年轻人没有忘记。而日本的教科书根本不讲述这段历史，现在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人，都不清楚他们曾经的这段历史。历史是由人来编写的，记录与不记录，似乎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
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是曾经的兵团知青，其作品以写兵团知青见长，他说：“一个作家的状态还应该反映他目击到的一切，并且作出判断。”对于知青还被分为“兵团知青”与“插队知青”，他又做了详尽的解释：“这些插队知青接触中国最贫穷地区的真实情况，不像兵团知青，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与百姓没有接触……”
我始终认为，作为插队知青到农村去的八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许有这插队的经历，我的人生轨迹才逸出常规，发生巨大的改变，成为了现在的我。相信许多人和我一样。我在未满十七岁时，就迈出我家黑漆漆的两扇大门，越过千山万水，奔赴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那是大兴安岭的支脉中的一个山沟，从此后的八年，我告别了以往的北京生活，开始与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相依为命，我因此知道了什么是赤贫，什么是饥饿，什么是没有文化，当然也知道了这土地上人的命运与人性人情。
书写插队生活，我不是局外人，不能以局外人的视觉去写插队知青，因此我的小说并没有脱离自我写作状态，也因此这些小说很大程度偏于散文式小说，所讲述的每个人物也就都有迹可寻。看同一代的港台作家，龙应台也好，朱天心姐妹也好，她们的文字都可以说是来自一颗饱满的心。这不能不说她们的心在儿时到底没有受过创伤。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坐在一望无际的草甸子上，四顾茫然，总是感到自己的前面没有希望了，找不到出路在哪里，这是件很可怕的事。
现在很多知青在回忆自己下乡生涯时，常常说到“革命豪情”一词，与此同时，他们为返回北京几乎用了一生的心血。一位云南知青，后来成为北京大学的学者，她说“经历‘文革’的我们这一代，对许多历史的反思都带着极强烈的否定性。那个年代，把我们的很多热情引向可悲的深渊。”
我始终认为，写作者是历史的记录者。他要记录撞击自己灵魂的东西，写出来与灵魂交谈的结果。这也与一个人的成长历史密切相关，因而决定了他(她)写不写，更决定了他(她)写什么。
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绝不无病呻吟。文集中《胡同里的吴顺》，在《十月》2010年第一期发表。叙述了居住在北京胡同里的平民百姓，围绕房子发生的再普通不过的故事。房子，中国人把它看成生存最基本的条件，而当下的小市民又遭遇了怎样的无情与无奈，人们同样有所体会。这头等大事，严重到影响了人的正常心态，亲情友情在房子面前，也黯淡得看不见暖光。
我的插队知青系列小说的发表，《北京文学》给予了鼎力支持，这一勇敢的特质，是他们一贯秉承的。
我写小说是“有意”的，那是十来岁时，看了几本书，便立下的理想。严格说，这充其量只算是个梦。既然是梦，虽然总是在做着，真实现起来那是要靠天时地利的，并不容易。也许是天意，我的命运让我从儿时起便经历了无数人间的悲喜离合，过了不惑之年，拿起笔来即一泻千里。而且，我相信我的小说还是有人喜欢看的，尽管不带任何商业和时尚色彩。
江暖
二○一三年十一月于北京绿屋
再没有一座城市像20世纪的北京这样，风雷震荡而又古老厚重：一方面，它不断以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震惊中外的大事件、翻天覆地的各种变革吸引着全世界的眼球，以至一度被称为世界“红都”，它的面貌也随之日新月异，它的居民不得不随之调整自己；另一方面，数千年人类文明在这里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游牧农耕各个族群南来北往在这里留下了沉重的足迹，金元明清历朝历代在这里创造出庄严雄伟的帝都气象……所有这些，都曾经、正在并将永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座城市和城市的居民，使他们绚烂多彩的现代生活总是带着古城传统的底色。
20世纪的北京居住过几千万“北京人”，但唯有50年代出生的一代最能体现20世纪北京的特色。他们是极不寻常的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文革”中；在天安门给毛主席献过花，也在“自然灾害，，期间挨过饿；他们唱着歌在北海“荡起双桨”，又喊着口号搞大批判、抄家和武斗；他们曾怀着“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刻苦读书，但随着“最高指示”发表，他们迅即离开都城和亲人，被送往山西、陕西、内蒙、黑龙江、云南……“北京知青”就这样成为了共和国历史上笔墨浓重的一个特指名词。无论他们去到哪里，面对的都是蛮荒、愚昧和贫穷，革命小将批斗的戾气、指点江山的豪情、改天换地的壮志，很快就被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磨蚀殆尽。来自大都市和有知识是他们优越感的来源，曾为他们收获了当地老乡的艳羡和仰慕，但是在都市养成的无能、虚荣、娇气以及知识教给他们的理智和敏感又使他们倍感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以至不惜屈尊求助于老乡。孤独，迷茫，前途无望，对四合院亲情的深深怀念，每时每刻折磨着他们的心灵。十年一梦，青春不再。当他们伤痕累累地终于重返日思夜想的北京，还来不及安顿疲惫的身心，改革开放的浪潮又汹涌而至，他们不得不继续拼搏，为求学、为工作、为住房……不管多么匆忙，他们总会不时地停下脚步，面对高速运转的城市，怀想曾经的白山黑水和黄土高坡。渐渐地，他们步入了中年、老年，心境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多地回顾往事，审视自己，反省，沉思……
这就是江暖的小说能够洗尽铅华、直面内心的原因，也是小说的北京特质、知青特质之所在。当作者对任何一种宏大主题已经怀有本能反感的时候，她着力刻画的只有保存在自己温软心底的记忆和感触；当作者对命运的打击已经习以为常，她的笔下再也没有任何一点的自怜自艾和怨天尤人。对于苦难和受苦受难者的深切同情贯穿于所有的故事，北京人的优越感在这里已经升华为普世的人文观照；表达同情的另外一面，是对在生活中那些苦难的制造者不动声色地进行拷问，但是锋芒内敛，北京人的世事洞明在这里演化为宽厚的悲悯；鞭挞之后是一声叹息；深沉的叹息中，分明可以听出历尽沧桑的一代万般的无奈。所以说，江暖的小说仍存希望，仍有理想，仍怀激情，只是欲言又止，尽在文字之外了。
20世纪过去了，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正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曾经激进的一代已经变为思索的一代。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四平调起源于安徽省砀山县周寨镇，在“砀山花鼓”的基础上，吸收评剧、京剧、豫剧等的腔调发展而成。为花鼓曲调配乐，以六棱高胡作为领弦乐器，以梆子戏的打击乐器烘托气氛，取花鼓戏唱腔“四平八稳”之意，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贴近百姓生活的地方剧种。
由江暖所著的《四平调》主要内容包括：回首向来萧瑟处、四平调、我们曾年轻、我的女房东、寻找失去的家园、胡同里的吴顺等，供相关读者阅读学习。
四平调起源于安徽省砀山县周寨镇，在“砀山花鼓”的基础上，吸收评剧、京剧、豫剧等的腔调发展而成。为花鼓曲调配乐，以六棱高胡作为领弦乐器，以梆子戏的打击乐器烘托气氛，取花鼓戏唱腔“四平八稳”之意，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贴近百姓生活的地方剧种。
由江暖所著的《四平调》是作者的一部中篇小说集，收入其中篇小说5部，主要反映北京普通人近几十年的生活和作者插队农村的一些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