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理是困难的，不仅要有智慧，而且要有勇气。对真理的探求只能靠你自己，正像(《圣经·马太福音》中所说：“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1949年前，我选择了学哲学，目的就是在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49年社会情况的变化，使我突然感到可能我是错了，真理并不那么难获得。但生活给我一个错觉，好像通往真理的门大开着，路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能记熟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就行。
在1949年后，我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严格说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开始虽然还有些怀疑，但很快我就把这种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当成了真理。经过了几十年，我才发现原来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门也是窄的，路也是小的，你如果再想往回走，想走出教条主义的门，那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人也是很少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虽然其中有些观点是过了时的，甚至是错误的，可是它中间无疑仍然包含着许多科学的成分，它还是应作为我们学术研究的对象，但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把它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那就必定把本来包含其中的某些相对真理教条化而变成错误了。
1949年后，我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百佘年来，我们的国家一直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经常受到外国人的侮辱，真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是在1949年政权改变以后，我首先感到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以不再受西洋人和东洋鬼子的气了，不会再有“沈崇事件”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感受，我想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自愿地或半自愿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这点和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扎隋结是分不开的。第二，在政权建立之初，当时一些共产党的干部是比较廉洁的，比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官员到北京接收，抢房子、抢汽车、抢金条等等腐败现象，从感觉上真是有天壤之别。例如，我初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任教员时，我和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二十来年的校长这样的老革命，住的房子也差不多，吃饭在同一个食堂，他吃中灶，我吃大灶，可是中灶与大灶差别也很小，我们穿的衣服一样，大家抽的烟一样，每月生活费也一样，当时生活虽很清苦，可是上上下下都不以此为苦。当然也许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苏联的电影和小说对广大青年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乡村女教师》所表现的女教师对自己事业的崇高的献身精神；《蜻蜒姑娘》中的那位姑娘对美好生活的乐观精神和开朗的性格等等。当时我读了不少苏联小说，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等，这中间所表现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使我们这些青年人深深地感动了。使我现在还不能忘怀的是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其中有这样一段：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妹妹们；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妲(引者按：古丝妲是伏契克的妻子)；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爱的人的遗言。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