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一只大号的铸铁平底锅前忙碌着。香味不时就从她的窄篷架下飘散出来。篷子是用一块灰绿色军用帆布搭的，布满小洞，近乎斑驳，所以上面又盖了一片塑料布。
“这里没什么新鲜事啦。”布绿克太太说。她一边从滚油里捞着薯条，一边告诉我这段时间，谁又搬走了、谁又去世了。这个那个我都不认识的名字不是得了心脏病、疱疹、糖尿病晚期，就是早已躺在郊外的墓园中。布绿克太太则一直住在婶婶当年住的那间公寓里。
“看。”她伸出两手，慢慢翻转过来，关节都长了瘤。“痛风。眼睛也快不行啦。明年，”每年她都会这么说，“我就要收摊啦，永远收摊啦。”这时她会用一只木夹子，从罐子里夹出几片酸黄瓜。“你年轻的时候就爱吃酸黄瓜了。”可她从没收过我酸黄瓜的钱。“你怎么可能在慕尼黑那种地方活下来呢？”她问。
“那里也有小吃摊呀。”
她要听的就是这句话——仿佛这已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仪式——然后她会说：“是——喔——可那里也卖咖喱香肠吗？”
“没。嗯，至少没这么好吃。”
“看吧！”她一边说，一边在平底锅里撒了些咖喱粉，把一条小牛肉香肠剪成几块放进锅里，然后补上一句：“南德白香肠，可怕，还有甜芥末！简直倒尽胃口，对吧？”她会假装在颤抖，“恶……”，然后在锅里挤些番茄酱，将这些佐料拌一拌，再多撒些黑胡椒，最后才把煎好的香肠放在折好的纸盘上。“哪！这才是真材实料的东西。这风帮了不少忙。在这种冷风下，人们要的就是热乎乎的东西。”
她的摊子位于下风处。盖在摊子上的塑料布曾被风吹破，不时就有一阵强风扫翻广场上某张散置的圆锥型塑料桌，这种圆锥型桌子看起来就像是冰淇淋甜筒。你可以站在这里吃肉丸，当然，还有那口味独特的咖喱香肠。
“我要收摊啦，永远地收摊啦。”
每次她都会这么说，然而我知道来年我还是会再见到她的。但有一年，她的摊子真的不见了。
后来我就再也没回过汉堡，甚至也很少想起布绿克太太，除了偶尔在柏林或卡塞尔的小吃摊上，或者，偶尔会碰到的情况是，一群人争论着咖喱香肠的确实起源时，我才会再一次想到她。大多数人——事实上几乎是所有人——都认定咖喱香肠，是某个柏林人在一九五○年代发明的。每次有人提到这点，我就总要说，其实咖喱香肠真正的起源地是在汉堡，发明人是布绿克太太，而发明的时间要比一九五○年代不知早了多少。
大多数人都对咖喱香肠是被发明出来的表示怀疑。至少不会是一个人的杰作。各种神话、故事、传说不断地流传着。是谁发明蒸肉丸的？食物的发明难道不是一种集体成就吗？新的菜式往往是在意外的情况下诞生的。就拿德式蒸肉丸来说吧：你有几片剩面包、一些肉屑，想用它们来填饱肚子，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它们和在一起，捣碎搅成泥。德国人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四处皆然一一你只要看看各邦如何用不同的方言来说同样一个“肉丸”就知道了。
“也许吧，”我说，“但是咖喱香肠完全不同，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了：它把最远的东方和最近的西方结合在一起，咖喱和香肠。这种组合，就是一种发明，而发明的人正是那位布绿克太太，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四○年代中期吧。”
我还记得，我坐在布吕德街上婶婶家的厨房里。住在公寓最顶层阁楼的布绿克太太，也一起坐在这间漆有象牙色壁面的昏暗厨房里。布绿克太太告诉我们，光顾她的小吃摊的有黑市贩子、码头工人、水手、行骗的混混、妓女和皮条客——简直难以相信这些人在一起所发生的事！全是真的。布绿克太太一直说，这就是咖喱香肠带来的：它让你的舌头放松，也让你饱经世面。
我至今还记得这些，于是我开始调查。我问了一些亲戚和朋友。还记得布绿克太太吗？有些人依然清楚地记得她。还有她的小吃摊。她发明了咖喱香肠？怎么发明的？这却没有半个人知道。
即使像我老妈这种，任何小事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人，也完全没听说过布绿克太太发明咖喱香肠这回事。倒是那橡树子咖啡——那可是她在战后人们一无所有的那段日子里，长期实验的结晶。那也是她在战后刚开始摆摊时卖的热饮。老妈甚至还记得橡树子咖啡的配方：采几颗橡树子，将它们放在烤箱里烤干，拔掉杯状壳斗，然后把子磨碎、烘焙，再混入一般的代用咖啡就成了。这种咖啡喝起来有些苦。妈还强调说，长时间喝橡树子咖啡的人，最后都会丧失味觉。橡树子咖啡甚至还会使舌头麻痹，以至于在那个闹粮荒的一九四七年冬天，长期饮用橡树子咖啡的人甚至可以把木屑拌在面粉里烤成面包，还说烤出来的面包吃起来，就和用最上等的面粉烤出来的一样好吃。
然后是关于布绿克先生的传闻。“布绿克太太结过婚吗？”“曾经，但她把他踢出家门了。”
“为什么？”
妈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一天早上，我去了布吕德街。那栋老公寓已被翻新了。布绿克太太的名字，不出所料，并没有列在门口的电铃上。以前那个凹陷的木头阶梯已经被贴有铜条的新楼梯取代。楼梯间的自动灯不但明亮，还让我有足够的时间爬到最顶楼。在过去，那灯在爬到第三十六阶时就熄了。小时候，我们得趁灯还亮着时一路直冲上楼，才到得了布绿克太太住的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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