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的婚礼虽然简单，但繁琐的礼数却不能免除。
按照中国过年的风俗，张琼华和郭沫若结婚的时间正好是大年。在四川一带，保持着正月十五“送年”的习俗，一是表明春节结束了，生活从喜庆中开始恢复平静。二是将家中请回过年的祖宗送走，让他们也回到阴间正常生活。但1912年的大年十五，因为是张琼华和郭沫若结婚的大喜日子，家家户户不再把“送年”当作大事儿，而是更乐意去沙湾或苏溪分享新人的喜气。
在汉族传统的节日里，正月十五也是元宵节。元宵节是青年男女相会的节日，古时小姐平日待字闺中，很少出门，借元宵节灯会烟火之名外出，为自己物色如意对象。因此，正月十五这天也被赋予了自由恋爱的色彩，成为旧社会少男少女们相会的日子。宋人那首《生查子·元夕》词，其中的诗句云：“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该词虽然略带感伤情绪，但抒情主体借元宵节与有情人相会却是实情。如果这天不是张郭的婚期，而是自由的元宵佳节，不知初次见面的二人，是否会借着朦胧的焰火，在月光下私订终身？
十五结婚，但十四是张家最热闹和忙乎的一天。正月里来是新春，但嘉定府的春天来得偏晚，张琼华和郭沫若结婚的时候，晚上还能感觉到丝丝冷意。柳絮还没有飘飞，秃枝上斑鸠的清脆叫声划破了乡村的宁静，张家也早已热火朝天地忙碌开了。第二天女儿就要出嫁了，他们必须为她收拾打扮，把嫁妆打理妥当。好多亲戚朋友前来道喜送行，主人家要大办宴席款待客人。
张琼华出嫁前，要收拾好自己的房间，听从母亲的劝导，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出嫁无疑是彻底失去了在娘家的身份，张琼华此去郭家，她以后再也不属于张家人了。想到在家生活二十二个年头的各种往事，想到以后未知的生活，张琼华心中自是惆怅万分。
由于郭家与张家隔得较远，在交通不便的时代，张琼华要在婚礼当天上午赶到郭家拜堂，必须头天晚上出门走一段路，中途歇息一晚，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接着前行。所以，张琼华实际上比一般的姑娘要早一晚离开娘家。而郭家迎亲的轿子，也必须头天出发，第二天一早接上新娘往回赶，才能保证中午之前将新娘迎娶到家。
抬着新娘的大花轿进了沙湾，唢呐和锣鼓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不必说，婚礼的高潮就开始了。花轿到了厅堂前，郭沫若提着鞭炮在花轿前转三圈，目的是为了辟邪。待花轿抬进前堂，放在礼堂的台阶下面，郭沫若家的小辈要向轿门磕三个响头，新娘才会走出轿来。这似乎预示着婚后，新郎要忍让新娘，要肯向新娘低头，然而这个仪式的初衷在旧社会始终无法实现，没有几个女性能控制住夫君，让他们臣服于自己的三寸金莲。
正是这个迎接新娘下轿的仪式之后，郭沫若与张琼华之间的不幸婚姻开始了。张琼华的身子刚挪出轿门，郭沫若便看见了一双小脚，他的心里马上犯起了嘀咕。还好，此时他无法看见张琼华的全部长相，因为她头上顶着厚厚的盖头，让他保持着勇气走完后面的婚礼流程。
拜堂是婚礼中最神圣的部分。张琼华与郭沫若并立在神位下面的桌前，桌子上燃着一对大大的红蜡烛，证婚人让他俩转过身去，先拜天地。然后转身朝内，对着“天地君亲师”的神位拜祖宗。再接下来是两人相向而站，主持人让他们夫妻对拜。如此三拜，张琼华与郭沫若之间便算是有夫妻之名了。
拜堂之后是入洞房的仪式。虽然是在白天，但入洞房时郭沫若手上握着一根蜡烛，另一只手搀扶着张琼华，因为她蒙着头遮着脸，又是第一次入郭家，分不清方向。洞房里的家具都是从张琼华家里抬过来的，张郭两人并坐在床沿上，有人端来两小杯酒，两位新人先各喝一半，剩下的一半交给对方饮尽，如此算是比较文明地喝完了交杯酒。
交杯酒后是揭盖头的仪式，而正是这个仪式，让郭沫若更彻底对张琼华失去了好感。郭沫若在旁人的指点下，揭去了张琼华头上的纱帕，真实的张琼华便端坐在他面前。郭沫若此时才看清，他梦想中的理想新娘居然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看惯了省城里衣着入时的女郎，设计过很多美好的爱情画面，面对眼前这位拜堂成亲的妻子，郭沫若无论如何也提不起爱她的兴趣。
等到拜谢完父母和宾客之后，已是傍晚。初春的天气依然很短，大渡河和山林间的雾气升腾起来，让白天显得更为局促。郭沫若折腾了一天，早就疲惫不堪，加上心中郁结的愁绪，他便躺在厢房的床上睡着了。
晚饭后闹洞房，郭沫若没有心情参加，任由张琼华一人应付着别人的调笑。母亲知道郭沫若的心思，对他加以开导，还拿出诸葛亮故意娶丑陋女子为妻的例子，来鼓励他去接受张琼华。末了还说，父亲为了这次婚礼，忙碌得都消瘦了不少，希望郭沫若体谅天下父母心。
郭沫若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厢房，回到新房里。那晚，想到“来日苦多”，他便独自一人借酒浇愁。至于新婚之夜他是否和张琼华同房了，郭沫若在自传里面没有详写，我们也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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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放的婚姻
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历次变迁中，先天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被迫接受了不同寻常的生活体验。她们以一生的时间和幸福为代价，换回惨淡而悲痛的记忆，随之销匿于岁月的烟尘中，无人记取更无入追思。
五四时期的女性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期，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以及新旧文化交替期的婚姻变故，成了她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大部分女性遵循传统之道，在千年不变的婚恋模式中，过上了相夫教子的普通生活；她们或者幸福，或者不幸，但其婚姻却没有受到新文化的冲击。也有部分女性迎着初升的朝阳，在新文化的浪潮中奋力搏击，不仅勇敢地拒绝了传统的婚约，而且还执意追求幸福，成为“力挽狂澜”的新女性。比如石评梅、陆晶清或许广平等，她们艰难地离开故乡，兴奋地走进都市，终于寻得爱情的芳华。
但还有部分女性，她们的命运比起前面两种类型来说，具有被动的不可选择性，因而其命运似乎更为悲惨。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初，她们因为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按照旧式婚姻的流程步入了结婚殿堂，不想却深陷泥沼之中，无法自拔，也无法获得救助。只因为在新文化语境中，她们的“丈夫”西出洋关，或东渡日本，从此走上了彼此不同的生活道路。在交通不便的年代，时间与空间阻隔了交流，产生了距离，于是感情生疏冷淡，婚姻名存实亡。更重要的是，她们的“丈夫”在新思想的开导下，懂得追求自身的幸福，懂得欣赏和品味风花雪月的味道，于是舍下旧人，追随新人而去。
也许婚姻之初，在旁人眼中，她们嫁得有前途的好郎君，对方知书达理，何患家庭的幸福与美满？冷暖自知，她们自踏入夫家始，厄运便缠上了身，痛苦就推开了心灵的门扉。她们与“丈夫”之间，永远都是两条不相交汇的并行线，所有试图修好婚姻的努力都是枉然。风萧萧兮，长夜漫漫，韶华时光转瞬即逝。这些女性在无望的等待中，憔悴了容颜，在四季的轮回中，青丝变成了白发，但孤独的婚姻与绝望的心情从来不曾改变。
这部分女性的婚姻虽都以不幸收场，但却流露出些许差异。比如郭沫若之妻张琼华，她几乎是传统婚姻的典型祭奠者，一生与郭沫若相处时间不足百日，但却守着夫妻的名分，熬到油尽灯灭。期间，她经受的孤独和寂寞，她悟得的生命和情感之道，无人分享，无人聆听。张琼华凄然地离开了世界，她空壳的婚姻总算有个了断。
鲁迅之妻朱安则是另一类传统婚姻的牺牲者，她从南到北追随鲁迅，与“丈夫”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多年，却依然过着无限孤独的生活。与张琼华相比，朱安的婚姻似乎有所改善，至少她可以与鲁迅一起生活数十载，而不是数十天。但其实二人的婚姻没有本质的区别，或许张琼华的情感世界还略胜于朱安，因为朱安与鲁迅平时根本没有交流，相见却不能相知，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而张琼华虽不能和郭沫若长期相见，但她在相思中会让婚姻呈现出温润的色彩，尽管只是海市蜃楼，却比婚姻一片死灰的朱安多了几许念想，正所谓相见不如怀念。1926年4月，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既然朱安没有在沉默中爆发，那她的婚姻只剩下死亡之路了。
徐志摩之妻张幼仪是新旧女性的过渡者，她代表传统婚姻的失败者形象，但同时却又是在不幸婚姻中奋力崛起的代表。张幼仪受命于兄长，与徐家少爷结婚，婚后育子夫家，新婚夫妇的日子平淡而真实。不想徐志摩远走美国和英伦之后，情趣发生变化，张幼仪千里迢迢奔赴欧洲，最终却等来了一纸离婚协议书。从此，她滞留德国学习新知，后成为民国知名女性实业家，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启航。多年以后，张幼仪重新拾得爱情，从容而幸福地走完了余生。她曾携第二任丈夫游历欧洲，去到了当年居住的伦敦郊区沙士顿，但物是人非，时空转换，恍若隔世，她与徐志摩的婚姻化作碧水长天外的一朵游云。
胡适之妻江冬秀应该算是传统婚姻的代表，只是她嫁给胡适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其婚姻才增添了几许新气象。与大多数传统婚姻一样，胡适与江冬秀之间也是承父母之命，然后二人波澜不惊地走完了婚姻的历程。但有所不同的是，江冬秀面对的不是一个传统男性，而是新文学大家和留美博士胡适。小脚如何与西服协调搭配？江冬秀曾面临被胡适“休掉”的危险，但她最终镇住了大博士，保住了自己的婚姻。或许这才是江冬秀的过人之处，她没有在旧婚姻中倒下，即便与新派人物“竞技”，也不占下风，而是实际婚姻的掌控者。
如此种种，当能代表民国新文化人物旧式婚姻中的女性，但却不能反映她们命运的全部灰暗与悲哀。曾几何时，我们在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中，捕捉到高傲的气节，或者对社会现实无情的鞭挞；也捕捉到他们款款的深情，或者对尘世不堪的眷念。在岁月的风墙之外，我们今天谈论最多的，无非是他们在历史中最闪亮的瞬间，譬如那些经典的作品或者创造性的革命志向，又或者是他们浪漫的情怀以及非凡的人生经历等。
然而，人们很少关注生活在新文人身边的小脚女人，她们在传统婚姻的束缚下，没有幸福和自由可言。这群女性是旧道德的信奉者和坚守者，也是新文化的牺牲品。仔细缕析她们的生活，我们或许能够洞开一扇惊世耸人的门扉，里面住着不同寻常的女人，个个身上披着传奇的光芒，述说着无尽的哀怨和情仇。她们所经受的磨难，不管是精神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惨烈。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那些意欲进入历史的人们，尚且可能被历史唾弃，更何况这是一群弱势的女性，她们就更难摆脱被历史掩埋的命运。边缘人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利，但边缘人的所见所闻却能道出历史的本相。这群难有家庭地位的女性，她们没有写作的能力，其翻滚的情思也就被无情地压抑在心中，无人理解。
写作此书，并非要刻意挖掘民国文人的野史轶事，并非要制造商业卖点，在文化荒芜的年代激起人们的阅读兴趣。而只是想让人们了解到，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有那么多女性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牺牲，而她们的牺牲不能被后人视为“无谓”。换句话说，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说明那群在沉默中牺牲的女性，发出她们内心长长的叹息，表达她们在生活的重压下，走过了一段怎样不堪回首的情路历程。挖掘这群女性被遮蔽的内心，以及她们对生活、爱情、婚姻乃至生命的深沉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剖析民国初年社会的发展变迁，同样是本书的写作旨趣。
事实上，所有的牺牲都值得珍视，所有的沉默都值得品味。民国初年文人旧式婚姻中的女性，她们无法获得婚姻的幸福和家庭的温暖，她们看似一群被历史淘汰的悲剧性人物。但实际上，她们却成就了很多男性作家的事业，成就了那个时代的伟大，映衬出新文化和新婚恋的光鲜与可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历史从来不会自己发声，它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民国初年，新文人旧式婚姻中的女性，她们的爱恨情仇，孤苦寂寞，以及鲜为人知的生活过往，究竟皈依何处？
《无处安放的婚姻：旧女性与新文人的婚姻往事》并非刻意挖掘民国文人的野史轶事，并非要制造商业卖点，在文化荒芜的年代激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作者熊辉意在让当今的读者了解到，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有那么多女性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牺牲，而她们的牺牲不能被后人视为无谓。
深入开掘这几位旧式女性被遮蔽的内心，以及她们对生活、爱情、婚姻乃至生命的深沉思考，从另一角度去剖析民国初年社会的发展变迁，同样是本书的写作旨趣。
五四时期的女性处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期，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变革，以及新旧文化交替期的婚姻变故，成为了她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然而由于封建传统的束缚，这些女性的命运大都具有不可选择的被动性，其中大多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照旧式礼俗步入了婚姻殿堂。
然而她们的夫君或东渡日本，或负笈欧陆、英美，从此她们与夫君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所有试图修好婚姻的努力都成枉然，长夜漫漫，唯有青灯相伴。星移斗转，韶光易逝，这些女性在无望的等待中憔悴了容颜，但孤独的处境与绝望的心情从来不曾改变。
熊辉编著的《无处安放的婚姻：旧女性与新文人的婚姻往事》的写作旨趣在与深入开掘朱安、张琼华、张幼仪等几位旧式女性被遮蔽的内心，以及她们对生活、爱情、婚姻乃至生命的深沉思考，从另一角度去剖析民国初年社会的发展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