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姆津
……这是1818年2月间发生的事。卡拉姆津的《俄国通史》前八卷刚刚出版问世。我在病榻上贪婪地通读了这部著作，读得十分认真。这部历史著作的出现（注定会是这样）引起了轰动，给人留下了强烈印象，印数三千部，一个月内全部销售一空（这一点就连卡拉姆津本人也出乎意外），在我们国家这种情形是唯一的一次。所有的人，包括上流社会的女士，都争先恐后地阅读自己国家的历史，而在此之前他们对这些并不了解。俄罗斯历史对他们说来是新的发现。卡拉姆津发现了古代的俄罗斯，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的话题谈论的都是这套书。我的病好了以后，又重新出现在社交场合，对这套书的议论依然兴致勃勃。不过说实话，听了这些议论，对名望的兴趣会变得索然无味。有一次我听到人们议论卡拉姆津《俄国通史》的精神本质和语言，无论如何我也想象不到上流社会的论断居然那样愚蠢。有一位平时颇为受人敬重的太太，当着我的面翻开第二卷，高声朗读：“‘……弗拉基米尔把斯维亚托波列克收为养子，但是却不爱他……’但是！……为什么不用‘然而’？但是！多么俗气啊！难道您不觉得您这位卡拉姆津渺小可怜吗？但是！”——报刊上倒没有什么人批评卡拉姆津。卡切诺夫斯基一味抨击的只是那一篇序言。
我们当中任何人都还没有能力对卡拉姆津的鸿篇巨著进行学术研究——然而也没有人对这位作家说一声感谢，虽然他的成就如日中天好评如潮，他却离群索居躲进书斋，甘于默默无闻，正是他以坚持不懈的劳动，为一部史学著作奉献了生命中的十二个春秋。《俄国通史》的内容显示出卡拉姆津学识的渊博，当他潜心于学业的那些岁月，许多平凡的人自以为学有所成，正忙于谋求官职四处奔走，早把学业的追求弃置一旁。信奉雅各宾派的年轻人有所抱怨，认为个别论断有利于专制制度，对这种制度的美化粉饰与事件的忠实叙述自相矛盾，在他们看来，是野蛮和压榨占了上风。他们忘记了卡拉姆津是在俄罗斯出版自己的史学著作，忘记了最高当权者下令对他免除书刊审查，如此信任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对卡拉姆津产生了作用，使得他不能不格外谨慎，注意分寸。他以史学家的诚实进行记述，引用资料处处都有依据——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你对他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我再重复一遍：《俄国通史》不仅是一位大作家的著作，同时还是一位正直人士的功勋。
上流社会中有些人写文章攻击卡拉姆津。有个年轻人名叫尼基塔·穆拉维约夫，为人精明，性情火暴，他对序言或引言进行了一番分析，说什么，这算什么序言！……米·奥尔洛夫在寄给维亚泽姆斯基的信函中指责卡拉姆津，质问作家为什么在著作的开篇不增加一些章节，对斯拉夫民族的起源进行想象性的精彩描绘，这就是说，他要求在史学著作中写小说——真可谓既新鲜又大胆！还有几个尖酸刻薄之徒，在晚餐的餐桌上用卡拉姆津的文体篡改古罗马史学家利维乌斯著作的头几章。塔克文时代的罗马人不明白专制制度还具有拯救的功能；即便是将自己的儿子判处死刑的布鲁图也不懂得这一点，须知，罗马共和国的奠基者罕见以性情温和著称的人。因此，这几位刻薄的嘲讽者就显得特别滑稽可笑。他们给我抄录了一首相当不错的俄罗斯讽刺诗。这是我生活中并不愉快的一段插曲。
顺便说，也有精彩的时刻。有一天，卡拉姆津当着我的面讲他喜欢的笑话。我跟他争辩说：“这么说，您是喜欢奴役超过喜欢自由啦！”卡拉姆津顿时大发脾气，指责我对他进行诽谤。由于敬重高贵心灵的愤怒，我立刻沉默不再说话。谈话陷于停顿。卡拉姆津很快觉得有点儿不好意思，告别的时候，像通常一样教训了我几句，似乎为自己发脾气表示歉意：“您今天跟我说的话，连希赫马托夫和库图佐夫都不敢这么放肆无礼。”我和他认识已有六年之久，这是他头一次跟我提到与他不和的人，他并不反对这些人，对他们似乎也不怨恨。希什科夫就更不用说了，卡拉姆津对他还有几分喜欢。有一次我们一道去巴甫洛夫斯克，他一边系衣服上的带子，一边侧着头看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也扑哧一声笑了。于是我们俩哈哈哈哈放声大笑了一阵……
谷羽译
P4-6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之间白了少年头，六十有三，已经退休。
回想上高中的岁月，刚开始学俄语，舌尖颤音怎么也发不出来，光练“打嘟噜”练了一个多月，心里想：这门折磨人的俄语真难学！那时候，我最喜欢语文，喜欢诗歌，特别是古典诗词，也暗自练习写诗。因此，考大学时，我报的是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意想不到的是，中文系没有录取，却把我分到了外文系俄语专业。那个年代不允许转系，只好硬着头皮啃外语，舌头不利索，偏得打嘟噜，大概这就是命。
人和专业的关系有点儿像婚姻。能学自己理想的专业，那是经过恋爱然后结婚。专业不理想还得学，就像包办婚姻，没有感情，也得一块过日子。包办婚姻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日子平淡，相互冷淡，凑合着过；一种是难以容忍，不想凑合，只好分手，离弃；但还有一种情况，像电影《李双双》里双双的丈夫希望说的：“先结婚，后恋爱。”感情需要逐渐培养。我大概就属于这后一种类型。
感谢大学的俄语老师，他们很多人都曾经在苏联留学，没出国的，也是研究生毕业，不仅语音语调地道，学养丰厚，根基扎实，而且对学生关心爱护，循循善诱，不断鼓励，因而使我们这些学生对俄语、对俄罗斯文学与文化，不知不觉中逐渐提高了认识，增加了兴趣。陈本和老师给我们上基础课，陈云路老师、宗玉才老师、俄罗斯籍的达霞老师为我们上精读课，出生在俄罗斯的安娜老师给我们上口语课；教俄罗斯文学选读课的曹中德老师，给我们介绍普希金、莱蒙托夫、叶塞宁的诗歌作品，让我们领略俄罗斯诗歌的艺术魅力；叶乃方先生给我们讲授欧洲文学史，陈有信先生给我们上俄汉翻译课，臧传真先生讲俄语修辞，当我们得知这位老师翻译了柯罗连科的《盲音乐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心里充满了敬仰。我们大学一年级学过的课文《友谊》，就是从《盲音乐家》一书中摘取的片段，对着原文读老师的译文，那是多么美好的感受啊！喜悦，钦佩，自豪，无形的鞭策与激励！那时候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习好俄语，将来像老师一样，也能从事文学翻译。
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先后教过俄语基础课、俄罗斯文学史、俄罗斯诗歌选读，在老教师的帮助和扶持下，逐渐熟悉业务，业余时间也开始尝试着翻译文学作品。后来有机会到俄罗斯进修一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格外珍贵。我有幸置身于俄语环境当中，听力和会话能力有所长进，更为难得的是，亲眼目睹了俄罗斯人的生活习俗，进一步了解了俄罗斯的风土人情，这对于理解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大有裨益。
我发现俄罗斯人对他们的文化传统高度重视，极为珍惜。在圣彼得堡（当时还叫列宁格勒），在莫斯科，有很多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名人故居，有很多文学家、艺术家的纪念碑、雕像，街道上随处可见白色大理石制作的纪念碑，上面写着某位诗人、作家、画家，或音乐家何年何月在此出生或者在此居住。很多人带着孩子参观博物馆、纪念馆。纪念碑前经常摆放着石竹花。
我翻译过克雷洛夫寓言，在彼得堡夏园瞻仰了这位智慧长者的雕像，雕像基座上许多栩栩如生的动物浮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翻译过普希金的抒情诗，有机会参观彼得堡市郊的皇村中学，自称“苦行僧”的诗人曾在这里的斗室凝神构思，创作诗篇，旁边的夏宫园林有他流连漫步留下的足迹。我去过普斯科夫省米哈伊洛夫斯克，诗人流放北方，在那里曾困居三年。我去过小黑河，那是诗人当年决斗的地方，四周的一草一木都诉说着悲凉。记得1989年6月6日我去莫依卡运河街拜谒诗人故居，那一天正是普希金的诞辰纪念日，庭院里诗人纪念碑四周堆满了鲜花，点燃了许多蜡烛，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高声朗诵普希金的诗歌，此情此景，至今恍如就在眼前……
我发现俄罗斯人喜欢读书、买书、藏书。我的导师格尔曼．瓦西里耶维奇。菲里帕夫先生家里四壁皆书。我认识汉学家孟列夫先生，几次去他家做客，发现他的藏书比菲里帕夫先生还要多。有一次孟列夫先生带我去已故的汉学家彼得罗夫家里，帮助彼得罗夫的夫人整理和清点这位汉学家与中国友人的书信，孟列夫先生告诉我，彼得罗夫先生捐献给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的图书多达两万册。不仅知识分子、学者、教授喜欢读书、藏书，许多普通职员、工人、年轻的学生也都喜欢读书，买书。因此，经典名著多次再版，而且每次的印数都很多，以普希金的三卷集为例，第一次印数为二十五万册，第二次印数高达三百二十五万册，第三次（1985年）印数达到了惊人的一千零七十万册。1988年出版的《丘特切夫诗选》，印数五十万册，《费特诗选》，印数三十万册。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聊斋》，印数十万册。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它生动地表现了俄罗斯人读书成风的热情。
俄罗斯人爱书，常常把他们喜爱的书籍作为礼物送给朋友，这让我受益匪浅。我在俄罗斯买了不少书，但是最珍贵的都是导师和朋友们赠送的，其中有菲里帕夫先生送的《俄罗斯诗歌三世纪》、《诗国漫游》，诗人伽姆扎托夫赠给的诗集《爱之书》，诗人舍甫涅尔赠予的他自己的诗集和《茨维塔耶娃两卷集》，学者利哈乔夫先生送给的《善与美书简》和他的三卷集，还有一个年轻的朋友瓦洛佳跟我学过汉语，送给我科学院出版的四卷本《俄罗斯文学史》，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著作，一旦到手，真是视若珍宝。
我还发现，俄罗斯人热爱大自然，喜欢户外活动，喜欢在郊外别墅休憩，莳弄自己的花圃菜园，喜欢外出旅游，去海滨度假，喜欢去森林采蘑菇，去湖边钓鱼，冬天尤其喜欢去野外滑雪。俄罗斯有许多作家，历来喜欢旅游、打猎，依据他们的经历写成游记、散文和随笔，爱好读书的俄罗斯人读了这样的作品，想必更增加了亲近自然的兴致。 多年接触俄罗斯文学和文化，日久天长，心中形成了挥之不去的俄罗斯情结。阅读和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成了我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当北京师范大学郑海凌先生约我选编一本俄罗斯散文作品集的时候，我的观察和发现自然而然就成了进行选择的依据。
俄罗斯人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既善于纵向继承，汲取前人的创作经验，又善于横向借鉴，从西方欧美文学艺术中吸收营养。在这一方面，普希金堪称典范。他的散文《杰尔查文》、《卡拉姆津》，以及札记中有关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论述，均以简洁准确的文字表达了真知灼见。帕乌斯托夫斯基以擅创作抒情散文驰名文坛，透过他的散文，我们对高尔基、对布宁、对普里什文、对英国作家王尔德，都会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出自他笔下的《临终忏悔》，构思新颖，语言如音乐一般流畅，在特定的场景中凸现了作曲家莫扎特的个性，带给读者美的启迪，美的感受。
诗人看诗人，作家看作家，总有不同于常人的见解，普希金被誉为俄罗斯诗坛的太阳，阿赫玛托娃被称作俄罗斯诗坛的月亮，月亮怎么样看待太阳？她的两篇散文为我们提供了寻求答案的钥匙。高尔基自学成才，斑苔莱耶夫同样自学成才，而后者得到过前辈的提携与扶持，散文《棕褐色斑点》以深情的口吻，具体的细节，表现了晚辈对师长的怀念。
俄罗斯人有读书、爱书的传统，本书选译了高尔基的《读书》，斑苔莱耶夫的《书的重要犹如空气》，邦达列夫的《书籍》，从这些散文中我们可以了解俄罗斯人为什么痴迷于读书。高尔基读了普希金的长诗，曾经记下自己的感受：
“音调悠扬的诗行以节日般的欢乐气氛美化了它们所描述的一切。记住这些句子出奇的容易。这使我觉得幸运，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而欢快，诗句回响，恰似为新生活祝福的钟声。一个人能认字读书——该是多么幸福啊！”
中国古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一个人能从读书中得到快乐时，那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在探求知识的崎岖山路上跋涉与攀登。斑苔莱耶夫在《给玛丽娜的回信》中分析了读书与看电视的区别，指出了不加节制看电视的危害，这些话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当今那些看卡通图像成风、上网游戏成瘾的年轻人，真该听一听这位俄罗斯作家的忠告。
俄罗斯人热爱大自然，出现了一系列描写人与自然的优秀散文作品。屠格涅夫的《森林与草原》写的如诗如画；柯罗连科的《深林在喧嚣》以森林风暴为背景展示俄罗斯农民的坎坷命运；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一年四季》，证明他不愧为“俄罗斯大自然的歌手”；阿斯塔菲耶夫出色地描写了西伯利亚的乡村风光，抒情中融入了作家的忧虑。
由于我自己长期翻译俄罗斯诗歌作品，所以对诗人写的散文格外关注。本书选编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诗人的散文，还从费奥多罗夫的《诗人之梦》文集中选译了几篇回忆童年生活的作品，语言清新，想象丰富，诗人不失赤子之心，真挚的情感分外动人。
邦达列夫的《瞬间》与索洛乌欣的《掌上珠玑》，显然继承了屠格涅夫散文诗的传统，以短小的篇幅，凝练的语言，叙事抒情，渗透哲理，清新隽永，耐人寻味。沃罗宁、纳吉宾、卡扎科夫等几位作家侧重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利金、谢列布罗夫斯卡娅、叶夫多基莫夫，则擅长以略带感伤的笔触，解析人生的艰难处境，表现婚姻家庭关系中人的尴尬、困惑与无奈。利哈乔夫的《善与美书简》谈人生，谈理想，谈修养，分析透彻，鞭辟入里，以理服人，深入浅出，堪称是智慧长者的肺腑之言。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多如恒河沙数。其中只有极少数的精品佳作能够世代流传，这样的作品就是经典。但是，经典从来不是自封的。虽然优秀的诗人与作家都希望借助作品延续他们的生命，作品能否超越时空局限，则不仅仅取决于创作者的主观愿望，而必须经受岁月风雨的冲刷淘洗，有赖于广大读者的筛选抉择。真正的艺术品，刚问世之初，也许默默无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受到赏识。有的作品，一出版就引起轰动，好评如潮，但几年之后，便销声匿迹，再也无人提起。有的文学作品，由于种种原因，一度遭到禁锢，意想不到的是它竟然能穿越死亡地带，经历了多年沉寂之后，有一天竟凤凰涅槃一般闪烁出光彩。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品是作家的孩子，读者是这孩子的保姆，孩子的母亲只有一个，而保姆却可以多到无数。作家赋予作品以生命，作品要永葆艺术青春，则需要无数保姆的关爱与呵护。万千读者的心田乃是文学作品滋长繁荣长盛不衰的沃土。
进入二十一世纪，商品经济大潮如浪涛汹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日益重视物质利益，追求时髦与时尚，快餐式的通俗文学作品盛行，纯文学日趋边缘化，逐渐受到冷落。不过，真正的诗人和作家，从来不会追求轰动效应，他们寻觅的只是艺术上的知音。在这个文化生活方式日趋多元化的时代，阅读也是多元化的：有的人喜欢通俗文学，有的人喜欢纯文学，有的人喜欢中国文学，有的人喜欢外国文学，有的人喜欢西方欧美文学，有的人喜欢俄罗斯文学，打个比方，许多人喜欢“肯德基”、“麦当劳”，很多人仍然喜欢吃饺子，喝“老白干”，我相信，总还有一些人喜欢尝尝“黑面包”，品一品“伏特加”的滋味儿。
为此我选编了这本《俄罗斯散文选集》，其中包括了二十五位俄罗斯作家近百篇散文、散文诗、随笔、札记。读者如果能从中阅读到自己喜欢的作品，引起心理共鸣，体验到审美的愉悦，那我就会感到欣喜和宽慰了。
编选本书得到了前辈师长乌兰汗先生、臧传真先生、刘伦振先生、陈淑贤先生的帮助和支持，张冰、荣洁、李建刚等几位年轻朋友也提供了他们精心选译的作品，我向这些老师和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我还要向高莽先生表示由衷的感激，他为本书的每一位作家都画了肖像，使本书图文并茂，顿时增色。高莽先生已届八十高龄，前不久刚刚动过胆结石手术，身体欠佳，当我打电话向他提出请求时，他非常爽快地予以应允。由于缺乏资料，有三个作家找不到照片，我觉得二十四个人，画了二十一张肖像，可以交稿了。不料高莽老师对我说：“不要留下遗憾，想办法再找一找。”后来，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孔霞蔚编辑协助下，终于找到了需要的相片。高莽先生这种追求完美的精神，令我感动，让我难忘。我觉得，在翻译家兼画家高莽先生心中必定凝聚着挥之不去的俄罗斯情结。
2004年7月12日
于南开大学龙兴里
19至20世纪的俄罗斯文坛。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以普希金为代表的黄金时代。和被誉为俄罗斯文艺复兴的白银时代，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诗人与作家，其中许多人都堪称艺术多面手，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样样有精品。这本由谷羽主编的《光与善的骄子（俄罗斯散文选）》选译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柯、高尔基、布宁、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帕乌斯托夫斯基、纳博科夫、普里什文等著名诗人和作家的名篇佳作．或写景、或抒情、或记事、或评论，有札记，有随笔，有书信．有散文，篇幅长短不一，内容丰富多彩，展现了诗人作家高尚的人文情怀、独立品格与精神追求。
这本由谷羽主编的《光与善的骄子（俄罗斯散文选）》包涵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科、高尔基、布宁、苔菲、普里什文、沃罗宁、邦达列夫等数位俄罗斯作家的数篇散文、散文诗、随笔、札记。读者如果能从中阅读到自己喜欢的作品，引起心理共鸣，体验到审美的愉悦，那就是主编者最大的欣喜和宽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