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宪宗在《沉重的回报》这部新作中，记述的令人伤痛的事例还有许多，有些儿女们的作为，比前边的那两例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诚然，作为文学作品，党宪宗也许是把那些丧尽天良的事例进行了集中编辑，以典型代表的嘴脸向读者展示。但是正如目前在全世界流行的什么“甲型H1N1流感”一样，虽然在引发的数量值上非常少，却让众多的人忧心忡忡，恐慌不安。

《沉重的回报》是作者党宪宗继《沉重的母爱》后的又一力作。该作品把对于社会问题的视觉转移到了儿女这一代人，作者通过数年多次采访，讲述了农民父母为儿女上大学付出沉重的代价后，儿女又是怎样回报父母的故事。其中有对当今社会人们道德缺失的审视和反思，也有对真善美的感人事迹的慨叹，笔触细腻真实，发人深省。

儿子不是龙，是一条忤逆虫

父亲孤独地死了，责任在谁

几子说：妈妈病了，我心疼，十指连心啊

这个穷山沟，我再也不想回来了

儿子对父亲说：不给你的工资卡，我就再

不回这个家了

市长路宏光说：我对得起淮呀

事干得再大，不知道孝敬父母，不如回

家卖红薯

父亲给儿子没有寄出去的七封信

嫂子内疚地对小叔子说：我和孩子欠你的

太多了，下辈子还吧

是我把女儿逼死的

母亲啊母亲，儿子几时才能回报你

儿子不是龙，是一条忤逆虫

王望龙呆呆地站在老槐树下。天下着毛毛细雨，渭北的初春还是一派萧条景象，树木还未发芽。零星的雨点透过干枯的枝权洒落在王望龙的头上，脸上，身上。王望龙脸上的雨水和泪水搅和在一起往下淌，几根稀发贴在头顶，敞开着褪了色的土黄色风衣，衣角被寒风掀了起来，显示出这个站在老槐树下被雨淋着的人不是一般人。

王望龙没有走的意思，我只得从车上下来，取了一把伞给他。他摇摇头没有接，用左手抚摸着裂开了膛的树身，看着看着泪水又涌了出来。王望龙看了看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棵老槐树不知伴随了多少代人，已陪我走过了七十年历程。”

我和王望龙虽说在一个学校上过学，但相差四五级，在学校并不认识，多年后在母校的校庆会上认识了，从此书信往来较多，两个人的关系也就近乎了。王望龙在外省一个科研单位工作，很少回家，这次因为母亲去世了，在家多待了几天，昨天晚上给我来电话，让我今天早晨到村上接他，送他到咸阳机场，然后坐飞机回去。

王望龙的母亲活了八十九岁，今年农历二月初二去世。去世的第二天傍晚，王望龙才赶回来。回到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这个大孝子无从下手，自己也感觉到无话可说。前妻的女儿王华见到父亲，跪在奶奶的灵前大哭，一边哭一边诉说着：“奶奶，我爸回来了，我爸回来了……”王望龙木然地跪在母亲灵堂前，望着灵桌上供奉着的母亲遗像，遗像是母亲前年住院时拍的。按当地风俗，父亲去世已经六十六年了，灵桌上一定要供着父亲的遗像。那时穷乡僻壤哪有照相的，何况父亲是个穷得叮当响的“猴儿王”！母亲的命真苦啊，一辈子守寡，孤苦伶仃，死了还是孤单一人。王望龙想到这里，不由得跪在地上大声号啕起来，号啕到伤心处，把头磕得砰砰响。王华看到父亲难过的样子，哭得更大声了。

晚上的小山村本来就很静，父女俩凄凄惨惨的哭声传到院里，传到巷里，传到四邻。心软的姑姑婶婶们免不了又要掉泪：王婆婆真是太牺惶了！父女俩正哭得不可开交时，管事的村支书发话了：“不要哭了，商量大事吧。”王华先止住哭声，拉起了父亲。支书说：“望龙叔，昨天等你没有等着，我王华姐请来阴阳先生，把埋葬的日子定在二月初八，搁七天，够长的了。我王奶奶一辈子受的苦在咱方圆十里再没有。我王华姐的意思是把事过好，老人家在世就这一回了，现在就等你点头定事呢！”王望龙心里的悲痛还没有转过来，又听支书说母亲受的苦方圆十里再没有，心里更是悲上添悲了。母亲受了这么大的苦，都怪养了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支书说的“定事”，就是要自己往出掏钱。望龙没说话，拿来旅行包，从包里边取出三万元交给女儿王华说：“这是三万元，一切由你和支书商量着办，家乡丧事风俗我不懂，钱不够有我。”

三万元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王华接钱的动作显得缓慢而沉重。她望了望奶奶的遗像，心里说，这三万元算是儿子对母亲的报答了！

夜深了，梁山脚下的王家坡静静地躺在梁山的怀抱里。天地黑得像用墨汁涂抹了似的，北风刮得院子里的干桐树枝呼呼作响。王望龙穿着孝衣，头上缠着孝布，紧挨着母亲的头，坐在母亲生前最爱坐的柳条椅上。按当地风俗，儿女守丧必须跪在地上，谁能跪上几天几夜呢？时间长了，儿女们都坐在铺着谷草的地上。王望龙七十岁的人了，坐也坐不下来。王华特意给父亲搬来奶奶生前坐的椅子，让父亲坐着守丧。王华想，父亲能给奶奶守丧，这已经是奶奶的福分了。

王望龙靠着椅背，两只手交叉在胸前，望着母亲的遗像自言自语地说：“妈，你望子成龙，望子成龙，你儿子成了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这个不孝儿子自走出家门上了大学，几乎没有陪过你一个晚上。你死了，儿子却陪着你。你说话呀，妈妈！你有什么委屈对儿子说呀……”王望龙说着说着泪水又塞满了眼睛。P1－3

在陕西文学界，党宪宗先生可算是“老来红”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他终生致力于诗词创作，无论是古体诗还是现代诗，都一直被读者欣赏。六十岁之后，他又创办了“关雎诗社”，并且出任社长，成员竟有上千人之多。这样的文学社团，也许并不鲜见，但由他主办的《关雎诗刊》，却引起了众多新老诗人词家的关爱。近年来，许多刊物都陷入了运行的艰难，尤其是深受经费问题、稿源问题等的困扰，而《关雎诗刊》这一纯粹的民间社团刊物，每年四期准时出刊，从不间断。该刊立足于陕西省合阳县，稿件却来自全国各地，这就形成了诗词创作的交流，不但使“关雎诗社”的胸怀更博大，而且使《关雎诗刊》声名远扬。由此可见党宪宗的号召力和创造。

我们说党宪宗是“老来红”，更在于他的文学创作的新境界和令人羡慕的新成就。

就在党宪宗的年纪逾越六十岁这个被看成是老年人的门槛时，他不仅没有放缓脚步，反而给自己加压，写出了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沉重的母爱》。是什么原因让他放下了诗词创作，而且还放下了自己经营的宾馆生意，一鼓作气推出了二十多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呢？用党宪宗自己的话说，“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沉重的母爱》确实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全书的题旨和内容，都是对农民供养大学生难的现象的真实记述和描绘。好些年，我们看到多少孩子考上了大学，而父母却为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夜不能眠，有人甚至因此自杀。如果说在城市这都是些偶然事件，那么在经济还普遍落后的农村，艰难的家庭就比比皆是了，其困窘的程度也更加让人触目惊心。

《沉重的母爱》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据说有许多读者在阅读时失声痛哭。《三秦都市报》的一个女记者看了这部书后说，这些年我读了好多书，但从来没有像《沉重的母爱》这本书这样感动得我失声痛哭，而且是痛哭不止。此书单在合阳一个县城就卖出了七千多册。当时的合阳县，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形成了《母爱》热。仅此一点，就可见这部书产生的社会效应之广泛。一时间党宪宗本人也成了诸多新闻媒体关注采访的对象，《半月谈》《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环球人物》等全国几十家报刊，凤凰卫视等十多家电视台以及数百个网站，都对党宪宗进行了专题报道或者是专题访谈。

党宪宗就真是“老来红”了。

用心酸的泪水换得自己的荣誉，这是党宪宗完全始料不及的事。新闻媒体对党宪宗的报道和访谈，实则也是对这一问题的热心关注和呼唤。更难能可贵的是，党宪宗没有于此止步，而是把目光放得更为长远，把既定的命题进一步探究。我们眼前看到的这部书稿叫《沉重的回报》，是《沉重的母爱》的姊妹篇。或者说，把对于社会问题的视觉转移到了儿女这一代人。  父母为儿女上大学付出了沉重的又是至诚的代价，儿女们又该进行怎样的回报？他们的回报不单是学习成绩的优劣，也不仅是毕业后获得了什么样的工作，还应该包括对于亲情的回报，对于父母的感恩，对于父母的终身赡养，还有对于家乡的热爱和支持。

阅读党宪宗的这一纪实文学新作，我们觉得某些儿女的回报比《母爱》的沉重还要沉重，还要让人刻骨铭心。不仅不是顺理成章的回报，简直可以说是人性的严重缺失和基本道德的完全沦丧！一个父亲为了给儿子挣学费，每天晚上都要去山沟里捉蝎子换钱。盼得儿子大学毕业在城里有了份工作，父亲捉蝎子摔到六十米深的深沟里，生命垂危时，儿子却说以后结婚买房子还要家里拿出三十万元钱。卧病在床的父亲哭着说：“你把我背到西安街道上，让汽车轧死，用命给你换钱吧！”儿子和父亲发生了这样的争吵，竟然拿走家里东借西凑的万把元学费一去不返，再也没有回过穷山沟。又是一个儿子上了大学，最后在城里安家立业，已经年迈的父母连在春节和儿子团聚的机会都没有。一连三年除夕之夜，一个问候的电话都成了可怜父母的奢望，这一年也是，一直等到大年初一早晨，也没有等到儿子的电话，后来才知道儿子儿媳带着他们的孩子出外旅游了。这些儿女是否想到苍老孤独的父母的盼儿心呢？

党宪宗在《沉重的回报》这部新作中，记述的令人伤痛的事例还有许多，有些儿女们的作为，比前边的那两例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到了让人不可思议的地步。诚然，作为文学作品，党宪宗也许是把那些丧尽天良的事例进行了集中编辑，以典型代表的嘴脸向读者展示。但是正如目前在全世界流行的什么“甲型H1N1流感”一样，虽然在引发的数量值上非常少，却让众多的人忧心忡忡，恐慌不安。

作家都具有忧患意识，也很注重建树人文情怀。党宪宗在鞭挞丑恶的同时，更珍惜那些美好的儿女温情。一位母亲患了重病，儿子带着未婚妻义无反顾地回到母亲身边，他们也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守护母亲，他们甚至不惜可能丢掉工作；为了把母亲的病治好，儿子四处借钱，他深情地对母亲说：“欠下的债，我来还。你必须幸福地活下去！”在党宪宗的新作里，这样感人的事例尽管不多，无疑却是作为正常人的情感的主流，是文明社会的主导。这些年，我们在报端看到的感人事迹还少吗？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谐、进步，也必然渗透到家庭、社会的细胞里，更多人的灵魂都会得到净化和提升。

党宪宗活得很潇洒，对于人的生存状态有着与众不同的高论。他说：“五十岁的男人最具风采，六十岁的男人最有魅力。”由此可以看出他笑对人生的精神和态度。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乐观的党宪宗，却接连写出了两本“沉重”的书，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多次失声痛哭；在写作的过程中，也经常是泪流满面。我们以为，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的情感波澜，它必然会影响和触发广大读者的道德审视，这也正是此书的警示价值和发人深省的社会意义。

陕西作家群里，党宪宗现象值得关注。他十多年来深入社会最低层，蘸着血和泪写出了震惊全国的沉重系列，不是让读者伤感，而是让读者思考！

贾平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