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看望冰心，总愿自己一个人去，有人约我同往，我就找藉口推脱。有时去了，开始只有我一位客，没多久络绎有客来，我与其他客人略坐片刻，就告辞而退。我愿意跟冰心老人单独对谈。她似乎也很喜欢我这个比她小四十二岁的谈伴。真怀念那些美好的时光，我去了，到离开，始终只有我一个客，吴青和陈恕(冰心的女儿女婿)稍微跟我聊几句后，就管自去忙自己的，于是，阳光斜照进来，只冰心老人，我，还有她的爱猫，沐浴在一派温馨中。
常常跟冰心，谈到我母亲。母亲王永桃出生于1904年，比冰心小四岁。一个作家的“粉丝”(这当然是现在才流行的语汇)，或者说固定的读者群，追踪阅读者，大体而言，都是其同代人，年龄在比作家小五岁或大五岁之间。1919年5月4日那天，冰心(那时学名谢婉莹)所就读的贝满女子中学，母亲所就读的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学生涌上街头，投入时代的洪流。母亲说，那天很累，很兴奋，但人在事件中，却并未预见到，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那时母亲由我爷爷抚养，爷爷是新派人物，当然放任子女参与社会活动。但是母亲的同学里，就有因家庭羁绊不得投入社会而苦闷的。冰心那以后接连发表出“问题小说”，其中一篇《斯人独憔悴》把因家庭羁绊而不得抒发个性投入新潮的青年人的苦闷，鲜明生动地表述出来，一大批同代人读者深受感动。那时候母亲随我爷爷居住在安定门内净土寺胡同，母亲和同窗好友在我爷爷居所花园里讨论完《斯人独憔悴》，心旌摇曳，当时有同窗探听到冰心家在中剪子巷，离净土寺不远，提议前往拜访。后来终于没有去成。母亲1981年至1984年跟我住在北京劲松小区，听说我去海淀拜访冰心，笑道：“倘若我们那时候结伙找到剪子巷，那我就比你见到冰心要早六十几年哩！”我后来读了《斯人独憔悴》，没有一点共鸣，很惊异那样的文笔当时怎么会引出那样的阅读效果。母亲还跟我谈到那段岁月里读过的其他作家作品，她不止一次说到叶圣陶有篇《低能儿》，显然那是她青春阅读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我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读过叶圣陶的这个短篇小说。一位“80后”算得“文艺青年”，他当然知道叶圣陶，也是因为曾在语文课本里接触过，但离开了课文，他就只知道“叶圣陶那不是叶兆言他爷爷吗”。在时光流逝中，许多作家作品就这样逐渐被淡忘。
自从冰心知道母亲是她的热心读者以后，每次我去了，都会问起我母亲，并且回忆起她们曾共同经历过的那些时代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告别的时候，冰心首先让我给我母亲问好，其次才问我妻子和儿子好。回到家里，我会在饭后茶余，向母亲诉说跟冰心见面时聊到的种种。冰心赠予的签名书，母亲常常翻阅。记不得是在哪篇文章里，反正是冰心在美国写出的散文，里面抒发她的乡愁，有一句是怀念北京秋天的万丈沙尘。母亲说这才是至性至情之文。非经过人道不出的。现在人写文章，恐怕会先有个环境保护的大前提，这样的句子出不来的。冰心写这一句时应该是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或附近的疗养院，那里从来都是湖水如镜绿树成荫。
1983年9月17日冰心的来信：
心武同志：
你那封信写的太长了。简直是红豆短篇。请告诉您母亲千万别总惦着那包红豆了，也不必再买来。你忙是我意中事。怎么能责怪你呢？你也太把我看小了。现在你们全家都好吧？孩子一定又上学了？你母亲身体也可以吧？月前给你从邮局(未挂号)寄上散文集一本，不知收到否？吴青现在在英国参观，十月下旬可以回来。问候你母亲！
事情过去二十七年了，我现在读着这封信只是发愣。红豆是怎么回事？从这信来看，应该是母亲让我把一包红豆给冰心送去，而我忙来忙去(那时候我写作欲望正浓酽，大量时间在稿纸上爬格子码字，要么到外地参加“笔会”，那一年还去了趟法国)，竟未送去，于是只好写信给冰心解释，结果写得很长，害得她看着很累，她说成短篇小说了，恐怕是很差的那种短篇小说。红豆，一种就是可以煮粥、做豆沙馅的杂粮，另一种呢，则是不能吃而寄托思念的乔木上结出的艳红的豆子，多用来表达恋人间的爱情，也可以推而广之用来表达友人间的情谊。母亲嘱我给冰心送去的，究竟是用来食补的一大包红小豆，还是用来表达一个读者对作者敬意的生于南国的一小包纪念豆(我那一年去过海南岛似乎带回过装在小口袋里的红豆)？除非吴青那里还存有历年人们写给冰心的信函，从中搜检出我那“红豆短篇”，才能真相大白，我自己是完全失忆了。但无论如何，冰心这封回信是一位作家和她同代读者之间牢不可破的文字缘的见证。
母亲最后的岁月是在祖籍四川度过的。1988年冬她仙逝于成都。1989年2月17日冰心来信：
心武同志：得信痛悉令慈逝世！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尽力工作，是节哀最好的方法。《人民文学》散文专号我准备写关于散文的文字，自荐我最有感情的有篇长散文《南归》，不知你那里有没有我的《冰心文集》三卷？那是三卷：305—322页上的，正是我丧母时之作。不知你看过没有？请节哀并请把你家的住址和电话告诉我。P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