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锡华著的《国学读书札记》分为“书里烟霞”、“平居有思”、“文章得失”三个板块。 “书里烟霞”是读书随笔，探讨与分析众多中国文化名人的人生经历与著述精义，讲述由读书而懂的做人道理，由读书而得的人生智慧，由读书了解到的古人情趣。“平居有思”借古鉴今，是作者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文章得失”包含古人写作经验的透视、当下文坛弊病的评析和古人诗文的解读。

庄锡华著的《国学读书札记》均为近年作者思考所得的书写，有读书思考的收获，有对当前事象思考的心得，有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表达对辞章之学的理解，书中列举的古人事迹大多耳熟能详，一深思，便有别样的收获。

书里烟霞

 说“溺” 

 文人的遗憾

 老子的“自然” 

 关于杀头的事

 自挽联

 欧文洞幽 

 太守为何而乐

 王安石四文读感

 苏轼谈做人之道

 文人笔下的古代官场

 袁宏道说情趣

 《灵岩》中的美女话题

 顶级票友 

 戏说戴名世

 听方苞说犯错与防错

 曾国藩的两副面孔

 鲁迅三题

 金陵怀古 

平居有思

 褒贬之间：关于说话的分寸

 萧衍之失与耳朵的毛病

 听古人论得失

 清议的迷思

 友情漫议

 劝架的智慧

 身体热及其镜鉴

 崇让：也说进与退的道理

 从汤武革命说起

 “麝贿”的启示

 临终之言未必尽善

文章得失

 读书说序

 道德之归，外之为文

 尺牍中的胸怀与情操

 简单的人话——也说文风

 学术之私与学术兼容

 会飞的声音

 诗词中色彩的艺术

 逾矩读诗

附文

 日剧观后 

 戏说陶渊明 

后记

凡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按照明人袁宏道的说法，“人情必有所寄”(袁宏道《致李子髯书》)。“寄”即寄托，实际就是爱好。袁宏道见多识广，对人生有较多的观察，在尺牍中列举了以弈为寄、以色为寄、以技为寄和以文为寄的各式人生。根据他的相关描述，寄的内容有多种价值定位。寄可以是生活的重要支柱，主要指对自己从事专业的坚守与热爱，这是寄值得肯定的方面。儒家先哲，大多有让其精神专注的一生秉持，最高价位即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诸葛亮避居南阳、躬耕陇亩，却以天下为寄，将天时、地利、人和及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熟筹于心，且日夕以管、乐深自策厉，后来遭逢先主刘备，感其至诚，开说大计，指掌之上分剖天下。草庐中的这场对谈被后人誉为确定后来中国历史走向的君臣首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以天下为寄，在寄中属于最高的境界。稍低于此，个人私生活的范围内，寄居间驱动的实例也非常普遍，最典型的便是怡情悦性的消遣。袁宏道性喜山水，山间明月、江上清风，每每让这位诗性的才人感发兴起。“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生公说法石有长老……”(袁宏道《寄同社》)吏部的公文刚一下发，他便匆匆向故乡的朋友报喜，信纸上满溢着修书人的欣悦。米元章爱奇石，被称作“颠”；蒲松龄追捧志怪，一生潦倒，却舍得掏钱买故事，被乡党目为痴人。风雅之士往往都有一两种独特的喜好，而“寄”中亦自能获得快乐，性情得到陶冶与升华。总起来看，有寄的生活才会让人感觉充实。等而下之，若所“寄”之物过于卑微，以致玩物丧志，寄便没了正当性，一扩张、一放大，就成了“溺”。

所谓溺，就是众人认为举措失当，而当事人沉迷其中、难以自拔。袁宏道这位古代的智者，关注“寄”，更警惕“寄”向“溺”的滑落，他分析说：“举世皆以为无益，而吾惑之，至捐性命以殉，是之谓溺。溺者，通人所戒，然亦通人所蔽也。溺于酒者，至于荷锸；溺于书者，至于伐冢；溺于禅者，至于断臂。”(袁宏道《游苏门山百泉记》)细想起来，我觉得袁氏游记中所举三例似乎稍有不伦。刘伶嗜酒，出门让人带了锄头跟随，言明何处醉亡便在何处埋骨，《世说新语》美其名日“任诞”，实际是颓废放荡，属溺的恶例，后世持批评意见的人很多。汉末钟繇为能亲见蔡邕的书艺真迹，掘坟挖墓，让死者不得安宁；僧人慧可为从达摩处求取佛法，立雪、断臂；这样的“溺”虽然令人侧目、惊骇，却仍有优容的余地，与我们所理解、应予全盘否定的“溺”存在出入。不过，我注意的是游记中“通人所戒”与“通人所蔽”一语，它清楚地表明了袁宏道斥溺、祛溺的立场。“通人所戒”较为难得，但也不乏现成的例子。欧阳修写《归田录》说“盖寡好而不为物累者，昔贤之所难也”，而北宋名臣吕蒙正则能超越这样的“物累”。当时有人要送吕蒙正一面据说能够照两百里的镜子，以此结交这位台阁重臣。面对一件稀世宝物，吕蒙正不为所动，说自己的面孔大不过一个碟子，不要浪费了这面能照两百里的铜镜。另一位北宋名臣韩琦受赠一只“表里无纤瑕可指”的玉盏，拒绝不成便酬以百金，平时也极珍爱，一次宴客，被一位粗心的下吏打碎，当事人惊恐万分，韩琦只是淡然一笑，说“物破自有时也”。

在现实生活中溺是文雅的说法，通俗一点就是上瘾。追根寻源，溺其实内生于欲。太史公说：“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苣，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史记·礼书》)司马迁是研究历史的专家，他总结治乱之道，认为礼由人起，圣人设礼是为了制欲。读《史记》中的这段文字，感觉司马迁有点像今日的心理学家。“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人性的弱点被他琢磨得如此深透!司马迁把儒家设礼养欲视为先王的治乱之术，听起来确是别有一番滋味。礼者养也，不养就会越礼，这便应了管仲“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句话。目前社会上也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义和廉是养出来的，不养，就会出轨、就会贪腐，因而有高薪养廉之说。我想，即使此说能够成立，尺度的掌握仍是一个大大的难题。譬如，大老虎们被查抄时，据说家里的金银珠宝多如山积，聚拢起那么多的财物该有多么不易!平日里必是锱铢必较、有利必图、处处伸手，合于河海不择细流的法则，说要养欲，谁能弄清楚这些人有多深的欲壑，要用多少金钱、美女才能将其填满(7

恩格斯说问题的出现总是与解决问题的办法相伴而生，治溺制欲亦复如是。司马迁身后一千多年，宋代理学将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以理制欲的设想，重在自修，感觉更加简便宜行。张载认为人性是一个复杂的组合，可以区分为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认定人欲受气质之性的操弄，气质之性是感性的，为物所役；义理之性则为理性把握、力能役物。贪婪、好色这类恶溺，说到底便是为物所役，陷于其中，予求予取，当事人早已身不由己。拿《水浒》中的西门庆来说，他终日忙忙碌碌，到处寻花问柳，寻求感官的满足，全然成了身体的奴隶。

P3-5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生而有惑，便欲求解，古人要我向方家请益。

问道于盲，焉能指迷？问道于智，智者千虑，经常各说各话、让人莫衷一是。譬如嫂溺，有说应守礼法，不能救；有说礼法可以变通，可以救。文王好色，孔子是之；卫灵公好色，孔子非之。有法不依，法即非法，标准定得那么活，叫人如何决断?一疑未解，又生一疑。由此看来，请益智者虽能得到启发，但最后还要自己做决定，求师问道与思里问道最好能够互相配合，亦学亦思，学，继之以思，才能大大提高处理疑难问题的效率。 好学再加深思，这其实也是圣人、智者的意思。圣人诫我以思，日：学而不思则罔；日：三思而后行。荀子也说：“君子之学，入乎耳，着乎心。”并为人指了一条“思索而通之”的认知门径。这里所谓“着心”，就是指学后还须认真思考，仔细琢磨反复斟酌，提升为理性的自觉——通之。一通百通，便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唐代韩愈信从圣人之说，并有新的生发，认为“行成于思毁于随”，肯定思考是行动获得成功的保证。近年时常琢磨“学而不思则罔”一语，获益良多。大学读书时读到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书上说好，先生也说好，周围的人都在说好，自己也便跟着说好，最后便成了条件反射，一听闻就说好，从没有想一想好在哪里。这几年闲下来了，有时间对自己过往的认知进行反思，一思考便感觉不对：不觉其好。听韩愈的话，求师解惑，耐着性子听专家讲解了半天，也没能说出让我信服的道理来，觉得从此不能再跟着别人随便说好，自己感觉好才说好。再后来，读到王安石给孙正之的信，先贤一言九鼎：“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意思是要学圣人有主见，不能人云亦云。主见从何而来？不就是来自思考吗?思考了，才能将前因后果都想个明白；思考了，才能有行动的自觉，才能体会到生命的自由。王安石信里的这个意思，让我想到早年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从属的存在物。”大师毕竟是大师，开着窗子说亮话，把道理说得那么透彻。人应当有主见，该然而然，不该然不然，是是非非，悉由己定、悉从己出，虽然要消耗不少脑细胞，但这是人的活法。谁不想选择人的活法，谁愿意懵懵懂懂、人云亦云，一生尽看别人的脸色行事？

以上便是本书的著述宗旨，概言之，活着就要思考，活就要活个明白。本书均为近年作者思考所得的书写，有读书思考的收获，有对当前事象思考的心得，有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表达对辞章之学的理解，是好是坏、是浅是深都带着个人的印记，自然也应由个人负责。缘于头绪纷繁且限于篇幅，书序只能择其要者，将相关的思考成果咯加阐述。

首先是明白了不少做人的道理。书中列举的古人事迹大多耳熟能详，一深思，便有别样的收获。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是针对特殊环境中生活的人说的，“功名富贵，早等之浮云；成败利钝，且听之天命。宁为文文山，不为许仲平”(张煌言《答赵廷臣》)。和平年代，生活在小康社会，沧海横流的情形不太常见，更不用说直面生死作如此艰难的选择。但许多做人的原则却是相通的。譬如平居里巷，罕有风雨，以为放纵无碍，其实愈是细微处就愈能见精神，缺少了正义感、不深自检点、不经意间就会滑出人生的常轨。私人空间里的“慎独”，必能转换为公众场合中的“宜处”与“乐处”。欧阳修生活于北宋盛时，平时性格谦和，官运也算亨通，本可以安富尊荣，因为谨记圣人求仁得仁的教训，也便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给高司谏写信，越界承担道义的责任，直斥高为小人，公开向朝廷谏官叫板，将身家性命与进退出处置之脑后，而这已经不是欧阳修第一回“轻肆直言”了。他向朝廷递折，揭发朝中高官的劣迹，与这样的大人物PK，胜算能有几何？难道不十白别人报复？是的，明哲保身、讳言是非，尽管可以苟安，但却不是正人君子的活法。欧阳修胸襟磊落、堂堂正正，为后人竖起了一根做人的标杆。在这里，我特别想到郑燮叮嘱其兄弟时最平常的一句话，口U作：“世道盛则一德尊王，世道偷则不同为恶。”不管环境有多么险恶，一心向善，洁身自好，做人要有基本的人格。

司马光、曾国藩都认为凡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此告诫家里的戚属，决不能沾染上纨绔子弟的恶习。我以为这些话仍可以作为今日富二代、官二代的鉴戒。但我也发现了例外，在明末清初张岱的身上，司马光、曾国藩二人的断论就未能得到验证。张岱生于官宦之家，前半生歌舞升平、吃喝玩乐，后半生遭逢国难，家产荡尽，衣食不继。国变后，一个从不知道吃苦的张岱居然非常迅速地调整好了心态，困守深山，极度贫寒、一意著书。可见不论贫富，只要胸臆间有一条人格的底线，就会在艰难的时刻让人性、良知发出令人钦敬的光芒。拿张岱来说，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永远赢得了后人的厉，下笔不能自休，为文造情的意味较浓。行文冗长拖沓，喜欢堆叠华丽的辞藻，这些问题自己当时也已经有所察觉，也许是有意显示所谓的才情，对此有较多的宽容。书写形式的这些特征其实也与作者那时相对年轻不无关系，年轻使性，偏好宏大叙事，而“大散文”的读者也多半属于青年，写作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予以迎合。出书后，网上有说我的文章胜过当时非常走红的作家某某，我看了只是一笑，断定这只是青年同道未加深思的调侃。不过因为该书内容关涉古时的南京，第一本随笔还曾入列该市书店销售榜的前列，确实给作者带来了一份意外的欣喜。第二本随笔堆叠、拖沓的作风减去了不少，因为卖得好，出版社第一次印了四千，几年后又印了第二版。事先讲好给付稿酬，交出书稿后我也懒得去问销售的情况。

直到写第三本随笔时我才有了较多关于文风的自觉。不再煽情，清楚表达作者的意思后无意加入过多的文饰，注意把作者的心意隐藏于事实的叙述中，而不像之前那样一冲动就抛头露面，直接出来抒情。文风也因此渐向简淡一路走去。我特别记得闻一多谈论孟浩然诗风的话，他说：“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闻一多认为在孟诗这个研究领域里，与其关注孟浩然的诗，不如去研究诗的孟浩然。年纪大了，成熟了，看惯了云卷云舒，心境、文思也许会跟着岁月的流逝淡泊许多。写随笔给我启发的前辈作家还有丰子恺，他的文笔朴实无华，大张旗鼓抒情的事，在他的文章里几乎难以见到，但文章灵巧机智、情趣盎然、寓意隽永。平日里经常感叹：同样五千来个常用的汉字，为什么在大师的手下就像是精心编排过的琴键，随便抚弄，便是一首动听的乐曲？让人好生羡慕!

文字简约也是近年作者写作中较多体会的方面。今人读到的古文大多是前人精选过的佳品，古人惜墨如金，欧阳修“逸马杀犬于道”，千载传诵。前面提到归有光的《寒花葬志》《女二二圹志》，都是极短的短文，可见精短的文章可以有高妙的表达，完全能与大部头的著作并肩，一道接受人们的敬意。现代白话文写作并非例外，照样有文字简约的要求。鲁迅是现代白话文章的大家，他写文章“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看来他也是词林中的“极简主义者”。梁实秋回忆“清华八年”国文老师为他改文章的事，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其中便有省略虚文虚字的“硬转”。听闻之后，我也试着在写作时压缩烦琐的交代，略去虽然、但是、因而、所以，这类前承后启的虚字，“硬转”之后，也觉得文章“朴拙有力”，简明、清爽了许多。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里蕴藏了太多的学问。“五四”之后，白话普及，文体解放，好像人人都能作文了，其实不然。好的文章让人反复回味，不忍释手。像闻一多的学术论文、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殚精竭虑，思想与文字相得益彰，是现代白话文章中的佳品，学其上、仅得其中，写文章当然应当向这样的大师学习。

自1999年结集出版《斜阳旧影》，本书是我的第四本随笔，其间相隔已有十六年，光阴似箭，来不能邀，去不能追，特别是想到欧阳修“言不可恃”的警示，对自己与写作结缘的经历也时常有一些反思。

我出生于苏州近郊的贫寒之家，父母都识字，知道文化对于人生的重要，只是父亲去世得早，母亲生活负担重，难有精力关注我们的学习。自己后来变身为“读书人”，感觉全是机缘巧合。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搞教育改革，识字没多少就安排做作文了，我和同班女同学的两篇习作还被老师贴在橱窗中展览，年纪小不太理解它的意义，作文的内容也早被我忘得干干净净。但自己后来阴差阳错地喜欢写写东西是否受到这件事潜移默化的影响，似乎也说不大清楚。中学读了一年便遇上“文革”，中断了学业。下乡以后，为了谋生，周围有人学木匠、学雕刻，苦苦寻找出路。我呢，也是鬼使神差，居然因为写了几篇通讯报道，被领导看中，在乡里谋得了一个差使，渐渐脱了产，不用再下地干活。这真应了“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这句老话。可见为了生存，人总会有本能的挣扎。后来读大学，作文课成绩好，被学校留下来为领导写简报，明显是受到了重用。不想这厚待后来竟成了我的一场噩梦。学校创建于战争年代，依战时体制运作，一级统驭一级，我写的简报主呈省里领导，学校十分重视，也要一级一级地通关，往往这里修改通过了、那里说不定又要改回去，再顺利的通关，也得有五六个来回，很为难人的。那时自己刚毕业，上学时又一直受到要求进步的劝诱，便时常告诫自己要忍耐。不料心是忍了，身体却甚是不忍，头晕，天旋地转，一动就吐，后来黄的、红的都吐出来了，医生诊断是美尼尔氏综合征。朽木难雕，领导终于失望，让我改了行，孰料因祸得福，中枢失衡的病症也因环境的变换不治而愈。后来到学术期刊当编辑，编辑部学术气氛浓厚，提倡编研结合，我也随缘，写了不少学术文章。年轻时喜欢写散文随笔，此时也捡了起来，写成后陆续被报纸、杂志刊用，拿到样刊、稿酬，心底总会浮起一阵小小的欣喜。直到2001年南下深圳大学任教，一直保持了这样的写作兴趣。

写散文随笔，初时只是自娱，写多了就长了心眼，觉得学术受时势制约，影响不会久远，写人情物态、处世心得、读书体会，内容普适，不受环境阈限，或许能引发更多人的兴趣。想那窦叔向，唐诗中只留了一首《夏夜宿表兄话旧》，诗中的离别之情拨动了多少天涯孤客的心弦，千载而下，仍时时被人提起。每念及此，常常为之十平然心动!但欧阳修不太看好文章的断论也常在耳畔萦绕。欧阳修受命治史，眼见不少古人寄情翰墨，孜孜砭砭，留下等身著作，却经不住岁月的淘洗，不久便百不一存。文字垃圾掩盖了文章本有的光辉，立言未必能够传世。清代书画家郑板桥也深然其说，讲秦始皇焚书，留下千古骂名，殊不知，许多为文造情、虚声矫气、心口不一的所谓文章往往不待人烧，早被人弃如敝屣。古人的警示我是听进去了。但既然身为读书人、以文字为活，也便不能妄自菲薄。我知道“言不可恃”，在欧阳修那里并不是全称判断。好好写、写得好，或许还有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被后来者提起的一线希望。

心念一转，不少古人的作文经验，便时常浮上脑海。韩愈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讲做人是文章的根本，做好了人才有文章的品位。而“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又讲学养、讲积累，养根俟实，加膏增光，当有一个量积质变的过程。归有光称文章乃天地元气，应与天地同流，因其说得太过抽象，一时未能深解。后来读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则稍有会意。柳、归二人都肯定做人与作文的统一，文章合为时而作。人品、见识、胸怀是文章的生命，本于诚心、明于道理、切于实用，正气浩然，必能深入人心，彰显文章本有的力量。明人唐顺之反对剿袭陈说，崇尚“本色文章”，说写文章应当“直据胸臆，信手写出”，虽或疏鲁，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称这“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相反，文坛庸人“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我理解，本色文章应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说心里话、写真实感受，这样的文章与常人生活贴近，平易亲切，多能感人。修身、养气，不是一日之功，但只要有心且坚持着，日久年深，总能体现为进步。这些年我所写的散文随笔，都是读书思考、有了较深感受后的发声，虽然到达不了左右逢源、一唱三叹的境界，但内容还算充实，不敢留下无病呻吟、为文造情的痕迹。至于唐顺之不矫情、说真话的这层意思，我一直将其视为做人的底线，做人真，文如其人，也必不假。

与千古不灭的精神相比，“绳墨布置”的价值自然见轻许多，但文质彬彬，才是文章的化境。结构布局、修辞造句，也一样马虎不得。起头收尾、文字直白、语言简洁，这些都是我较有体会的方面。至于写后细看，简直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书中各篇，写成时看了改、改了看，过程绝不会少于六七遍，成书后反复校读，屈指算来总有十遍之多。这也是从业师那里受了教训、学得的方法。在学校读书时给先生交作业，自以为得意，却被指出了许多错讹，白纸黑字俱在，无法抵赖。不过当时的尴尬换来了事后的反省，先生的认真让我悟得了写文章不能有佞己、附己等先入之见的道理，要用挑剔、批判的眼光反复审读，文字务求准确、贴切、传神，读起来最好能够朗朗上口。 这本读书笔记虽然被我细分为三个板块，其实都可以归属借古鉴今一类，大多是读了前人著述后的体会与观察现实的结合。读书不能代替思考，中国古人讲尽信书、不如无书；叔本华说，看书是看别人的思想，别人的思想是别人在特定情景中的思考，别人的思想不能代替自己的思想。但前人的思考如果能与现实事象相勾连、作比较，则读书中的思考不也因此进入了新的境界，书非死读，而有了务实的品格吗?集中所载均是作者这方面用力后的收获，与读者分享，期盼招徕同好，切磋琢磨，亦可深化书里那些让人感兴趣话题的讨论。

平心而论，这些年自己写文章确是按着梁简文帝的意思向着“且须放荡”一路走去，慢慢积累了一点经验，文章也有进步，而做人则只知道守拙低调，连一向关心我、有心玉成此书付梓的朋友也恨我平日不知炒作，至今头角全无，极愿助我却无从措手。我想鸡吃米、鸭吃谷，各人头上一方福，本性难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违性越分、强不能为能，只会弄巧成拙。幸运的是，拙著得到了学校和科研处领导凤亮老师、启波老师、王瑜老师的肯定与支持，崔福海老师承担了许多事务性工作，写成的书不必藏于深山而终致埋没，这感激自然是刻骨铭心。我是从网上查到本书编辑刘海老师的联系方法后冒昧地将书稿寄给了她，后来真就得到了她有力的推荐，真不知该用什么言语来表达我对她的敬意。

书中的部分内容曾写成文章在《读书》《书屋》《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深圳特区报》发表，也因此时常感念当日曾给予支持的朱竞梅、王斯敏、周玉宁、卫纯、周国和、胡长明、王兆胜、聂双、杨阳等先生，我与这些老师大多无一面之雅，相识的两位亦已暌违多年，此时，极想怀着感激之情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在《来去斋随笔》中，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说人生像是一场表演，那么，落幕时你难道不期待一阵掌声?”蒲柳弱姿、桑榆已迫，到了如我这般日暮天晚的年纪，凡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希冀的吧?行文至此，不免心有戚戚、感触良多。

作者记于深圳福田侨香村

2015年10月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