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理想国(精)/译文经典》(作者柏拉图)对于研究西方哲学而言有很强的启发性，在西方哲学界也是一部经典。

《理想国(精)/译文经典》教你如何思考世界，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人生没有理想，就没有未来，每一个理想国都会在你的心中培植未来、正义和博爱的美好希望。

柏拉图著作的影响（不论好坏）是无法估量的。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是非柏拉图的。

《理想国》（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一般认为是柏拉图盛壮之年写成的，书中广泛探讨了公正、专政、独裁、民主、宗教、文艺、教育、婚姻、男女平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描绘了一幅柏拉图认为的理想的国家。因而，《理想国》不仅是西方第一部完整的政治学著作。而且在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之一。

作者简介：柏拉图(Plato)

英译者简介：保罗·肖里(Paul Shorey)

推介序

译者序

第一卷 老年、财富与公道

第二卷 个人、国家与武士

第三卷 神、诗人和人的天生成分

第四卷 城邦四美德与灵魂三部分

第五卷 共妻、共产与权智的结合

第六卷 哲学家、意见和知识

第七卷 地洞、高等教育与社会服务

第八卷 王制、寡头制与民主制

第九卷 暴君的生活、性格与行为

第十卷 模仿诗人与厄尔的见证

译后记

英汉译名对照表

简易古希腊地图

第一卷老年、财富与公道

昨天，我和格老孔（阿里斯通①的儿子）一起南下到比雷埃夫斯港去向女神②祈祷，同时也盼望能看看比雷埃夫斯的老百姓如何举办他们的庆典，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

我觉得那里的公民的列队游行做得很好，不过，跟色雷斯④的列队游行相比，却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

献上了祷告、看过了表演之后，我们开始走向城中心，忽然波勒玛库斯在老远之外看到我们正急急忙忙地往家的方向走。他差一个童仆朝我们这边奔来，要我们等他。那童仆在我身后扯着我的大长袍，说，波勒玛库斯要我们等一等。

我回过头来问那童仆，他的主人在哪里。

“他就在你身后，正朝着你的方向走过来呢，”他说，“等他一下吧。”

“这么说来，我们就等他吧。”格老孔说。不多久，波勒玛库斯果然到了，随他而来的，还有阿狄曼图（格老孔的弟弟）和尼刻拉图（尼西亚斯的儿子），以及另外一些人。他们显然都是从列队游行那边过来的。

接着波勒玛库斯开腔了，他说：“苏格拉底，你似乎是朝着城中心那个方向走的，而那样会把我们甩掉。”

”你猜得不错。”我说。

“可是你看看我们有几个人？”他说。

“我当然知道。”

“那你就掂量一下，究竟是你们比我们强呢，还是你们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走。”

“是不是还有第三条路（我们说服你，要你觉得你应该让我们走掉）呢？”我问。

“如果我们拒绝听你说话，那你还能说服我们吗？”他说。

“那就没法子了。”格老孔说。

“你们再好好想一想，然后做个决定，反正我们是不听你们的。”

这时候阿狄曼图插嘴说：“难道你们没听说，今天晚上会有一个为向女神献礼而举办的骑马火炬比赛吗？”

“骑马赛？”我问，“这倒是个新鲜主意。他们是怎么个玩法？是骑着马、在马上举着火炬，然后做接力赛？”

“就是那样，波勒玛库斯说，“此外，还有一个很值得看的夜晚赛会。回头吃过晚饭之后，我们就动身①出去看热闹，并且在那里跟很多很多年轻小伙子见面、交谈。所以，你们就留下来，做我们要你们做的事。”

格老孔说：“看来我们是非这么做不可了。”

“好吧，”我说，“既然别无选择，那我们就照着办Ⅱ巴。”  所以我们就跟着他们去波勒玛库斯的家。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吕西阿斯和欧梯德谟斯（他们是波勒玛库斯的兄弟），卡尔西登的塞拉西马柯，培阿尼亚区的卡尔曼提德，以及克利托丰（阿里司托尼姆的儿子）o波勒玛库斯的爸爸凯发卢斯也在家里。

我觉得凯发卢斯比我上次看到他时（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老多了。他坐在一个有很多靠垫的椅子上，头上戴着一只花环，因为他刚刚在他自己的院子里祭拜完毕。所以我们到他家后，就在他身边坐下；那里有好几个座位，恰好围成一个圆圈。

凯发卢斯一看到我，就跟我打招呼，说：“苏格拉底，你不是一位常客。这一阵子，你不大南下来比雷埃夫斯港看我们，这就不对了，因为我如果体力上还能很轻易地北上到城里（应是雅典）去，我们就会去拜访你，而你也不必成群结队地到这儿来。可现在，你就不该隔那么久才跑到这儿来看我们。我一直想告诉你，我自己的身体需要正在衰退，可是对有味对话的兴趣和喜乐却与日俱增②。所以请你不要拒绝和这些年轻人做伴；要把我们的家当作你自己的住所一样，把我们认作你最要好的朋友和最亲密的人。”

“哎呀，凯发卢斯，我当然会喽，同时，我也很高兴跟老年人谈话。就像我们能从走在前面的徒步旅行家那里学到很多有关他们已经走过的路（那也可能是我们将来必须走的路）的知识，我觉得我们必须从老年人那里了解上了年纪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条路是很艰难困苦①的，还是平坦容易的？由于你现在已经进入诗人们所说的老年人的门槛了，我很想从你这里知道你是怎么想这件事的。在整个人生中，老年是不容易承担的吗？还是你有一个自己的看法？”

“苏格拉底，”他说，“我当然会把我自己的感觉告诉你。正像俗话所说，物以类聚，在我们这些老人中间，相同年龄的人也常常会聚集在一起。而在这种聚会中，绝大多数的人是在那里抱怨。他们缅怀已经失去了的年轻时代的欢乐；他们想念当年的酒、女人、宴会以及其他相关的各种乐趣；他们相信，早年的生活是最美好的，可是现在已经说不上有什么生活了，因为生活中最美妙的事物已经被拿走。他们中间有些人埋怨他们自己的朋友和亲戚施加在老年人身上的无礼举动，同时能举出许多令人悲伤的、枯燥冗长的故事，而这些，他们都怪罪自己的年老体衰。P1－4

如果有人想为西方政治哲学课程推荐一张细心策划的、清晰而明确的书单，那么他最初很可能会推荐三本书：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西塞罗①的《论国家》。谢教授很理智地选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必不可少且实用的起点。

希腊的政体植基于一个原则上，即，“人，依他的本性，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对柏拉图同时代的人来说，这一个基本命题自然而然地演变成希腊的城邦——那是一个能让公民过上美好生活的共同架构。这终点站在人性和国家的特色之间创造了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柏拉图认为这种架构基本上是理性的。这一个平衡进一步承认：无论是公民、社团，还是国家，都有合乎道德的本性。

谢教授在语言学方面力求精准的态度使他译品中这一系列基本概念有了可喜的清晰，而这种清晰能使柏拉图的作品直接对那些智力发达、理解力强的敏锐读者产生吸引力。这就使这本译著成为理解和分析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值得赞赏并且令人信服的起点。它同时为诠释相关的东方政治思想开了一个头。换句话说，谢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本政治著作的一个清晰且重要的说明，而推广这本著作不仅合适，并且很有意义。

阿尔贝特·德匹柏②

一九八七年八月，我应台湾同学会邀请，到北京香山饭店参加那一年度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主持开幕典礼，然后由六十位左右(国内国外各三十人)海内外专家学者举行分组讨论。我参加的那组讨论主题是“环保与经济发展”，海外学者的一致结论是：根据先进工业国家的统计报告，任何国家在快速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同时注意环保问题，不然将来得花四五倍经济发展的代价才可望改善被破坏的环境。很遗憾，环保局曲局长说，中国当前只能先顾到经济的飞快发展，环保问题一时还无法考虑。

那次赴京是我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离开上海以来第一次再踏上故土，也是第一次北上首都，心里既兴奋，又惶恐；另一方面，由于我在天津有许多堂兄弟姐妹，而我们已有四十多年没再见过面，因此我赴京之前就写信把行程和心愿告诉他们，希望能在会后抽空去看望他们一次。

会议结束前一天上午十时左右，我正在开会，忽然有服务员通报说外面有人找我，目前正在饭店大客厅里等候。我听到后心里不免有点迷惘，猜不透除去自己亲戚之外，还有谁会知道我正在这里。急忙跑去客厅，趋前定睛一看，才认出来客竟然是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善龄堂弟。他知道我会后要到天津去见他的姐妹和弟弟，而且只能停留一天左右，于是特地连夜搭火车赶来北京先和我见一面，再去天津与他的姐妹及弟弟会合，一起迎接我这个远道而来的稀客，举行大团圆。

我们家上一代共有四个男生，而善龄是二房长子。他十五岁那年就外出谋生。由于没有任何近亲故旧能在他开拓事业的路途上提携他或助他一臂之力，他之能在今天出人头地、荣膺当地煤田地质公司的处长，主掌勘测以及经营管理两方面重务，可完全是凭着自己苦干实干，在专业上有优异出众的才华和表现才争取得来的。像他父亲是上一代四兄弟中最成功的长辈那样，他也是我们这一代事业上最成功的好汉。

会后我赶往天津，见到了二房所有六位堂弟妹与他们活泼可爱、聪明伶俐的下一代(善伟弟带着他八岁大、会背唐诗的森侄特地从滦平县赶来)。吃过一顿其乐融融的热闹晚餐，听过晶晶等侄女唱歌表演之后，丽珍、玲珍、善伟和敏珍等都纷纷回家休息，善龄和我则留在善骏弟家过夜。那时夜深人静，只有善龄和我在床边相依而坐，他从他的手提公事包中拿出一张他珍藏了四十七年的照片给我看，并笑着问我是否还记得当年拍照时的种种情形。

我当然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冬天天气特冷，而我的两个妹妹，月珍和玉珍，一个一岁半，另一个才几个月大，因为发高烧(估计是急性肺炎)，同时因为父亲没钱为她们找医生打针吃药，一星期内先后夭折。我命大，虽然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却侥幸逃过一劫。善龄就在我那两个妹妹走后不久降临人间。那一张照片是他满月时谢家上下三代一齐在上海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拍的全家福。拍照时他正安详地躺在二伯母怀里，估计并不知道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可是我当时已经三岁半了，对所有情况都有深刻印象。

原来在善龄出生前，二伯母已经生过四胎女娃。不幸上面三个都夭折了，只有第四胎，牛年生的丽珍，既美丽、又健康，存活了。三年来，二伯母始终惦记着要为二伯父添个男孩(因为其他三房媳妇都是第一胎就添了男丁）。终于上天不负苦心人，善龄于龙年诞生，于是谢家三代都为二伯父母额首庆贺，认为这是上天赐给一向行善的二伯父母的阳报。

善龄生下来之后，二伯父母助人为善的性格和意志比以往更突出、更坚强了。二伯父在抗战胜利、被其所服务的福安公司从上海调往天津之后，极力协助其他三房兄弟和侄儿谋生。他先后把大房长子善性哥和三房长子善敏哥从上海接到天津，又和远房兄弟松鹤伯伯合资成立一个公司(他把他自己在公司中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抽出百分之十挂在父亲名下)，在上海和台湾之间来往贩卖货物，以便他的幺弟，我的父亲，借着负责购销和监运，能多挣一点钱养家。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鉴于时局太动荡不安，父亲长期在外无法切实照顾我们一家生活(那时候我又多了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同时妈妈还有身孕)，于是他千辛万苦地为我们买了中兴轮大舱的船票，一股脑儿把我们全送去台湾。

这一来，可就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上海时，父亲先在一家洋行里当差，后来转到崇明岛一家木材和药材行工作，每一两个月才回家一饮，而母亲和我就靠他留下的生活费勉强过活。虽然蒙老天冷悯，从来没饿过肚子，但饭桌上除去米饭和蔬菜外，是很少见到鱼和肉的；至于一般中等家庭里常见的买给孩子们的玩具、课外书等等，当然更谈不上了。我平常很瘦，可幸很少生病(也不敢生病)，因为父亲留下的生活费中没有包含医药费或教育费，所以每到小学开学前，母亲免不了总要四处张罗才能缴出我的学费来——然而她从来没有为此说过半句怨言，因为她觉得，为了她孩子的健康成长和读书向上，她可以吃任何苦。

台湾的情况可就不同了。一九四八年的台湾无论在哪方面，相对来说，都比大陆安定有序。由于医药和教育设施相当普及，我们在台湾居住的五个孩子都存活了(当然这跟父亲升任上海总公司在台分公司的经理职务有关)，而且都能靠缴纳小额学费就能进小学、初高中以及上大学读书，我更侥幸获得美国政府给中国学生的奖学金来美国留学，小弟善涛也在十五年后跟着我的脚步出国，并取得化工博士学位。

今天，通过把西方思想史上的垂世名著，柏拉图的《理想国》，用明白易懂的白话文，加上相当齐备的脚注和解释，呈献给国内无数好学向上的青年，我心中很欣慰，因为这一来我履行了一部分当初我学成后回国服务的许诺，二来也告慰我一生中的三位大恩人——当年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成人、殷殷期待我努力向上、出人头地的母亲李如娥(一九一七一一九八五)和帮助我脱离旧生活轨道、跳进新人生天地的二伯父谢松年(一九一○一一九七○)，及二伯母王慧卿(一九一○一一九八二)。这本书就是纪念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