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鸟与奶瓶刷》为夏祖丽女士的自选集，收录作者多年来创作和发表的优秀散文23篇。其创作题材多来自家庭生活、师生互动与社会观察，传达情感清新温润，其温柔笔触描摹人世间的种种般般，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有厚得举不动的爱，有远得看不尽的生，也有近得摸不着的死，有欢喜也有忧烦，有豁达也有焦灼，有开阔也有琐屑。有人世间的冷暖起伏，有生命所应有的刚刚好的温度，更有人生所能遇见的，最美好的相逢。

《天堂鸟与奶瓶刷》是一本描写作者夏祖丽女士在澳洲生活感受的散文集。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眼光为出发点，将自己在澳洲所经历的几十件值得回味的小事情清晰地叙述出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故事涉及了作者在澳洲生活所经历的方方面面，从侧面反映了澳洲独有的宗教文化、社会秩序、饮食习惯、风土人情。

总序 英子不老

序 我的东书房与两书房

熊大爷爱喝下午茶

沙家的老哈利

黄昏怪容

大晰蜴和小野兔

姬儿妈妈的万用袋

艾丝特奶奶的疗伤花圃

我家的锯树奇观

圣诞老人大缺货

轮椅舞人生

屋角掉下来了

布洛瓦大道的圣诞传奇

乔宏物也要够资格

欢乐树上的悲情卡片

疯狂飞车，铁汉柔情

凯利大盗

爱的奇景——墨尔本忠烈祠

魏若比公园

黑钱木偶剧团

比利茶和干面团

袋鼠瓜和奶瓶刷

女学生悬若山失踪谜团

小胖壶和小面饼

小学老师的童话梦

午饭后，湿冷了好几天的天气突然放晴，温暖的阳光和清净的碧空，引诱我走出屋外。对！上山喝下午茶去！开着我的金色车子，直往南郊驶去。

山不高，路不远，蜿蜒起伏的丘陵上铺满了冬绿，山坡上一幢幢别具特色的房子。6月，在墨尔本已是秋末冬初，家家户户升起了火炉，缕缕轻烟点缀在已近尾的金黄秋色里，分外迷人。从车里望出去，缓缓上升的寂寂山路上，只有流动的轻烟一路紧跟着。

我摇下车窗，把山林的青葱和轻烟都收进车里，贪心地吸上几大口。

这座山以喝英国下午茶出名，那些小巧可爱的房子都是一间间茶屋。“亨利八世”“马普尔小姐”“醉鸭子”“巴黎和谈”……这些名字可不是随便取的。像在“亨利八世”里，前后屋廊挂着十六世纪英国的君王亨利八世的画像和事迹：继兄为王，娶嫂为妻，后来又娶多任妻子；弑妻、处死教皇、废止天主教等。不过老板表示，他倒不是为了宣传亨利八世惊世骇俗的行径，而是为了制造气氛，吸引顾客上门。

至于“醉鸭子”，也有个有趣的典故。当年在英国乡下，村民发现池塘里的鸭子个个举止怪异，东倒西歪，胡言乱叫。后来才知道，原来附近一家啤酒厂的酒流到池塘里，让鸭子每天喝得醉醺醺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醉鸭子”。

“醉鸭子”茶屋不但茶泡得好，烧的醉鸭子更是远近驰名。

而我最常去的“马普尔小姐”也有来头，她是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女士笔下最受欢迎的人物。马普尔小姐（其实是个七老八十的老小姐）虽不如克里斯蒂的另一部著名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里的那位侦探那样博学多才，既有权威又具说服力，但她“勤能补拙”，是村子里有名的包打听，村子里发生的鸡毛蒜皮，蛛丝马迹都逃不过这位老太太的法眼。她凭着过人的敏感，旺盛的斗志，协助警方侦破许多棘手的案子。

克里斯蒂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曾在医院药房工作过，因此对毒药有些认识，后来她写侦探小说，正好用上了这方面的知识。她曾随身为考古学家的丈夫旅居叙利亚和伊拉克，她的著名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1934年）及《尼罗河上的惨案》（1937年），充满了非洲的异国风情，与她那四年的生活经验很有关联。

克里斯蒂能在国际上获得极大声誉，似乎应归功于她在小说中善于布局，制造悬疑，迷惑读者，却又不失活泼，不情绪化，还很幽默。这种机智型的写作，很少人能达到。

“马普尔小姐”是幢哥特式的建筑，屋内家具装饰都是依照二十世纪初英国式样定制的。墙上挂满了英国电视剧《马普尔小姐》的剧照。

有趣的是，平常（不是周末）“马普尔小姐”的顾客，以中老年妇女为多，个个看起来眉慈目善，这些人想必也是克里斯蒂的忠实读者吧！

每次我去“马普尔小姐”茶屋，都会挑个靠窗的桌子，点一客他们拿手的火腿乳酪脆饼，就像宣传上说的：“吃了我们的脆饼，您比马普尔小姐还聪明灵光。”

我一边吧唧吧唧嚼着脆饼，一边竖起耳朵接收前后左右婆婆妈妈们传来的东家长、西家短。眼珠子还学马普尔小姐一样骨碌碌地转，幻想着说不定下午荼喝完，可以搜集到什么破案线索呢！

不过，今天我决定选一家没去过的茶屋经历一下。车子转过一个小山坡，一间乡村式的小木屋展现在眼前，长廊上挂的风铃清脆地响着。对！就选这家吧！

我把车停在屋后的树林里，踏着碎石子和落叶上了小屋的长廊楼阶。一推开门，噢！几乎全坐满了。一身原野奇侠打扮的大胡子老板，笑眯眯地把我引到角落唯一空着的桌子说：“您想点些什么？”

“来客奶油松饼，配上一壶伯爵茶吧！”我说。

“点得好！我们的奶油松饼是山上最棒的，那桌的几位大爷每次都点这道点心！”

我顺着他的手势望过去，果然，六位相貌不凡的客人大模大样地坐在那儿呢！三位穿咖啡色外套，另三位穿奶白色外套，头上戴着各式各样的帽子，双手摊在桌上，一副就等着点心上桌大嚼一顿的样子。P1－5

母亲的童年回忆在北京城南游艺园里的那些说书、京韵大鼓、杂耍、变戏法、地方戏里；我们的童年回忆在台北城南川端桥畔夏夜的凉座里，那里也有说书、相声，还有唱歌和蒙古烤肉。

念小学时，每到周末晚上，父母亲就带我们上厦门街那家四川馆吃饭。四个孩子的六口之家，靠两支勤奋的笔，负担不轻，母亲常常说我们是“苦中作乐”。低低矮矮木板搭的四川馆紧靠在铁道边上，每次隆隆的火车一过，木屋就惊天动地摇起来。那一番天摇地动，就像四川馆入门柜台上的那一罐颜色漂亮又好吃的泡菜，也像那跑堂拖得长长的一声地道四川风味的“一碗担——担——面——”一样，让我们觉得新鲜有趣。

吃完晚饭，我们照例到附近的一家“大”文具店逛逛。母亲说：“每个孩子进了文具店，眼睛就会发亮。”我在店里东看看，西摸摸，什么都好。母亲最能看穿孩子的心，她慧黠地笑着说：“好像看看都过瘾似的！”

班上有一半同学的铅笔盒和那里头的文具都比我们的好，但我们不觉得自己非要也有同样的才快乐，父母亲给了我们自由和爱，使我们不觉得匮乏。

不过，每回逛文具店，倒也没空手而回过，小手里总会捏拿着一两支香水铅笔或是一块小橡皮擦什么的。迎着晚风，闻着那俗丽的香水铅笔味儿，我们慢慢地散步回家。

什么叫幸福？现在回想，那种感觉就是幸福吧。幸福，在艰苦的岁月中特别动人！

多年前，有一次和母亲聊天，我提起小时候最羡慕会弹琴的人，常常把床尾高起来的横杠当琴键，自我陶醉地弹上半天。母亲说：“我也做过这种事儿，我有一个老九霞的鞋盒子，盒子里住着我用火柴棒做的小脚儿娘，我常常跟同伴捏着自己的小脚儿娘，哆、哆、哆地走到对方的鞋盒里，展开两‘家’的来往。敲门、开门、让座、倒茶、吃东西、聊天，我们假装成大人，假装成家庭主妇，说的都是大人话，爱说什么说什么，不受限于大人，有意思得很。那时，我常在我们北屋套间里玩小脚儿娘。”

后来她写了一篇《我的童玩》，就写到她的小脚儿娘。那个时代，女孩子自己做的玩具和玩的游戏，常常和学女红或做家事有关，那时的教育多半是在旧式的家庭里自然形成的。母亲写道：“我愿意从记忆中找出我童年的游乐、我的玩具和一去不回的生活。”

母亲晚年用心为孩子写了许多有趣可读的东西。

母亲不但喜欢为孩子们写故事，也给孩子们翻译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高水平的文学作品，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也开始开辟儿童书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末，母亲接近六十岁了，父亲希望我能够多帮帮母亲，于是我辞去原来的工作，到母亲主持的出版社协助编务。我和母亲在台北城南那间小办公室里，面对面工作了十年。那年代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更没有电子书，印刷出版品很蓬勃，尤其是文学和儿童书籍，书市兴旺，只要是好书不怕没人买。母亲编辑点子多，眼光准，又能创新，我们联手编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书，其中有好几本得到文学奖。她总是乐在工作，有时一大早兴致勃勃地进办公室说：“来，咱们好好把这批书做起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先生的工作，我们带着两个孩子，迁居澳大利亚墨尔本。母亲顿失助手，但是她很看得开，不忘叮嘱我出去后多注意介绍国外的儿童读物给国内的小朋友。

当时台湾《民生报》儿童版主编桂文亚，鼓励我多写些文章……一盆水的时候，忽然想到我小时候在雨地光了脚蹚水的快乐，那么孩子只要求一盆水，实在算不得淘气。”

与母亲接触过的人往往会发觉她是个很有童心的人。儿童文学作家桂文亚说的一段话最传神：“林海音先生无论在讨论事情还是谈天时，都常会不自觉流露出天真，这个天真不是造作，是很自然地把她看见的事情描述出来。由于她从小在北京成长，词汇丰富，再加上感觉敏锐，又是一个小说家，所以叙述的过程很活泼，常把生活中平淡的事说得有趣、写得生动，这样的作品也就很接近儿童心灵及趣味。”

北方人常说“自来喜”，我觉得母亲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有一种“自来喜”的味道。

七十六岁那年，母亲写下：“英子的心还是七十六年前的那颗心，把家人和朋友紧紧搂在心上，到老不变。”

七十七岁那年，母亲聆听钢琴家、与她的名字只差二个字的林海为《城南旧事》谱写的一组乐曲，写下了一首略带伤感的回忆童年的小诗：“静静地听，静静地想，回忆我的童年，忽见柳条儿摇曳，柳絮飞扬，柳絮吹向我脸上，鼻孔里刺痒。抚摸着鼻尖，泪珠儿沾湿了我七岁的小手。……我愿在这儿静静地听，向我自己的心诉求：给我一盏七月的莲花灯，提着它，我——去踏冬月的雪，一步一个脚印，踏到明春。……静静地听，静静地听……听到城南的深夜，听到冬阳的早晨。”

七十八岁那年，她许下未来要专注于儿童文学写作的心愿，她说：“我要写我的童玩、我的游伴、我说的话、我读的书、我的小油鸡、我的小疯狗、土地庙的小吃摊、破洋车上老头子塞在我脚下的破棉袄……”可惜这个心愿终因健康因素，半途而废。

2001年12月1日，母亲病逝于台北，享年八十三岁。我在重新阅读她的儿童文学作品时，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喜欢她的文章。因为，她一直是站在孩子这一边的。十三岁失去父亲，仓促结束童年，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的母亲，就像是她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里的英子，那个好奇天真的英子，一直在她的心里，从来没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