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的历史非常久远，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中略）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稀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由此可见，古琴匪特历史幽邃，且在上古之时，实为某种权力之象征。声音之道与政通，彼时也，做为主要乐器的古琴，实际承担着通天人、美教化、厚人伦、移风俗、理精神之作用。
在后世的文献中，古琴之与文人，正如宝剑之与侠客、香茗之与隐者、烈酒之与壮士，文人而无琴，即显得粗糙、不雅致。是以陶令不解音律，却蓄素琴一张；东坡不谙乐谱，终有七弦传世。倘无俞伯牙碎琴之举，谁谙知音之重？若无嵇中散临刑时那一曲绝响，魏晋风流又会减少多少历史的厚度、韧度？
近世以来，国步维艰，西学东侵，愈演愈烈，国将覆、本先颠，礼乐文化，实为华夏之本，西乐在晚清民国的泛滥，以至有志之士亦不得不承认“中乐是不行的，西乐已被肯定了”（蔡元培）、“古琴（只有）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胡适）、“好的古琴曲（只）可以供作音乐学的资料”（赵元任）。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古琴，却在中华琴人的竭力鼓扬下，实现了“中兴”。“琴学式微，亘两百载。晚近世变方亟，而琴运中兴。追踪继美，复有人在。岳云九疑树帜于燕京；南熏情情争长于湘楚；山之东西，既德音、元音一时有两；江之南北，又青溪、广陵、梅庵鼎峙而三。莫不扬风扢雅，含和吐芳”。应该说，古琴在民国危局中的“中兴”，是华夏琴人文化救国的一次尝试，是维系华夏道统于不坠的一次努力。而民国山西的提倡、振兴雅乐运动，尤为当时雅乐复兴、文化救国之一重大关目。
一、民国山西振兴雅乐之背景、过程及意义
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波谲云诡的岁月。辛亥革命虽然一举推翻了爱新觉罗氏王朝，但骤然演变的历史进程并未给人们提供重建文化体系的充足时间。因此，在广大的知识界，人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呈现出很大差异。在诸种思想文化的震荡中，尤以中西文化的碰撞最为剧烈。而中西文化碰撞之极致则显现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紧踵其后的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尤其是文化界引发了地震、海啸似的巨大效应，时至今日，我们仍习惯以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来界划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而很少考虑、关注在“新文化”之外苦苦求索、挣扎的人群，很少去倾听、留意他们的心声。实际上，无论是晚清遗老在沪上的悲凉歌吟，抑或是1927年颐和园昆明池的鱼藻波寒，它们都在向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社会政治的急剧变化，并不代表文化的骤然变更。以突发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文化事件来生硬地切割文化思想的时限，于情理既不合，与事实亦有乖。
1920年，教育部颁布全国的国民学校废除“国文”和文言文教科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教材的命令。这似乎可以看做是新文化运动取得成功的一大标志。然而有趣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仲春，山西太原元音琴社卓然而起。同年秋，以“共扶大雅之轮”为宗旨的全国性古琴雅集晨风庐琴会在上海召开。这几件事情之间说不上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细细寻绎，仍觉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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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天，在山西大学北门的一个小饭店里我第一次见到德恒，出门前的洗漱丝毫掩饰不住他彼时生活的窘迫，头发凌乱，面容狰狞，衣衫褴褛，和想象中温润如玉的读书人形象大相径庭。席间，我一边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人，一边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人生过往、学术见解。老奸巨猾如我，一顿饭下来已经知道我终于无可奈何，又无可避免地认识了一个“书呆子”一他有理想、有才华，对社会运转规则的无知和漠视却又让他进退维谷，所以他孤独、愤怒却不知该如何消解。
其后，我带着德恒去见了我的老师兼挚友，元音琴社的负责人南林旺先生，希望南老师可以给德恒介绍一份谋生的职业，以解他的燃眉之急。这次短暂的会面再次印证了我的判断，南老师直言不讳地告诉德恒，他的思想背负了太重的包袱，需要先打扫干净心灵才能继续前行。就在我本以为这件事就此打住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接到了南老师打来的电话：“晓勇，我把德恒留下了。”话虽不长，但分量极重，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从此，我们的生命交织在一起，二人的聚会变成三人的雅集。
众所周知，元音琴社是民国年间由招鉴芬、孙净尘等几位先生联合创立的旨在弘扬中华雅乐的社团组织，在山西乃至中国琴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深入挖掘元音琴社的历史，不管是对传承古琴文化还是进行古琴史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将共同书写这段历史的那些鲜活的个体集结成册，让琴界来者知晓楷模，戮力传承，是南老师生平一大夙愿。南老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德恒，“书呆子”几乎考虑都没有考虑便一猛子扎进故纸堆，披星戴月、探微索隐，慢慢勾勒民国时期三晋琴学生态和琴人面貌。此后，几乎每次见到南老师，他都喜形于色，“有突破”、“有进展”也成了那段时间南老师的口头禅。这说明德恒做得好，与此同时，他的面容也开始慢慢地转变，他不再愤怒，开始变得温和。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民国山西琴人传》一书于2015年夏季已经初步完成。但命运似乎偏爱和做实事的人开玩笑，7月10日南老师确诊罹患骨癌，他看到了这本书的初稿，却没有机会见证这本书的出版。2015年8月30日22：20南老师驾鹤仙去，我们永远地失去了他，没有道理可讲，又不得不面对。9月3日，在安葬南老师骨灰时，德恒将一册《琴人传》的打印稿垫于墓底，表达他对南老师知遇之恩的永世感念，其情其景，不忍回想。
生活是一场修行，德恒还很年轻，我也远谈不上年老，在行走的路上，总能感到有双眼睛在看护着我们。那是一种再熟悉不过的眼神，严肃而又慈爱，斯人已去，余响犹存，无声胜有声。
现在，欣闻《民国山西琴人传》在我国著名古琴演奏家陈雷激先生的鼎力协助下就要出版了，做为这部作品诞生的见证者和德恒与南老师生活的介入者，德恒嘱我写一篇跋，我无法逃避，只好尽我最大的诚恳写下上面的文字。
是为跋。
王晓勇
2015年11月24日于河西家中
月前，得到负笈山西的学者张德恒先生的著作《民国山西琴人传》的印刷稿，仔细阅读，实为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琴学史著作。山西元音琴社是20世纪中国较早创办的琴社，亦是近代山西创办的第一个古琴社团。我的祖辈顾卓群，父辈顾梅羹、顾国屏也在元音琴社留下了足迹。元音琴社的成立，为当时从全国聚集山西的古琴先辈提供了广阔平台并为山西琴坛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琴社的创立，在山西古琴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深远的里程碑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山西琴人皆与元音琴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元音琴人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占民国山西琴人的绝大多数。本书作者张德恒先生用纪传体的形式，以元音琴社为主线，全面地、历时陛地展现了山西元音琴社近百年的历史发展状况，为民国山西二十六位前辈琴家，一一立传。张先生还在其著作中对七十五位生平不详的民国山西琴坛先辈有所记述，这都为今后琴坛有识之士开展进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书在对元音琴社的发展演变进行探查、梳理的同时也为我们表呈再现了民国山西琴人、琴事、琴艺发展的全幅风貌。
纵观整部著作，作者遵循学术规范，尊重历史文稿内容，客观分析多种资料，对史实资料无不一一进行调研判断，看得出作者对此书的撰著是倾注了一番心血的。这种耐得住寂寞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也是值得钦佩的。这种不想象、不推测，秉笔直书、言必有据地记述琴人的琴学历程，不误导后人并为我们留下真实琴人形象的笔法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表现。
在张德恒先生的著作《民国山西琴人传》行将付梓之际，又欣闻在2013年谷雨时节，经元音琴社再传弟子、山西古琴前辈、著名古琴艺术家李庆中先生及其弟子南林旺等先生的倡导和不懈努力，具有近百年历史、在现代古琴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元音琴社得以复社，真是可喜可贺，双喜临门。祝愿琴社越办越好，不断取得可喜成就，为弘扬三晋琴学继续贡献力量。欢喜赞叹这么多有识之士投身于三晋古琴事业的发展中，我深信，晋地古琴艺术的传承发展必将续写新的辉煌。
顾泽长
2015年10月于沈阳音乐学院寓所
张德恒所著的《山河逸响（民国山西琴人传）》以民国古琴大家为研究目标群，以传统的立传方式，将民国山西古琴艺术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推进。将以前学界涉及较少的山西民国古琴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是一部史料性、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研究专著。
张德恒所著的《山河逸响（民国山西琴人传）》，作者用纪传体的形式，以元音琴社为主线，全面地、历时陛地展现了山西元音琴社近百年的历史发展状况，为民国山西二十六位前辈琴家，一一立传。张先生还在其著作中对七十五位生平不详的民国山西琴坛先辈有所记述，这都为今后琴坛有识之士开展进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书在对元音琴社的发展演变进行探查、梳理的同时也为我们表呈再现了民国山西琴人、琴事、琴艺发展的全幅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