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孔延庚所著的《张伯苓与张彭春/南开故事丛书》生动地描绘了张伯苓和张彭春两兄弟的毕生奋斗历程，真实地记述了南开学校创办和发展中许多感人肺腑的往事，展现了南开学校创始人张伯苓忧国忧民、献身教育的人格魅力，介绍了教育家、外交家、话剧活动家张彭春先生鲜为人知的动人事迹。该书史料丰富，文字朴实，是一部充溢着爱国情怀和精神趣味的传记文学作品。兹编入“南开故事丛书”第一辑。

龙飞、孔延庚所著的《张伯苓与张彭春》生动地描绘了张氏兄弟（张伯苓和张彭春）的毕生奋斗历程。本书共设十六章，主要内容包括：童少年时代、严氏家馆、两次婚姻、国恨家仇、南开诞生、校容和校风、校长和学生、办大学的梦、“巍巍我南开精神”、大校长的气魄、南开大家庭、校长的家、南开生命不中断、张校长七十大寿、重返南开园等。另附张伯苓和张彭春年表。

当之无愧“青年的导师”

第十章

新剧运动的巅峰时期

张彭春陪同梅

兰芳访美演出

访苏演出

第十一章

校长的家

两袖清风

神鬼之能

“西

安事变”

第十二章

日寇炸毁南开

南开生命不中断

六十

三岁像四十三岁

第十三章

大后方的著名学府

“有脑子不用，不如

拿来炒炒吃了!”

不倒翁

“光着身子从

床上跳起来”

生机勃勃的重庆南开

第十四章

南开又屹立在渤海之滨

张校长七十大

寿

伟大的公民

一块向前滚的石头

一脚踹进臭沟里

第十五章

重返南开园

晚景

留下精神遗产

第十六章

永远看着南开的发展

张彭春的圆满句号

张伯苓年表

张彭春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附  录

家事回忆

“张伯苓是咱们天津的宝贝!”

——《张伯苓与张彭春》座谈纪要

后  记

再版后记

1876年清明节。和风吹绿了大地，自然界生机勃勃。一个小生命伴随着春天的到来降临人间。这个婴儿诞生在天津河东的一户人家里，他的出生给全家带来巨大的欢乐。

父亲张久庵已经四十三岁。他的原配夫人胡氏很早便病故，所生子女也都夭折。后来他续娶了杨氏。夫妇俩盼子心切，到处烧香拜佛，祈求上天赐给他们一个孩子。邻居家有两个男孩，一个叫“大柱”，一个叫“二柱”。“柱”的意思是稳稳当当，平平安安，也就是图个长命百岁的吉利意思。那小哥俩长得虎头虎脑，活泼可爱。张久庵夫妇十分疼爱这两个孩子，待他们如同自己的子女。为了让未来的儿女们好生好长，杨氏夫人特地到娘娘宫，在送子娘娘前虔诚地抱回一个泥娃娃，让它随大柱、二柱的顺序排下来，叫“三柱”，盼能招来一群弟妹。

似乎是他们的虔诚感动了上苍，不久杨氏夫人怀孕，生下一个女儿。夫妇俩万分感激神灵的恩赐，让女儿排行第四，取乳名“四柱”。不过张家夫妇的心愿还没完全得到满足，他们盼望再有一个儿子。今天终于得了个又健壮又漂亮的男婴，真是喜从天降！全家人乐得合不上口。张久庵兴致勃勃地给儿子取名寿春（后字伯苓），按家中老传统排行第五，乳名“五柱”。

张家祖籍原是山东，以在运河上贩运粮油杂货为生，后来为了做生意方便，于清朝初年举家迁来天津，在靠近运河口岸的河东，开了一家店铺。

在张家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当年祖先在天津河东的一块荒地上，见到一只猫和一条蛇在搏斗，认为这是“龙虎斗”，所以是块宝地，便将它买下，在这里建起了家园。

店铺叫“协兴号”，取“协力同兴”之意。协兴号专养楠木船，在运河上航运货物，往来于南北各地。这样经过几代人的辛勤经营，买卖越做越大，家境也逐渐殷实起来。

张久庵是个独生子，自幼备受宠爱，从不把功名科举放在眼里。他博学多才，兴趣广泛，喜欢骑马射箭，尤其酷爱音乐，弹拉吹打，样样精通，最擅弹琵琶，久而久之，得了个绰号叫“琵琶张”。每天晚上他都要弹几段，否则就睡不好觉。冬天的夜晚，气候寒冷，家里人将棉被挖两个洞。张久庵坐在热炕上围着被子，从洞口伸出两只手来弹琵琶。看到他的双手冻肿、冻裂，家里人便给他做了一副棉手套，他就将两只手套起来拨弄琴弦。他的这个习惯保持了终生，直到去世。

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张久庵显然不适宜于经商，所以由祖辈经营、兴旺起来的“协兴号”，就在他手中倒闭了。到张伯苓出生时，张家已日渐穷困。

张伯苓自幼聪明过人，父亲很早就教他读书识字。

尽管张久庵安于清贫，但他看着儿女们跟自己一块儿过穷苦日子，看着妻子辛辛苦苦为别人做针线活，心中很不是滋味，不免产生内疚之感，对自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也不无悔愧之意。因此他决心对子女严加教育，让他们学有专长，将来好在社会上有个立足之地。

P4-6

楔子

1898年，“通济”舰驶进威海卫军港，碧蓝色的海水掀起了白色的水翼。

船上的见习驾驶官张伯苓，是一个身材高大、容貌英俊的天津青年。他望着波涛滚滚的海面，望着雄伟壮丽的港湾，望着远方飘扬的刺眼的太阳旗，一股强烈的悲愤在他胸中沸腾。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这位七尺男儿两眼已经湿润……

几年前甲午战争的风云又出现在他眼前：

1894年9月17日，日本海军进犯中国黄海，北洋舰队立即还击，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海战。黄海海面上硝烟蔽日，水柱冲天。中国军舰五艘沉没。尽管将士们拼死力战，重创日舰，但仍不能挽回败局。关键时刻，炮弹用尽，“致远”舰管带邓世昌驾舰撞向敌舰，不幸被鱼雷击中。一声巨响，一代英杰的强国梦随同军舰一起沉人海底……全舰官兵数百人全部壮烈牺牲！

黄海海战失利后，北洋舰队接到李鸿章的命令，退守威海卫军事基地。转年1月，日军海陆两路夹攻威海卫。经过三天战斗，威海卫被攻陷。刘公岛最后一批军舰在绝望中苦战……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拒绝投降，吟诵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服毒殉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中国政府花费巨大财力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作战能力上，都同日本海军相差无几。但由于晚清朝廷的昏庸和腐败，竟在抵御日寇侵略的战役中，打了个大败仗。

今天，张伯苓望着那茫茫大海，心潮澎湃。

滔滔的海水啊，你吞噬了我们多少的骨肉同胞？我们有多少英雄豪杰葬身海底？浪涛冲击着峻峭的岩壁，发出阵阵轰然巨响，仿佛是那些不屈的英魂在怒吼、在呼号。

自从那天以后，威海卫港口就升起了这面该千诅咒万诅咒的太阳旗！然而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到此罢休，在签订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耻辱的《马关条约》之后，列强又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德、法、俄先后强租胶州湾、广州湾和旅顺、大连。英国一见，生怕吃亏，大肆叫嚣“利益均沾”，强租九龙半岛和威海卫。然而威海卫已被日军占据，因此英帝国主义强制日方将威海卫归还中国，然后再由中方转租给英国。

今天“通济”舰载着清朝官员到威海卫，就是来办理接收和转租手续的。

舰船抵达威海卫的当天，港口上空悬挂的那面可憎的膏药旗被撤了下来，升上清政府的龙旗。而到了第二天，在蓝空飘扬的龙旗又被降下，代之而起的是大不列颠帝国的米字旗，它得意忘形地在我国天空狞笑……

张伯苓参加了整个接收和转租仪式，深深体会了两日之内“国帜三易”、祖国山河任人宰割的奇耻大辱。他不禁肝肠寸断。  记得小时候，在一个公园门口，他曾见一名邋里邋遢的清朝士兵，身穿号衣，怀抱一只哈巴狗，因要进入公园，遭到洋人踢打的情景。他既为洋人的飞扬跋扈而愤怒，又为同胞的猥琐懦弱而羞愧……

他还想起在刘公岛上见过两个士兵：一个是英国兵，身材魁梧、军装整齐，脸上流露出一股高傲的神气；另一个是中国兵，个子矮小、脸色憔悴，穿着一件胸前有个“勇”字的破军服，同那个英国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更使他不能忘怀的是，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通济”舰服务的三年中，他见到的那些军官，个个萎靡不振，自暴自弃，没有国家观念，只知道升官发财，成天在赌场和妓院里混日子。

“这样的官兵怎能打仗？！如此下去岂不要亡国？！”

“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但是人的精神不振。要挽救危机，复兴中华，就必须造就新人！”

于是，教育救国的理想，就在这位二十二岁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心中萌生出来。

从威海卫回来，张伯苓毅然离开了海军。

我写张伯苓校长和张彭春教授，说起来很惭愧，过去我对这二位先生一无所知。

1959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分配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当时我很高兴，因为我从小就知道，南开是全国的有名学府！

在校多年，我只模模糊糊听说南开的老校长叫张伯苓，但具体的情况依然一无所知。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南开校友通讯》上，我偶然读到几篇回忆张校长的文章，顿觉眼前一亮，这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啊！我被这个巨人所强烈震撼，产生了一种创作冲动，当即采访了张校长的在津亲属瞿安贵女士，以及几位南开元老——谷源田先生、张镜潭先生、黄钰生先生、侯洛旬先生，写成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投寄北京《传记文学》杂志。杂志编辑马上回信答复采用，并说，像张伯苓这样的人物可以写成大传。于是我便把它列人了创作计划，积极准备。

在搜集资料时，我意外地发现了有关张校长胞弟张彭春的材料。原来这也是一位大才子，只是由于某种原因长期不被提起，其事迹更鲜为人知。我觉得这很不公平，决定把写张校长扩展为写张氏二兄弟。

在浩瀚的资料海洋里，我看到一片散落的明珠，我又惊又喜地将这些闪光的珠子一粒粒、一颗颗搜集起来，然后进行精心的编缀。

在撰写过程中，我曾拜访申泮文院士，就有关问题向申先生请教。南开大学刘焱先生、滕维藻先生、崔国良先生、梁吉生先生，以及马翠官女士，在图书资料上给予了热情帮助。另外，我还参考了多位学者、专家的著作（详见“主要参考书目”），在此一并致谢。

稿子完成后，我将它送到《天津日报》文艺部，以连载形式（1996年1月7日至2月27日）首次问世。这得感谢罗文华、宋曙光二位编辑。

连载刚刚到第五、六期，我便开始陆续接到读者热情洋溢的电话和来信，其中南开校友反应尤其强烈。

作品受到读者如此关注，这在我还是生平第一次。我从事俄苏文学研究工作已有十七年（以前搞外语教学），出版和发表过专业方面的著作十几部、文章几十篇，可是很少收到读者来信。而这部唯一不属于自己专业范围的作品，却得到读者的喜爱，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意外。不过我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是自己写得好，主要是所写人物本身好，再加上题材贴近现实生活，能引起人们（特别是南开人）的兴趣，而且《天津日报》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我的作品正得益于这些客观因素。

在连载期间和连载结束后，读者纷纷要求出书。许多南开校友更是希望能在1996年南开校庆前夕，也是重庆南开中学建校六十周年前夕出书。为回报读者，我尽自己之所能，再次搜寻新资料，再度拜访瞿安贵女士，并举行座谈，广泛听取意见，最后将全稿重新补充修订。就在最紧张的时刻，我接到一个新课题。任务重，时问紧，我只好将这部书稿的结束工作交给我的先生孔延庚。好在我写这部作品时，常常被所写的人与事所激动，不时向他讲述自己的感受，因而他对书稿的内容早就十分熟悉。

由于筹措出版经费颇为周折，因此没能在1996年校庆前出版。今天它终于与读者见面，这里面凝聚了不知多少人的心血！

瞿安贵女士主动热情地将家藏的珍贵史料借我阅读，并在许多方面给予了无私援助。

《天津日报》宋曙光编辑，始终把本书的出版记挂心上，多方奔走，帮助联系出版社。在宋先生的努力下，终于得到百花文艺出版社薛炎文、颜廷奎二位先生的支持。

南开中学校友会十分关心本书的出版，校友会理事长申泮文先生、副理事长罗明镝先生、孙成湖先生、秘书长李溥先生，以及赵伯勋先生，都做了许多工作。

老校友丛林先生不辞辛苦，给予热情帮助。老校友田鹏先生专门写来一份详尽的材料，针对连载文中某些内容做了修正与补充。

南大外文系六位同学——赵薇、张玲、李伟、吴丹、陆华娟、张曼，帮助誊写书稿。

南开校友于安丽先生读了连载后，给《天津日报》寄去二百元，表示愿为此书的出版尽一点力。

南开校友、《经济日报》高级记者和铭先生，得知本书出版经费有困难，慷慨捐赠四百元。

在增订工作中，南开中学、北京南开中学校友会负责人何瑞源先生、南开大学外文系蒋华上主任、南开大学旅游系李维树主任，以及南开校友高达利先生，都给予了大力支持。

对所有给过支持、帮助的前辈和朋友，在此一一鸣谢。另外，特别还要提到，在我的恳请下，瞿安贵女士写成一篇回忆录，首次披露了张校长在家庭生活中许多感人故事。

在我的恳请下，申泮文先生欣然题写了书名。瞿女士的回忆文章和申先生的题写书名，为本书增添了光彩！

总之，这部作品从搜集素材，一直到出版成书的整个过程，我觉得自己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洗礼。诸如：面对那些珍珠般的素材所引发的感触，读者给予的、自己始料未及的厚爱，由于这部作品而结识的一批新朋友的无私帮助。所有这些，使我体会到张伯苓精神、南开精神的崇高、伟大，和它所具有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我相信，只要这种精神存在，我们的民族就大有希望。

龙飞

1996.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