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列车终点》是王安忆的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在我的写作里，特别地突出了文体的挑战，它使文体变成显学。由于先天上的与它有隔阂，就更可客观对待。它并不是我写作的主要部分。有时候，它似乎是作为反证存在，反证出什么不是短篇，而什么是中篇和长篇。由于对文体的自觉性，难免会有匠气，那是伤小说之身的。可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字本个字定下的手工活，到底流露的是真性情；集起来这么一堆，也是一堆真岁月。这就又离开了文本的话题，是渡过我三十年写作的一条河。

《本次列车终点》收录王安忆早期短篇小说十四篇。《本次列车终点》、《墙基》、《庸常之辈》、《野菊花》、《分母》、《停车四分钟的地方》等，王安忆早期短篇小说是她许多积压着的体验和情感找到了出路，重要特点是呈现了个人生活时间里的历史时间。城市生活与乡土风俗同时呈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并肩使用。文字生动，细节扎实，虚实恰当，语言幽默，可读性强。

今天他十七

信任

晚上

本次列车终点

停车四分钟的地方

墙基

庸常之辈

野菊花，野菊花

分母

朋友

军军民民

金灿灿的落叶

绕公社一周

小家伙

一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那伙新疆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

“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到新疆的，有北京人，有福州人，有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象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的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

“小伙子，在上海呆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

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

“调回来了？”

“调回来了。”

“老婆孩子呢？”

“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

“真有决心。”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

“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

“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

陈信不说话，笑笑。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

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的，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地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的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象是水洗过似的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这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

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怦怦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耨，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没有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

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

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还好，她在家里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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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论长道短

短篇小说在我并不是十分适合的体裁，所以当数点排列，发现竟有一百多篇的积累，就感到意外了，不禁要认真检讨写作短篇的经过和得失。漫漫回想，写作短篇小说大约可划分如此一些阶段——第一个阶段，其实是我写作的起步阶段。和很多写作者一样，短篇小说，尤其写儿童的短篇小说，往往是用来做练习，因内容浅近，篇幅轻巧而比较容易掌握。我第一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少年文艺》，六千字数。在第一次写小说的人来说，这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工程，根本顾不上结构、布局，单是要编圆一个故事，就很费周折了。那种三百字一页的格子稿纸，十张三千字，二十张六千字，厚厚的一叠，颇有些份量，相当的成就感了。在写了几篇六千字以内的儿童小说以后，我尝试写作的第一篇所谓成人小说，《雨，沙沙沙》，也是六千字。此时，在六千字内。似乎调停自如：开局，展现，高潮，收蓬，多少有些套路，只是不自知罢了。事实上，这对于我已是个极限，超出这规模，恐怕就不怎么好收拾了。我说《雨，沙沙沙》是成人小说，从文学的角度，小说也许不能分“儿童”与“成人”，但在具体到个人的写作处境中，这个区别还是有意味的。儿童小说中的教育目的不可否认，特别是当我在《儿童时代》杂志社做编辑，去小学校调查、采写、收集意见、组织活动，是我们的日常工作，尽管小说只是业余的写作，但不可避免地，现实的学校生活提供了针对性的主题，这些主题的范围有限，同时和我的个人经验也有一定的距离，从严格意义上说，在我，儿童小说还不能完全算作小说创作，它们更接近于习作。所以，我自己常常是将《雨，沙沙沙》作为我的处女作，虽然它并没有彰显的成绩，而获得全国性奖项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我则是将其归入前写作阶段。也就是说，我的短篇小说第一阶段，是从《雨，沙沙沙》开始，这也是我整个文学生涯的开端。

对六千字篇幅的突破是不自觉中做出，但要细究，还是有原因的。连续发表小说助长了信心，许多积压着的体验和情感顿时找到了出路，一并涌向小说的叙述。说来也奇怪，在那二十几岁的年龄，远没摸到人生的深浅，可却是经验最丰饶的时期，其实是泥沙俱下，而现在，去芜存精。回过头去看那时的小说，难免汗颜，要留到现在写，决不可能写成那个样子。然而，话说回来．现在也许就不会去写它了。那时候的粗糙，鲁莽，自有一股子活力。饱满极了，漫天漫地，伸手一握，就是一捧土，栽出了青苗，杂芜是杂芜，可是生机盎然。就这样，《雨，沙沙沙》之后不久，一口气写下《苦果》，超出了二万字。这一个短篇，更像是中篇，这时候，直到后来真的开始写中篇的时候，对短篇和中篇的结构，也还没到自觉的认识，多是以字数为区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并不以为体例本身有意味。没有自觉也好，那就是自由，完全不受拘束。心中又激荡着情感，有无限要表达的欲望，一篇没结束，下一篇已经催逼上来。在我写作够一本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便生出写中篇小说的野心。与其说是中篇的结构吸引我，不如说是篇幅。对于六千字起家的我，标准中篇的五万字是一具庞然大物，而我生性是贪大贪多，就是这种贪欲让我有了耐心。当你面对一个从未对付过的庞大字数时，首先需要的是耐心。在我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时，这耐心就更长一级。在这表面的吸引之下，是不是还潜伏着一种需求，就是寻找更适合我本性的形式，这形式不止在于体量上的大小，更是在于结构，一个要比短篇小说粗笨结实的结构，因我天生缺乏那种灵巧的专属短篇小说的特质。这有待于漫长的时间和实践，渐渐地去发现。其时，我继续由着性子，写一阵子短篇，写一个中篇，写一阵子短篇，再写一个中篇，却也形成节奏，反映出某种规律，就是在短篇写作中积蓄起能量，在中篇里释放，然后，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在这样貌似自然的交替之中，逐渐产生一种下意识的选择，将比较小的材料交给短篇小说处理，规模大的则留给中篇，以至于长篇。像《战士回家》，《老康回来》，《打一电影名字》等等，多是这些所谓“小”的材料。似乎出于暗中的偏袒，我越来越倾斜中篇，某些小材料，我无意间扩张了作中篇，于是，能够给短篇嚼食的，日趋零碎，并且越来越少，终至没有。《鸠鹊一战》是我挂笔短篇之前的最后一篇，说实在，它还是可以发展成一个中篇，是因为其中的人物是续中篇小说《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延伸过来，旁开一个故事，人物都有前史。因而也有限制，不便强求，到好就收了。自此，打住，是一九八六年初。还有零星几篇，《阿芳的灯》，《洗澡》，都是因邀稿殷切，不得已才写出，就像是短篇小说的余韵似的，再过一两年，一篇也没有了。这就是我所划分的第一阶段吧。

之后的十年，也就是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十年里，我只写中篇和长篇。应当说，中长篇的体例是比较适合我的，我自忖长处是耐力，能够在较长时间里控制节奏，匀速前进。想到前面是漫长的篇幅需要去填满，会生出一种富足的心情，很兴奋。相反，短小的，如短篇小说那样的体量，从开头就可看见结束，倒急躁起来，按捺不住性子。短篇小说需要的是一蹴而就的弹跳力，我却没有，我是有些类似工匠，而且不是巧匠，属砌长城那种粗工。一块一块砌砖，越庞大的体量越让我进入竞技状态。这十年的末尾三年。我可说是连续写作两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其间写了中篇《伤心太平洋》，其后则是《我爱比尔》《姊妹们》。事情已经到了不节制的程度，可谓耗资糜费，真有掏空抽干的感觉，于是，刹那间止住。接下来的一整年没写作小说，只作些整理讲稿的文字工作，就像歇地一样，等待能量再次聚集。将息一年，一九九七年，复又开始小说写作，第一篇是短篇小说《蚌埠》。

其时，心情格外安静和从容，没有一丝强求，每一个字都是自然地舒缓地滋生出来。看起来，短篇小说总是作写作之始，抱小心谨慎的态度，但这一次和上一次又有所不同。上一次的谨慎多少是举足无措，这一次则有意为之，自觉地节制。从题目看，“蚌埠”应是篇大文章，可事实上，我只写了一万字的篇幅，我将这城市当人，为之画一幅像。第二篇短篇小说是《天仙配》，说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要是放手铺陈开来，可作中篇，但我并没有旁生枝节，而是单纯地叙述完毕，不过，是个长短篇，一万五千字。短篇小说的写作，就此又拉开帷幕，带着一点探寻的表情。我对短篇小说有了敬意，也有了兴味，但不等于说我就对它有办法了，我还是自觉得不及。尤其是看刘庆邦，苏童，迟子建的短篇小说，是什么样的神来之笔啊！更知道自己的不相宜，也就因此，更甚于对它好奇，当然我只能后天努力。我发现短篇小说的题材并不止是“短小”，虽然我在“短小”处摸索了很久，比如《聚沙成塔》，《小东西》，《千人一面》，那都是些边角之类的材料，多少是余兴之作，并非我的本意。直到《喜宴》，《开会》，《招工》一批，我方才隐约摸索到路数，我想，短篇小说的材质应是轻盈，这一回，我是真受到它的吸引，但“轻盈”恰是我匮缺的，先天匮缺的，补也补不上来。我的笨重不时要漏出馅来，比如《酒徒》，直奔二万字，而我坚持这是一个短篇小说，我不是说它“轻盈”，而是这故事的材质有一种“枯瘦”，我不能注水。“枯瘦”能不能算短篇小说的特质之一呢？不知道，只知道“枯瘦”也不是我的特质，我是撞上什么算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自此，我没有中断短篇小说写作。在这连贯的写作中，事情并不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我还是想再辟一个阶段。

第三阶段，我以为是从《发廊情话》和《姊妹行》开始的。此阶段，我正视了我在短篇小说上的缺陷，但不是以回避的方式，而是和解，尝试着与短篇小说建立一种两相得宜的关系。这两篇小说我都没有放弃讲述完整的故事，《发廊情话》，我做的是藏匿。将故事限制在固定空间和固定的视角里进行讲述，某部分情节便不得不隐身于未知中，留下揣测的余地。也因此，它更具备诠释的条件，于是，吸引了用功的人们的热情。我私心里却更喜欢《姊妹行》一些，我虽然决定它是短篇小说，但却没有约束自己天性上的拙劲，就是从头道来，所以显现出枝节蔓生的自由自在，篇幅也突破了两万字。迟子建也喜欢《姊妹行》，她说，最后，分田找到水，两人说走就走，看到这一节，她吓一跳，激动起来。这话正说到我心坎上，这个听来的故事搁了有十来年，终于让我决定写成小说，就是因为想像她们俩将婴儿一扔，拔脚就跑的情景，这一情景将两人的面貌描摹出来了。这是不是灵感？不知道，但它大约就属于那种“轻盈”，也大约就是这一笔，让我将故事规定于短篇小说。写作的人，就是这么心有灵犀。《姊妹行》也常常引人发问，为什么不写成中篇小说，我想，它可以写成中篇，但我恰巧将它写成了短篇，一个篇幅较长的短篇。此时，我对篇幅已不那么在意，区别短篇和中篇的，我以为更关键的，是材质。当然，有时候事情确实不那么好分辨，《临淮关》也是骑线，我当它短篇小说写，可是许多选刊将它作中篇选读。我也犹疑着它算不算一个标准的短篇小说，要知道，无论关于写作说出多少道理，临到下笔，多是不自觉，由具体形势所趋。但一些较为明显的错处是清楚的，比如《红光》，其实是一个中篇的结构，因为刻意要写成短篇，难免写得太节约，看起来就枯索了。在此亦可看出一个转向，以往是将小撑大，如今是将大收小，就像手生的匠人做活，会糟蹋材料。上乘的手艺人，从料就看得出是个什么活。爱斯基摩人说的，做活，不过是将多余的部分去掉，难的是不晓得哪是多余，哪是必需的存在。

在这一阶段里，除去自觉认识短篇小说的形式，还有一种行文上收敛的趋势。《长恨歌》可说是我泼洒文字的极致，第一句派生出第二句，第二句派生出第三句，句子的繁殖力特别强，无意中是怀有一股子鲁勇，看什么时候撞南墙。这种行文与我贪婪的天性也是有关系的，其实是滥觞了。任性到头自会返回来．归至平静，加法做完了开始做减法。我写作向来两稿，一遍草稿，一遍誊抄，过去，誊抄时一定会膨胀出来，此时却相反，誊抄时总是在删节。于是，能写短篇的不写成中篇，能在中篇里完成的决不扩张成长篇。这还称不上“锻炼”，而是出于，人生和写作都到了这样一种时期，能辨别什么是赘言了，“锻炼”当是指将要言也压紧密度。可小说说到底就是赘言，太过精确就不成其为小说，成经言了，但这又是必须走过的路程。从这意义上说，我们所写下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习作，都是实验，试着能走多远，走多远就要折回头，折回头又再走多远。回顾每一阶段，都有如此周期，先是不及，后是过之，只有中间一段是恰当的——在第一阶段中，是《人人之间》，《阿跷传略》，《老康回来》；第二阶段中的《喜宴》，《开会》，《招工》；第三阶段还没结束，我以为恰到好处是《黑弄堂》，可隐约觉得将到失足的边缘，已有“锻炼”的危险，稍一偏差，便伤之纤巧了。

短篇小说在我的写作里，特别地突出了文体的挑战，它使文体变成显学。由于先天上我与它有隔阂，就更可客观对待。它并不是我写作的主要部分，有时候，它似乎是作为反证存在，反证出什么不是短篇，而什么是中篇和长篇。由于对文体的自觉性，难免会有匠气，那是伤小说之身的。可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手工活，到底流露的是真性情；集起来这么一堆，也是一堆真岁月。这就又离开了文本的话题，是流过我三十年写作的一条河。

2008年9月21日 上海